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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宇華,1985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市,2012年生下女兒梓桐,獨自帶著她在成都生活。
2018年五一,孩子們的幼兒園生活即將結束,為了給即將分開的三個好朋友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我和其他兩位媽媽商量要不要組織一場旅遊。籌劃之際,浩浩媽媽發來了邀請,約我們去馬來西亞玩。
浩浩是梓桐她們幼兒園的好朋友,大班的時候轉校去了馬來西亞,與在吉隆坡工作的浩浩小舅生活在一起。幾位媽媽商量正好藉機考察一下國外的學校,於是一場旅行就此敲定。
逛完馬來西亞各大景點,行程最後兩天,按計劃我們去參觀了浩浩即將要上的國際小學。學校看起來外觀整潔乾淨,和國內的小學並沒有太大區別,不過一進入學校,讓我大為驚訝。
學校裡面到處都比較開闊,草坪也多,高爾夫就是大眾運動,學校足球場是真正的草坪,游泳課是標配。得天獨厚的氣候優勢,讓游泳成為了一年四季都可以進行的活動。
學校的草坪足球場
學校游泳課
此次旅行吉隆坡給我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更讓我難忘的就是馬來西亞的國際學校,想要帶梓桐到國外讀書的想法慢慢開始萌芽。
因為單親媽媽的緣故,我一直儘自己的所能,努力給孩子最好的。為了讓孩子能夠上成都市區名校,我換掉我們原本精裝修的三室一廳,買了這個老破舊的一室一廳,因為這個房子對口市裡數一數二的一所著名小學。
可2018年春節後,這所小學的對口範圍略有調整。為此,我跑了好幾次學校和教育局,得到的答覆都是等待分配。
同小區業主群里幼升小的適齡兒童家長,每天在分享著各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各處撈來的內部消息,據可靠消息說,孩子們多半會分配到附近的另一所小學。
這所小學的教學質量一直不高,校園風氣也不好,我趕緊著手考察心儀的一所私立名校,號稱最好的國際學校。
經我多方打聽後發現,這所國際學校看起來挺上檔次,可它的教學質量比宣傳得差多了,加之學校在郊區,每天接送是個麻煩事兒,我也不可能再去搞套房子,果斷放棄。
接近梓桐幼兒園畢業,我的心越來越涼。是要上這個有名無實的國際學校,還是上那個普通小學?經此吉隆坡之行,倒是給了我一個新的想法:帶梓桐去吉隆坡上學。
在吉隆坡,國際學校貴的一年需要十萬左右,便宜的只要三萬多人民幣,比國內很多私立小學都還要便宜。更重要的是,在這裡留學可以作為通向名校的一個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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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想帶梓桐留學的想法後,我給父母打了一個電話。父親語重心長地說:「你不用擔心我們,有你哥嫂在家照顧,你自己考慮清楚就行,我們從來都左右不了你的決定。」我知道父親話裡有話,還在為當年我未婚生下梓桐耿耿於懷。
2008年,我畢業後應聘到深圳一家世界500強公司,在那裡認識了梓桐爸爸。梓桐爸爸是香港一家公司的高管,和我所在的公司有業務往來。雖然比我年長很多,但文質彬彬,看起來很穩重,而且對我十分貼心。
交往半年後,我意外懷孕了。梓桐爸爸高興極了,對我倍加呵護,還給我買了鑽戒求婚。可一旦提到結婚,梓桐爸爸總是找藉口一拖再拖,我的肚子很快就藏不住了。梓桐爸爸又勸我,等生了孩子再結婚,在香港很多人都是未婚生子。
梓桐的出生,給我帶來無盡的喜悅。可初為人母的幸福感並沒有持續多久,我意外發現梓桐爸爸在香港有家室!被騙的我,為了保留最後一絲尊嚴,執意分手,帶著梓桐從深圳回到四川。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但我一點也不後悔生下梓桐。不管付出多少,我都要給梓桐最好的!
目前國內的學校沒有適合的,倒不如趁早給梓桐辦理留學,早別人一步也早得到一些資源。最近兩三年,我獨立經營著一個母嬰公眾號,收入還不錯。如果去了馬來西亞,我的公號只要能正常運轉,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來源不會被切斷。
另外,陪讀一年後,我可以在當地申請工作。左右權衡,我下定決心要送梓桐去吉隆坡留學。
2018年6月中旬,我聯繫了浩浩媽媽,開始著手入學相關事宜。浩浩媽媽幫我向愛麗國際學校交了報名費後,我開始著手準備所需證件和資料,可其中一項證明難住了我——需要提供家長的結婚證或者離婚證,而我兩項都沒有。
給孩子申請的學校
學校回復單身證明也可以。可等我到了民政局才知道,我國早就取消了單身證明這一項。站在民政局大廳,看著那些剛領離婚證的人,我當時恨不得隨便抓個人領個結婚證,然後再去離婚。
實在沒有辦法,我只能先公證了整個戶口本,因為戶口裡有一欄註明是單身。辦完所需要的資料,眼看愛麗國際學校開學在即,學校的建議是先拿旅遊簽入境,然後再到移民局去換成長期的學生簽和陪讀簽。
2018年8月31日,我選擇了一個吉日,帶著梓桐和兩大箱子行李,踏上了求學之路。沒想到,這趟求學之路遠比想像的艱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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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機後,飛機在太平洋上空飛行4個小時後,我們順利到達了吉隆坡。滿懷著對新生活的期待,我和梓桐在入境處排隊過關。那天正值馬來西亞國慶,又是新總理上台,當天開始全面戒嚴,對每個入境的人都仔細核對。
排了足足一個小時,終於輪到了我們,我把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和簽證護照一股腦全部交給了海關工作人員,她眉頭略皺了一下,示意我去辦公室一趟。因為我英語不好,也沒法詢問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只好帶著梓桐乖乖去了辦公室。
又等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一個會說漢語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她看了資料後問我此行的目的。「去上學!」我如實回答。
「你的簽證不能入境,所以我們要送你回去。等你回去重新辦好了簽證才能入境。」海關工作人員不緊不慢地說。
她的話讓我當場就懵了,這時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是要被遣返了?我手續齊全,為什麼說我的簽證不能入境?我試圖給她解釋,可是根本不管用。
被遣返!梓桐上學怎麼辦?我忙乎了這麼久,好不容易把事情都辦穩妥了,這都到了目的地了,怎麼還要再飛回去呢?我一下子急得失去了理智,對她大吼起來,拉著梓桐就想衝出去。
這時不知道從哪裡突然衝過來幾個工作人員,我被他們帶到辦公室後面的房間裡,梓桐一直拉著我的手緊緊跟著我,我能感覺到她的緊張,但是她一直都沒出聲。
一進去,他們就立馬變了臉,幾個人圍起來對我不再那麼客氣,我的手機被沒收,手被銬在椅子扶手上。我抱著梓桐恐懼失望地哭了一通後,平靜下來,也接受了將被遣返送回國的事實。
房間裡還關著很多和我一樣將被遣返送回各國的人,那些人親眼目睹了我被動粗和辱罵的全過程,有的人看我笑話,有的人露出同情的表情。一位好心的大哥從我身邊經過時,低聲勸我千萬不能跟他們起爭執,乖乖聽話是最安全的。
幾個小時後,他們解開我的手銬,把我和梓桐關進一個髒兮兮的圍欄隔擋里。沒有洗手的地方,廁所也很簡陋,地上鋪著幾張紙板,裡面還有四五個女性。在異國,我內心倍感悲涼。
此刻只要梓桐和我是安全的就好,我隨手拿了幾塊紙板鋪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抱著梓桐側過身,眼角的淚不停地往下流。
聽話懂事的梓桐一直都沒有說話,我想她當時應該害怕極了,可是從小跟著我獨自生活的她很堅強,就這樣靜靜地陪著我,幫我擦眼淚。我抱緊她,心中充滿了內疚和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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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梓桐算是不幸中的萬幸,當天晚上我們就被安排坐上了回國的航班。海關工作人員把我和梓桐親自交給航班工作人員。飛機抵達目的地後,空姐又把我和梓桐以及我們的證件交到我國海關工作人員手裡。
回家後,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從沒受過這樣的屈辱不說,梓桐開學在即,被遣返回國得三個月後才可以再入境。
一落地,我就趕緊聯繫了浩浩媽媽,她聽了我的遭遇後才告訴我,學校一般都是建議申請旅遊簽,入境後再辦理學生簽,雖然這是不合法的,但是這樣入境快。
我當時入境的時候,如果不把學校的通知書拿出來,只拿著我們的旅遊簽告訴海關人員,我們是來旅遊的,也許就能夠順利過關了。
為了趕上入學的時間,不用等待三個月後重新申請,浩浩小舅找人幫我和梓桐聯繫了買關,也就是花錢買通那邊的海關。於是幾天後,我們重新買票又一次踏上求學之路。
飛機即將降落
經過上一次的遭遇,我心中十分忐忑不安。我小心翼翼地把護照交給中國海關的工作人員,他看到我們的遣返章,表情立刻嚴肅起來。
「你們前幾天去了哪裡?」工作人員問我。
「吉隆坡。」我如實回答。
「為什麼被返遣?」
「因為資料不全。」
一頓盤問過後,工作人員要求我錄一個視頻,保證所有責任和後果自己承擔,這才放行。下了飛機後還算順利,根據指示走固定關口。這次,有了前面的打點,海關人員沒有為難,我們直接入境了。
浩浩媽媽接到我後,安排妥當,第二天就帶我們到學校報了名,梓桐總算沒有拉下太多課,可以先入學了。
可我還是一刻不能鬆懈,因為必須抓緊時間申請梓桐的學生簽和我的陪讀簽。而在國內公證的戶口本里雖然有單身一欄,但移民局不認可。
學校代辦簽證的老師多方諮詢後,終於找到解決的辦法:因為單身事實存在,所以可以找律師事務所的宣誓官做一份單身證明。
於是,學校找來宣誓官,我拿到宣誓的內容後有些哭笑不得:脫離父女關係,證明不會因為孩子而導致一系列糾紛。
也對,因為申請的是梓桐的學生簽,而我作為監護人沒有婚姻證明,所以必須保證我一個人可以決定梓桐的選擇。不過只要保證梓桐能在這裡安心上學,宣誓什麼都沒關係。最終,我拿到了單身證明。
資料齊了,學校辦理簽證的老師趕緊拿去向移民局提交,申請辦理學生簽。可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移民局的官員拒收了梓桐的資料,因為那個遣返章。
學生簽申請不了,那就意味著旅遊簽到期後,我和梓桐還是要面臨出境,而且很難在短期內申請新的簽證。
第二個星期,老師又前去移民局提交梓桐的資料,最後碰一次運氣。如果這次還拒收,梓桐就真的上不了學了。謝天謝地,這一次碰到的官員看梓桐資料齊全,就收了。
很快,梓桐的學生簽就辦理了下來,接著,我申請了陪讀簽,也順利辦理下來。
終於可以合法地留在馬來西亞了,這一路走來的艱辛和委屈一下湧上心頭,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頓。
5
我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和梓桐帶著對未來的憧憬開始了新生活,有欣喜,但更多的是緊張和焦慮。
早晨去上學的路上
考慮到梓桐的英語幾乎零基礎,浩浩媽媽把浩浩的英語私教介紹給了我們。好在梓桐的接受能力比較強,到了10月份左右,慢慢地就都跟上了。
但是,梓桐臉上的笑容卻越來越少。我以為那是因為梓桐學習壓力大,環境不適應造成的,但之後發生的一件事,才讓我發現孩子在學校的處境遠不如我想像得那麼好。
2019年4月8日,我去學校接梓桐,遠遠地看見她低垂著頭往外走,一副不開心的樣子。梓桐剛出來,我就驚訝地發現她的腿上竟然有兩小塊青紫的地方,而且看起來並不像碰傷。我心裡湧出一種不好的預感。
「梓桐,你的腿怎麼青了?」我趕緊蹲下來問她。
梓桐的眼眶一下子紅了,眼睛裡噙滿了淚水,低著頭小聲跟我說:「今天老師批評我了,不是我的錯,是羅以婷先動手打我的。」
果然和我擔心的一樣,我看著梓桐委屈的樣子,心都要碎了。我抱住她,輕撫著她的背,溫柔堅定地對她說:「媽媽相信你,我的梓桐是個好孩子!」
梓桐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傷痛,趴在我肩頭嗚嗚地哭了起來。
回家的路上,梓桐心情輕鬆了很多,也向我道出了原委。我才知道,那孩子不是一兩次欺負梓桐了。因為梓桐還不會用英語清楚地向老師表達,所以那孩子總是惡人先告狀。
愛麗國際學校氛圍十分寬鬆,利於孩子個性的發展,但同時就顯得有些秩序欠佳。而馬來西亞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其中馬來人最多,其次是華人。所以孩子們喜歡分幫結派,梓桐始終難以融入。
梓桐就這樣一直忍耐著、討好著,希望有一天大家能接納她。看著梓桐焦慮又孤獨的樣子,我心疼又難過。
第二天放學時,我找了那孩子和他的媽媽。但這之後,梓桐在學校的處境並沒有好起來。同學們孤立梓桐,還時不時地捉弄她。梓桐也變得對周圍的人過度謹慎,有時候很膽小,有時候又充滿敵意。
梓桐在國內倍受歡迎,而在這裡反差太大了。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決定給梓桐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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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方了解,我看中了卓越國際學校,這是一所規模很大的國際學校,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孩子也多,而且管理和制度也更完善。
卓越國際學校有兩個分校,我首先考慮的是市中區的分校。根據馬來西亞規定,學校在哪個區,簽證資料就得在哪個區的移民局審核,可市中區的移民局對我公正的單身證明不認可。最後,我選擇了雪蘭莪州的分校。
學校周邊環境
2019年暑假時,我給卓越國際學校提交了資料和證明材料,一切順利。新學期開始,梓桐入讀了卓越國際學校,第一天去新學校,我心裡忐忑不安。
終於捱到放學了,梓桐一出來,我就按捺不住焦急的心,趕緊上前詢問。梓桐看到我的樣子,咧嘴一笑:「今天,好幾個小朋友主動過來找我玩呢!老師還讓大家多照顧我,多和我玩!」
我長舒一口氣,懸了一天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可是還沒上幾天學,老師就突然把我叫到了學校。看老師的臉色,感覺不是好事。果然,老師一開口就很嚴肅:「今天梓桐把同學推倒了,我們學校不允許任何欺凌。」
原來是一個孩子在梓桐身後不小心撞到了她,而梓桐以為那孩子打她,就重重地推了那孩子一把。
我趕緊給老師解釋:「梓桐在以前的學校被孩子欺負過,所以防衛心理比較強。可能突然的衝撞嚇到了她,本能地自我保護。這也是我們轉校的主要原因。」
老師聽了我的解釋,反倒心疼起梓桐來。經過這件事後,我也放下心來,學校有嚴格的制度,梓桐肯定不會再受欺負。
新學校沒有分幫結派,梓桐也很快交到了好朋友。梓桐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多,我十分慶幸做了給梓桐轉校的決定。
帶梓桐在國外求學,看似光鮮,但只有和我一樣的媽媽們,才能體會獨自在異鄉面對各種困難的心酸,和那內心難以克服的孤獨。雖然我有心理準備,但在孩子生病之後,我依然會有舉目無親的無助感。
2020年1月,新學期開學後,剛上了兩天,梓桐就發起了高燒。我趕緊帶梓桐到市中心的同仁堂,找之前經常給她看病的中醫開了中藥。可是梓桐喝了兩天也不見好,依然發著燒,還咳嗽得越來越厲害。
我想帶梓桐去醫院看看,但醫院手續繁瑣,又因為我英語不好,也怕溝通不暢,所以我每次都去診所,從沒去過醫院。
我給國內一位醫生伯伯打去電話,說明了梓桐的情況,伯伯給梓桐開了藥方,同時告訴了我國內爆發的疫情,讓我注意防護。
我立刻拿著方子去同仁堂抓藥。幸運的是,伯伯的藥起了作用,喝完兩副藥,梓桐的燒徹底退了。但她還有些咳嗽,於是繼續請假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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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新冠病毒已經開始全球蔓延,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大家開始談疫色變,對中國人也開始多少有了一些戒備。
梓桐課外舞蹈班同學的媽媽發來消息,說舞蹈班不讓中國孩子去上課,但本地的孩子,包括華人孩子都可以正常上課。「關鍵我這個假期根本就沒有回國,簡直是赤裸裸的歧視!」她氣憤至極。
很快,歧視找上了我和梓桐。只要我們一出門,本地人都避著我們。從說話的口音和服裝,他們一眼就能分辨出我們是本地華人還是中國人,都躲得遠遠的。
學校還好,沒有一概歧視。但一些家長很有意見,尤其不願意武漢返回的孩子去學校。後來學校聯繫學生家長了解行程後,沒有特殊情況的孩子才允許去學校。
沒過幾天,新加坡疫情升級。每天不知道多少人往來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我們的神經再一次繃緊。
還好雖然馬來西亞有一些新加坡和中國的輸入病例,但此時的馬來西亞沒有大規模爆發。三月初,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大城堡,還舉行了一次上萬教會成員的盛大聚會。
隨著大家繃緊的神經慢慢放鬆,國內的學生也開始被允許上舞蹈班了,可梓桐還沒上幾次課,我聽一個家長說,舞蹈班一個孩子的家長是教會的,已經確診。
我驚恐萬分,質問舞蹈班的老師為什麼沒有給那個孩子停課,為什麼沒有向家長說明情況。我當即向舞蹈班請了假,沒想到舞蹈班的老師反問一句:「那梓桐是不是也不去學校上學了?」
這讓我不禁想起疫情最開始蔓延時,舞蹈班老師對我們的態度。那時候不讓我們上課,現在又不想我們請假。我不想和老師多說,帶著梓桐離開了舞蹈班。
隨後幾天,吉隆坡被感染的人數日益激增。我甚至還聽聞其他學校已經有家長和學生確診的消息。我立馬給梓桐請了一段時間的長假,結果在梓桐請假的第三天,學校就全面停課了,吉隆坡也開始實施管制。
此後,政府管制的越來越嚴,後來一次我開車出去採購時,看見路上有許多背著槍的警察巡邏,很多路口也封閉了,沒有特殊的事情只能在本區域活動。
如今,我和梓桐已經在家呆了一個多月。馬來西亞的疫情有所減輕,但鄰國新加坡的確診人數卻突然暴增,所以我們還是沒有放鬆,家人和朋友們也都發來了鼓勵和祝福。
本來四月有兩周的短假,我們準備回國,但現在只能期盼暑假能恢復正常。偶爾,我也會想,這一路走得是否正確,但開弓已經沒有了回頭路,值得慶幸的是,目前梓桐在國外適應得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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