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沒來學校看過我，沒來過信，也沒委託什麼人捎來過東西。母親的形象，就像在鏡頭裡不斷被推遠的雕塑，遠得像個黑點。偶爾思念她的時候，那個黑點會亮一下，然後又墜入無邊的黑暗。那個叫大埠子的村莊，仿佛囚禁了母親，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狀態，根本沒有力氣去解救她。
手機來電。來電人的名字顯示只有一個字，「娘」。
我用手機二十多年了，母親打來的電話不超過五次。她換了號碼，也不會告訴我。每每打開通訊錄，看到「娘」這個字眼，會猜測她的號碼會不會又因為欠費或者別的什麼原因失效，變成了別人的號碼。
母親的新手機號，總是妹妹轉給我。這些年，母親的手機號更新了好幾次，但每次更新後，都不會打過去驗證一下那邊接電話的是否是她。
總聽人說，手機拉近了人的距離，可我一直覺得，母親一直在遠方，離我很遠很遠。我們之間，隔著長長的大路，隔著漫天的大霧。
這次母親打來電話，說村子裡鄰居的孩子得了絕症，在北京住院，問我認不認識什麼「大老闆」，能不能給資助點住院費。
我又急又氣，急的是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大老闆」，就算是認識，也根本不可能跟人開口要錢。氣的是，母親好不容易打一次電話，說的事情和我們母子無關。
我們的家，在我童年時就已破碎。父親去世後不到一年，母親改嫁。在漫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認為，母親是因為對我失望透頂才離開的。
記憶里清晰地記得，有一天晚上，母親和我從村南姥姥的家回村北我們的家，姥姥送母親。鄉村夜晚的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土路上，路兩邊的樹因為過於高大而顯得有些陰森，姥姥對母親說：「看看你背後這孩子，一輩子沒出息的樣。」我在後面幾米，但還是聽到了。我希望母親能反駁一下姥姥，但母親只是嘆了口氣。
青少年時代，我一直用十分理想化的思維去想像母親的生存，比如大家族裡，人人都願意幫助她撫養孩子，農忙的時候可以幫她分擔勞動。
正是這種錯覺，使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誤會著母親，再加上來自周邊的仇恨教育，讓我想到母親就把自己陷進絕望當中。
一直等到很久以後，我才慢慢理解，母親改嫁，並非很多人想得那麼簡單。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家族內部，因為諸多至今未解的原因，她常和其他長輩、同輩發生激烈的爭吵，有時還未免動起手來。一定程度上說，她也是迫於無奈而走。
等我長大成人，也掉進家族的泥潭左右拔不出腳的時候，才能更真切地體會到母親當年的艱難。
我的年少無知，讓母親在家族裡的境遇雪上加霜。
有一次，我點燃了爺爺家的草垛。爺爺家的屋外，緊挨著牆根，有一個巨大的草垛，每每路過它時，就會產生些奇異的想法，比如忍不住想要知道，火苗會不會從它的中間穿過，燒出一個通道，我可不可以從這個通道爬過去，穿越到另外一個世界。
想著想著，好奇心就強烈起來。終於在一天下午，我顫抖著手划著了火柴，點燃了那個草垛。一根渺小的、不起眼的火柴，在與麥草接觸之後，竟然會發生那麼大的反應。
先是小範圍地燃燒，等到我因驚懼而目瞪口呆的時候，火苗已經不可控地變成火球，後又放大為惡魔般的火勢。漂亮的通道沒出現，我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逃之夭夭。
此後如何收場，我腦中一片空白，我失憶了。
母親沒有打我罵我，只是幾天之後跟我說：「去你爺爺家看看吧。」
我沉默不語。
母親說：「沒事的，你是小孩子，如果有人打你，我去找他們。」
有了這個承諾，我邁著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爺爺家。
爺爺家的門口，是怎樣一個災難性的畫面啊，整個草垛變成了一堆灰燼，地面上是草灰與灰黑色的水汪，房屋的土牆壁，被熏燒得一片烏黑。每一個看到我的人，都默默轉過身去，眼神讓人戰慄。
有個叔叔走了過來，冷著臉對我說：「你知不知道，就差一點，你把這一排房子全燒了。」那排泥坯草房，是父親帶著五個兄弟花了一個夏天建起來的。
我站在草灰邊上，宛若站在世界盡頭，想要放聲大哭，卻哭不出聲音，哭不出眼淚。生命里仿佛有些東西，伴隨著這草垛一起燃燒掉了。
還有一次，是我偷了母親的錢。
大約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在午睡的當口，帶著最好的朋友，來到了村裡的供銷社，掏出五元面值的人民幣，來買水果硬糖—請客。在同學們羨慕的眼光里，沾沾自喜。
沒想到，供銷社的老頭，在我們剛剛返回學校後，就去家裡跟我母親告了狀。那張五元面值的人民幣，對於孩子來說，是一筆巨款，對於一個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錢。
我把母親的三十五元都藏了起來，藏在客廳桌子的抽屜底下。偷藏的動機是，可以花掉這筆錢，買一個孩子所有想要買的東西。但我並不知道，這三十五元錢是母親所有的存款，我們家的家底子。
失去這筆錢的母親哭泣了三四天，她哭得越傷心，我就越不敢承認自己拿了這筆錢。
母親問我：「到底是誰偷了我的錢？到底是誰？」
直到供銷社老頭告發了我，我心裡才一塊石頭落了地——找回還沒被花掉的三十塊，母親可以不哭了。
許多年後我才明白這個事情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母親因為這件事情，和大家庭里的許多人吵了架，她覺得是別的什麼人偷了這筆錢，卻沒想到「家賊難防」。
我一直覺得，是因為這件事，母親對我徹底失望了——這件事給我帶來的內疚感，遠遠超過其他一切事件加在一起對我造成的創傷。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敢和母親談這件事情。
母親，不知道您是否已經原諒了我，如果是，請告訴我。
我隨爺爺的整個家族遷往縣城之後，徹底和母親失去了聯繫。大約有七八年的時間，我們之間音訊皆無。
是真的音訊皆無。母親沒來學校看過我，沒來過信，也沒委託什麼人捎來過東西。母親的形象，就像在鏡頭裡不斷被推遠的雕塑，遠得像個黑點。偶爾思念她的時候，那個黑點會亮一下，然後又墜入無邊的黑暗。
那個叫大埠子的村莊，仿佛囚禁了母親，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狀態，根本沒有力氣去解救她。
一九九二年，我十八歲，在街道的一家工廠打工。突然有個人找到我，說母親要來看我，捎了口信問我想要買什麼東西，母親可以買來當禮物送我。
母親可能覺得，十八歲是成年人了，她想要來和我確認一下母子關係。
沒有多少人在見到母親時會尷尬，可我見到母親時卻手足無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時那個愛闖禍的孩子的模樣。
這次見到的母親，表情很溫和，小時候那個面部肌肉緊張、表情焦慮的她消失了。不知道她是怎麼磨鍊出來的。
我跟母親要了一輛自行車。一輛變速自行車，那個時代男生們都夢寐以求的大玩具。
母親帶我去縣城十字街口的自行車店，我選，她付錢。真開心，那輛車三百多塊錢，我三個月的工資，母親幫我付了這筆錢。我覺得母親真有錢，我真是個幸運的孩子，我們兩個，都顯得挺自豪的。
騎上新組裝好的自行車，我一溜煙地消失了，忘了有沒有和母親告別，但母親那溫暖的笑臉，卻深深印在了我心裡。
後來，我騎著這輛自行車追到了女朋友，再後來，這個女朋友變成了妻子。
所以，要謝謝母親。她用很少的花費，間接地幫我成了家。
我和母親的聯繫，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最長有七八年不聯繫，常見的是兩三年不聯繫。
最近這些年好多了，每年春節，當我們一家四口出現在大埠子三叔家，準備去給父親上墳的時候，我都會見到母親一面，長則半個小時，短則幾分鐘、十幾分鐘。
在那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母親伸著手招呼著她的孫子、孫女，和她的兒媳婦熱絡地聊著天，兩人不時地笑，我在旁邊給他們拍照，親熱得宛若別的家庭，好像這些年沒怎麼分開過一樣。
但當只剩下我和母親的時候，場面就冷清了下來。母親會說「你忙吧」，然後靜靜地轉身走了，我有時會答一聲「好」，有時候默不作聲地看著她走。從這一走，到再見到，又是一年。
我的性格里，有一些與母親相似的東西——很矛盾，很頑固，很複雜。會簡單地為一件小事熱淚盈眶，卻會在重大的時刻心冷如鐵。
在我最艱難的時光里，從來沒有想過向母親求助。上中學時需要交五毛錢拍學生證照片，我去向一個叔叔要錢，沒有要來，但在路過母親家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找她去要。我想，還是不要打攪母親，讓她過自己的生活。
母親大概也是一樣的想法。她從來不為自己的事打電話給我，偶爾有小事，也是讓妹妹帶話給我。
表姑曾好幾次跟我說，「多跟你媽通電話」，我口頭答應著，每次卻在打開通訊錄找到她的名字時沒有撥出去。因為不知道開口說什麼，也不知道母親會開口說什麼。
這麼多年，我已經習慣了有一個在遠方的母親，她也習慣了有一個在遠方的兒子。
除了知道我有兩個孩子之外，母親大概不知道我其他的一切，比如我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家庭住址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單位上班，每個月賺多少錢，和領導、同事關係好不好，辭職後靠什麼生活……
這些應該都是一般的母親關心的話題，可是我的母親好像並不關心。
除了確認母親每年會在村口三叔家那裡等我，我也不知道母親的一切，她身體好嗎，和家人相處得好嗎，冬天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有人關心嗎？
經常會想到這樣一個場景：有人敲門，是母親來了，她已經老了，老到無人願意照料，只有投奔她唯一的兒子。
我也準備好了迎接她的第一句話：
「娘，您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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