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總醫院楊文醫生被患者砍傷，不幸身亡。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主任陶勇又被患者嚴重刺傷。

兩件突發事件相距不到一個月，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楊文醫生事件發生之後，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為楊文醫生一事發表了2020年首篇社論——《保護中國醫生》（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

早在2010年，《柳葉刀》就針對中國的暴力傷醫現象發表過相關社論文章。經檢索可知，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柳葉刀》一共為中國的暴力傷醫發表過11篇社論（Editorial）/評論（Correspondence）文章（見下圖）。

《柳葉刀》近十年的奔走疾呼都在講些什麼，健康界對上述文章進行了分析，主要為以下觀點：

社會經濟轉型下的醫療體系是根源

綜合《柳葉刀》上的這些文章來看，從體制角度而言，中國醫患關係惡化的根源涉及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醫患關係的惡化是巨大社會和經濟轉型下醫療體系的產物。新時代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發展不平衡、發展不足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之間的矛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包括對更好醫療服務的期望。然而，衛生系統的發展則落後於公眾迅速增長的對更高護理質量的需求。「不成熟的衛生系統和醫院主導的護理提供系統使醫護人員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例如工作量的增加和醫療糾紛不斷增多。」

其次，衛生資源投資不足。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衛生支出僅占世界總支出的3％。

最後，中國醫療系統的日益市場化是醫患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患者自己承擔了大部分治療費用，儘管政府為改善這種狀況做了不懈努力，但患者醫療保險報銷的比例和金額也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為增加創收，一些醫院自負盈虧或半自負盈虧，也讓廣大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

中國醫生的社會地位在下降

若從醫患關係涉及的雙方來看，中國醫生社會地位的逐步下降也是醫患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

醫生在古代之所以被稱為「大夫」，是因為古代醫生位於大夫之列，僅次於國君之下的卿之後，成為大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之一。當時的醫生和儒家學者一樣備受尊重。

而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則顯示，如今醫生的社會地位在下降：50%的醫護人員認為自己沒有受到尊重，工作沒有得到社會認可，45％的醫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事醫療事業。

除了社會地位的直接下降外，醫生報酬低也是他們社會地位下降的體現。《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25歲以下的醫護人員平均年收入4.5萬元左右，56歲以上的平均年收入才9萬元。

醫生的社會地位在下降，工作量反而在增加。三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時，二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時，僅不到四分之一的醫師能休完法定年假。

《柳葉刀》的一篇社論寫道：醫生的報酬並不高，他們的獎勵主要來自接診的患者量、開出的檢查和處方藥，而不是他們診斷、治療和護理的質量，這種激勵模式是不恰當的。醫院可能希望醫生每天接診100名門診患者，這種工作量使醫生和患者都沒有時間建立互惠互利的醫患關係，更無法培養醫患關係的連續性。

「正如中國醫師協會白皮書所顯示的，儘管中國在保護醫生方面做出了努力，但仍有62％的醫生認為2016年至2017年間他們的醫療環境未得到任何改善。」

公眾對醫學和醫務人員的誤解

從患者或公眾角度來講，他們對醫護人員的期望或誤解也加劇了醫患關係的惡化。

許多患者及其親屬對醫學專業存在誤解，他們認為醫學專業出身的醫生是神一般，無論什麼疾病，只要在醫院接受治療，都理所應當獲得顯著治療效果，甚至治癒。如果對治療效果不滿意，患者及其親屬則對醫生表示不滿。

此外，部分媒體的報道為公眾對醫務人員的誤解添了把火。在《柳葉刀》發表的這11篇文章中，媒體虛假報道、媒體負面報道和需要端正媒體態度等表述出現了5次。

文章《危牆下的中國醫生》（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中，有這麼一段描述：中國媒體在激發醫患之間的緊張關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報紙、電視和網際網路上，醫務人員如何欺騙患者的報道時不時會出現。

該文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南方都市報》將一位助產士在分娩後為患者治療了痔瘡，報道成『故意縫合了患者的肛門』。另一個例子是，2009年11月，中國最權威的媒體之一——中央電視台（CCTV）報道，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存在非法醫療操作，因為允許醫學生進行外科手術，結果病人死了。雖然醫院和衛生部門已經明確規定，在有執照醫生的監督下，讓醫學生參與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臨床工作是合法的，但醫生和醫院的信任度因這樣的報道嚴重受損。

這篇社論指出，很難說是這兩家媒體缺乏醫學知識還是為以轟動性事件博人眼球，這樣造成公眾對醫務人員的誤解最終會傷害到醫生和患者雙方。

在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關於中國醫師執業現狀調研中，53.75%的醫師認為醫院暴力行為的原因是因為媒體的負面報道，201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84.31%。《柳葉刀》的多篇社論都呼籲樹立媒體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不虛報、假報。近幾年，媒體的不實報道已經減少了不少，涉醫報道的公正性也越來越強。

暴力傷醫不能僅靠法律措施解決

針對上述原因，《柳葉刀》的這些文章也針對性給出了一些解決對策。

多篇社論呼籲中國針對暴力傷醫進行立法保護。2019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來保護醫療衛生人員，並將於2020年6月1日開始實施。《保護中國醫生》一文表示，此舉的確值得稱讚，但僅靠法律手段卻難以充分解決醫患衝突這一複雜問題。

除了上述幾個原因，中國的暴力傷醫還有諸多原因，如基層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低效的醫患溝通等。「停止暴力傷醫還有必要轉變就醫文化；醫療衛生工作者需要得到信任和尊重，而增強信任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個同樣有效、可靠且值得尊重的醫療衛生體系。」

然而改變文化和醫療衛生體系都需要時間，現下能做到的是：

首先，提升醫生社會和經濟地位，提高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高效溝通。醫生的培訓與現代醫學實踐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隨著醫患關係從家長式模式發展為相互參與的模式，醫生有望成為患者的夥伴，傾聽患者的意見，並讓他們參與醫療決策。現代醫學專業精神要求醫生在患者安全方面替患者拿主意。但如果引起對不良護理，誠實透明地將錯誤告知患者也是每位醫生的職責。這樣會增加彼此的信任度。

其次，在醫生和患者的充分參與下，必須自下而上地進行改革。重新建立醫患之間信任關係的第一步是加深中國的全民醫療覆蓋範圍，為醫生提供真正公平的分配，包括充足的培訓、時間和資源，來提供以患者為中心、循證醫學的醫療服務。

最後，還需要改革醫學教育和公眾教育，關注人文道德。醫學教育除了關注醫學本身外，還要關注人文道德、疾病的社會環境因素或醫患交流和解決衝突的實踐培訓等。

令人遺憾的是，在《柳葉刀》為中國醫生「奔走疾呼」的這十年里，中國的暴力傷醫事件仍時有發生。同時可喜的是，《柳葉刀》數十篇文章中提到的問題在逐漸改善，如《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的通過。隨著社會共識逐步凝聚、法律武器日益強大，醫生有望再次成為有吸引力、受人尊敬和安全的職業。

參考資料：

1. 《柳葉刀》：保護中國醫生

2. The Lancet: 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

3. The Lancet: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health-care workers

4. The Lancet: New generations of Chinese doctors face crisis

5. The Lancet: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doctors in China

6. The Lancet: How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doctors in China

7. The Lancet: Which future for doctors in China?

8. The Lancet: Appeal from Chinese doctors to end violence

9. The Lancet: Violence against doctors in China

10. The Lancet: Violence against doctors: Why China? Why now? What next?

11. The Lancet: The doctors' predicament: China's health-care growing p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