2019後，危機後，還是後危機？

文/孫興傑

年末歲初，直新聞推出2019盤點系列。

今天這一篇關於「世界2019」。

文章部分摘要如下。

1、 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了與大蕭條前的人類不平等峰值相當的地步。

2、 2009年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達成的「不打貿易戰」的共識，在2019年變成了泡影。

3、 美國的退出，導致了一個「緊縮的國際體系」。

4、 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浪潮掩蓋了地緣政治的結構，而潮水退去之後，地緣政治斑駁的地表暴露出來了。

5、 在2019年，數字貨幣不再是金融領域中的小眾話題。人類是不是將要進入一個「後央行時代」了呢？

6、 全球主要的財富集中於50個世界級的城市中。

7、 對於」家鄉「的認同在網際網路時代被激活了， 因為距離被消滅了，城市變成了一個超級的多元主義文化的容器。

8、 現在世界是一個社交媒體的「部落時代」，每個人的朋友圈是封閉的，人類有效的社交圈子最多只有150人。

2019年，在歷史上會是怎樣的一年呢？有人說，這是十年來最糟糕的一年，也可能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對於這樣的推測，我們無從得知，甚至十年之後也無法對2019年有個客觀的評判。回顧過去十年，我們也許會發現，2019年我們依然沒有進入後危機時代，還處於危機後的時代，兩三年前的「黑天鵝」事件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的世界觀似乎逐漸跟上了世界的變化，驀然回望，我們似乎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周期的起點上。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十年之間，世界是不是真正消化和消解了危機的後果呢？我們知道，那場百年一遇的大危機讓世界團結起來了，因為有1929年大蕭條的「水晶球」，人們從歷史的慘痛悲劇中吸取了教訓，不能重蹈覆轍。

2009年的G20倫敦峰會，各國領導人承諾不會以鄰為壑，不會打關稅戰和貿易戰，在宏觀經濟上進行協調。到了2013年的時候，美聯儲開始退出量化寬鬆，世界似乎進入了一個後危機的時代。通過全球的合作，躲過了金融危機的狂風巨浪，然而，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原理在於沒有什麼免費的午餐，任何行動都是有成本的，全球性的救市行動的確是避免了類似1929年大危機的暴烈，讓危機變得更加平滑，但是危機的根源並沒有消除，政治經濟失衡的結構依然如故。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不平等，2008年之前的全球不平等程度與1929年大危機前是不相上下的。心理學家基思·佩恩的研究表明，「在現代歷史上，收入不平等在20世紀20年代末達到了最高點，隨之而來的是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大蕭條，直到現在，它都是人類收入不平等的最高點。

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了與大蕭條前的人類不平等峰值相當的地步。」不平等的原因是什麼？資本收益超過勞動的收益，這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金融化和資本化，帶來的越來越明顯的「馬太效應」。在危機爆發之後，各國採取了大規模的救市行動，美國也是如此，扭曲的金融政策，讓金融市場進一步異化，證券持有者從中獲益良多，不但沒有消弭不平等，反而加劇了這種趨勢。

不平等，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最終必然會帶來政治效應。

2016年，被認為是「黑天鵝」的一年，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而在2019年，這兩隻黑天鵝依然吸引了世界的關注，甚至左右世界的邏輯。

特朗普當選其實是不平等的政治效應，《簡斯威爾》這本書反映了在美國銹帶地區小城市的遭遇，這個城市依賴的通用汽車裝配廠在危機之後關門了，經過漫長的等待，這些人最終還是沒有等到裝配廠的重開，昔日的中產階級滑落下來。而以中國汽車玻璃生產商福耀玻璃赴美投資設廠的紀錄片《美國工廠》則將中美兩國產業工人的觀念、文化的差異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

從深層次來說，這是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怎麼緩解產業衰落之後的不平等危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戰略是「再工業化」，讓資本、產業重新回到美國，怎麼實現這個目標？貿易戰。

2009年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達成的「不打貿易戰」的共識，在2019年變成了泡影，貿易戰無疑是2019年全球經濟非常重要的標籤。中美貿易戰在2019年是不斷升級的過程，幾乎涵蓋了全部貿易產品，當然，在12月中旬，雙方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為不斷升級的貿易戰畫上了休止符。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之後表示，總統非常關注美歐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歐洲對美國有1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意味著美國的貿易戰的戰火還會繼續延伸。

2019年，世界貿易的形態發生急劇轉變，特朗普政府的雙邊談判戰略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美日之間的自貿協議已經結束，美墨加貿易協議在年底獲得眾議院的通過，再就是中美之間的第一階段協議，多邊主義在退潮，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構在美國的阻擾下陷入癱瘓。可以說，全球貿易秩序的根基受到巨大的衝擊，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和角色是有限度的，但是它是自由貿易理念的底線和基石。

美國的「退出主義」，從根本來說是大危機在外交戰略上的後遺症，「美國優先」，代表著美國從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退出，有人總結說，這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就是霸權國退出之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原有的秩序難以維持。

美國的退出，導致了一個「緊縮的國際體系」，多邊自由貿易秩序朝著碎片化的雙邊貿易協議轉變，退出《中導條約》之後，全球戰略均衡體系被破壞，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被打破了，軍備競賽重新抬頭。由各方共同努力推動的美朝關係緩和在2019年年末到了一個分水嶺，可能美朝關係不會再回到2017年那樣的極端對抗之中，但是要建立東北亞地區乃至全球的戰略安全的均衡結構，依然道阻且長。

歐洲是二戰以來美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所在，大西洋共同體的裂痕在2019年持續加大，法國和德國領導人意識到歐洲的安全不能依靠美國，但是要建立獨立的歐洲防務機制面臨重重挑戰。歐盟也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是進一步走向整合，還是沿著歐洲原有的裂痕讓歐盟持續鬆散化，英國脫歐已經確定下來，中、東歐國家其實也在進行變相的脫歐，歐盟是包含著歐元區、申根區等比較複雜的體系。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經濟學人》採訪的時候表示說，歐洲要確保自己的主權，在戰略上要視自己為地緣政治的力量。

專欄作家羅伯特·卡根曾經說，二戰後歐洲經歷了地緣政治的坍塌。歐洲的殖民帝國從全球撤退，不再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是關注法治，這與美國的黷武主義是大不相同的，現在地緣政治似乎回來了，當然，馬克龍提出的北約「腦死亡論」並沒有得到歐洲盟友的支持，多數歐洲國家還是依靠北約來提供保護。

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浪潮掩蓋了地緣政治的結構，而潮水退去之後，地緣政治斑駁的地表暴露出來了。2019年，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十年，我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危機帶來的後續衝擊。

「黑天鵝」事件背後是一群「灰犀牛」，社會經濟機構經歷著歷史性的變遷，一些「慢變量」正形成了巨大的勢能，衝擊著既有的認知。從金融危機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再到貨幣危機，進而延伸到社會領域，最終帶來了強烈的政治效應，並且衝擊著全球秩序，「危機後」的連鎖反應可能會有延遲，但是不會被規避。

我們依然在「危機後」的世界中，但是世界並沒有停止，而是加速發展，加速度帶來的不僅是速度感，還有更加「多速」的世界。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說，創新是創造性的破壞。創新或者加速就是不平衡的發展，這似乎是世界發展的一條規律。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貨幣政策變成了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指揮棒，2019年，曾經拯救美國經濟於滯漲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去世了，經歷過經濟風浪的沃爾克對美聯儲受到的政府干預非常震駭。歐洲央行行長換人了，卸任的德拉吉在2013年歐元危機重重的時候說，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歐元。德拉吉的這句話也穩定了歐元，這折射出現代貨幣體系的本質其實就是信用的生產。在2019年，數字貨幣不再是金融領域中的小眾話題，發行數字貨幣將成為趨勢，至於以何種方式出現，尚未有定論。

從貨幣歷史而言，數字貨幣或許是最逼近貨幣本質的，那就是一種虛擬的、跨越時空的信用體系。作為一種信用體系，首要的是安全，也就是任何支付的承諾都是可兌現的，源於歐洲的貨幣體系基本可以說是將市場的權利（Right）和政府代表的權力（Power）融合到一起了，也就是通過稅收、國債這種方式將企業和政府勾連到一起，建立了相對均衡的貨幣體系，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依然難以避免金融和貨幣危機。數字貨幣藉助於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網際網路塑造了新的權力和財富空間，未來的貨幣形態可能不同於當下，是一種去中心化的信用體系。人類是不是將要進入一個「後央行時代」了呢？

在不知不覺中，人類進入了城市化的時代，事實上在金融危機之前，城市人口歷史性的超越了農村人口，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數據，而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居住空間的劇變。人類從聚居到農業時代，再到工業時代，最終進入了一個高密度的城市空間。基於農業時代的理論和觀念正在遭遇城市化的挑戰。城市，本身代表著一種空間的不均衡發展，都市圈、城市群是世界性的發展趨勢，全球主要的財富集中於50個世界級的城市中。城市，不僅是人口和財富的容器，也是人類共同體網絡中的節點，順應人類居住空間的歷史性變局，構建城市治理秩序將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城市時代，無疑是人口、財富、權力等要素的高度集中，然而，城市世界並不是一個同質化的世界，人類有上萬年的農業歷史，在文化基因中殘存著農業時代的記憶。在城市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返祖」的現象，在城市中的人難以擺脫悠悠的「鄉愁」，通信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網絡的發展，讓身處異國他鄉的人能夠與自己的家人、朋友近乎零成本的交流。對於」家鄉「的認同在網際網路時代被激活了， 因為距離被消滅了，城市變成了一個超級的多元主義文化的容器。

身份多元化帶來了身份政治的凸顯，社交媒體的興起毫無疑問消除了身份所有具有的地域性，「同化」變成了幾乎難以完成的事情。社交媒體將整個世界帶到了每個接入到社交網絡的人眼前，可以說，社交媒體是讓世界更加聚合了，還是分離了？

不可否認的是，你沒有辦法說服一個裝睡的人，社交媒體具有強烈的「迴音艙」效應，我們可以說，現在世界是一個社交媒體的「部落時代」，每個人的朋友圈是封閉的，就像羅巴·鄧賓提出的，人類有效的社交圈子最多只有150人，這叫「鄧巴數」。「鄧巴數」並沒有隨著社交媒體網絡的擴展而增加，這是人性中「最慢的變量」。

2019年進一步凸顯了世界的變局，在這種變局之下核心的命題是國家治理，無論已開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治理的難題。技術的發展前所未有地實現了「地球村」的夢想，但並沒有消弭文明的衝突，文明的衝突不是在地區之間，而是在大城市中不同的街區。

全球性的市場網絡變得越來越綿密，但是財富的不平衡卻不斷加劇，「斷層」不僅發生在中東、北非地區，還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由此帶來政治的極化，美國兩黨的投票幾乎是涇渭分明，英國大選之後，蘇格蘭民族黨幾乎將保守黨和工黨趕出了蘇格蘭。

地緣政治在復歸，人不僅是時間的生物，也是空間生物，大國政治、戰略平衡、失敗國家等等概念，證明了冷戰結束之初的「歷史終結論」被終結了。

線性的進步主義觀念遇到了複雜性現實的挑戰，2019年，沒有人在高呼「黑天鵝」，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越來越現實了，從淺薄的樂觀主義走向深沉的現實主義，這是無奈的選擇，又是成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