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新書院成立於2016年，緣起於北大燕南園三松堂馮友蘭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哲學思想。用文化傳承帶動仁商培養，以仁商培養促進文化傳承。倡導營商致仁，推動仁商濟世，踐行文化自信，弘揚企業家精神。欣逢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傳播仁商之道，用哲學為商業築魂。打造產、學、研、投為一體的國際化平台，致力於為中國經濟發展培育仁商的第五大書院。
轉自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編者按：
35年前，25歲的張維迎發表了一篇文章——《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5年後，他與盛斌合作的著作《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問世。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研究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著作。彼時，「企業家」甚至還是一個負面詞彙。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湧現出一批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釋放才能、發揮創造力，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創新活動的實踐者，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而今天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代背景下，轉變經濟結構、振興實體經濟，我們同樣需要、甚至比以往更加渴望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
今年恰逢張維迎教授的文章《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發表35周年，他和盛斌教授合著的著作《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出版30周年。7月6日，亞布力論壇在北京舉辦研討會，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與大家分享了他關於企業家研究的歷程，梳理了35年來的理論成果。
其中許多精彩的理論和觀點今天來看還具有現實的針對性，仍未過時。
張維迎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如下：
本文共計3645字數，閱讀約需要8-12分鐘。
理解研究企業家的意義有三個背景。
第一，所有傳統文化，無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鄙視企業家。
第二，主流經濟學裡沒有「企業家」這個概念。主流經濟學假設市場總是處於均衡狀態，未來是確定的，這就從根本上排除了存在企業家的可能。
第三，計劃經濟是從否定企業家開始的。計劃經濟假定計劃當局掌握供給與需求的所有信息，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利潤來自剝削，所以企業家都是剝削者。
研究企業家群體35年，我自認為也只有到最近幾年才真正明白什麼是企業家精神。
我的研究從時間上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1983-1989
第一個階段是在80年代，主要是從社會變革的角度看企業家的地位，改變了人們對「企業家」的認知，通過說明「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冒險精神是企業家基本素質」等觀點，將「企業家」從一個負面詞變成一個正面詞。
在80年代，我認為，改變人們對企業家的觀念是最重要的。從1984年開始，我做了很多演講，發表了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最後集成一篇文章——《企業家與觀念現代化》，在《管理世界》1985年創刊號上發表，還在《瞭望》雜誌上連載了5期。我提出了從「學而優則仕」到「學而優則商」的觀點，探討了企業家隊伍形成的社會和制度環境，認為中國企業家的出現存在兩條道路，一是官僚經理的企業家化，二是鄉鎮企業家。這些都寫在《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一書里。
在研究企業家群體時，我一直特彆強調觀念的變化，讓公眾對企業家的看法有了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第二階段：
1990-2008
第二個階段是90年開始的近20年，主要是從企業家精神的角度理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
1986年，我寫了《企業家與所有制》一文，把股份制理解為企業家職能的分解，而非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並提出了國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這篇文章成為我之後研究的鋪墊。1990年進入牛津大學讀博士，我打開企業這個黑箱，試圖從企業家的角度理解企業制度，由此創立了「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其實就是探究資本主義企業的邏輯起源。
我認為，企業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人們的企業家能力有差異，讓最有企業家能力的人專業化於經營決策，不具有企業家能力的專事生產，比每個人獨立生產創造的價值更大。
但企業制度必須解決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選人，即選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掌控企業；二是激勵人，即讓每個企業成員（包括企業家）有足夠的積極性工作。
基於對這兩個問題對回答，我對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首先，我證明，最重要和容易偷懶的人應該做企業所有者。企業家不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偷懶的人，所以企業家必須是企業所有者。否則，沒有辦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監督。
其次，我證明，在企業家能力難以被外人觀察的情況下，資本僱傭勞動，是保證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掌控企業的一種制度安排。資本家必須承擔風險，所以沒本事的人不敢說自己厲害；但如果用公共資本投資，就會有太多不具有企業家能力的人濫竽充數。
由此得到的一個推論是，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私人財產制度，就缺少了選拔企業家的有效機制。如果每個人都說自己能做企業家，就會無法抉擇。
將這個理論運用於中國改革，我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中採用的承包制、獎金和利潤分成等激勵機制，只能解決短期激勵問題，無法解決選人的問題。因為官員和資本家的選人不一樣，資本家如果選錯了人，要承擔損失的風險，而官員選錯了人，不需要承擔任何成本。因為解決不了選人的問題，也就無法解決國企領導人的長期激勵問題。因此，國有企業改革出路在於民營化。這是我90年代的觀點。
我要特彆強調的是，現在流行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是「經理人中心模式」，核心就是防止經理人偷懶和腐敗。我覺得這種理論很有問題，不是一個好的理論模式。我認為，
選人比激勵人更重要，一個好的公司治理應該是企業家中心模式，即能保證最優秀的、最具企業家精神的人掌控公司。
2005年，我出了一本書《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後來再版時，我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六個理論誤區，其基本含義是：
以解決「腐敗」（道德風險）為出發點的公司治理模式通常會與企業家精神的發揮相衝突。公司治理越「完善」，企業組織越官僚化，企業家精神越難有用武之地。
我簡單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1、現在的理論認為，企業在做併購重組時，在投票階段，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大股東應該迴避，讓小股東說了算。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小股東之所以是小股東，就是因為通常情況下他們不具備企業家素質，公司的重大事務不應該讓他們決定。
2、我們常說，如果大多數股東持有相同意見，那麼這個意見就是正確的。我認為這種說法也不正確。多數人的判斷通常是不對的，很多決策只有極少數人能認識到其偉大。
3、只要公司一出現問題，大多數人便默認是貪婪和腐敗導致的，我認為這也是錯誤的觀點，因為人還存在無知的問題。人犯的很多錯誤是因為無知導致的。在管理企業的過程中，當出現決策失誤，並不是完全因為決策者太過貪婪，而是因為判斷問題。
第三階段：
2008-2019
第三個階段是在過去10年，主要從企業家的職能和決策模式的角度理解市場的運轉，理解經濟增長真正的源泉是什麼。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如何把企業家精神納入經濟理論。
2008年，我總結出了中國三代企業家的概念：
第一代是農民企業家；第二代是官員下海轉變的企業家，也就是如今流行的「92派」，第三是技術專家和留學回國出身的企業家。
我認為這個劃分對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30年的經濟發展來說，是最重要的。這個觀點被收錄在我的《市場的邏輯》一書中。
書中我還提出了一個觀點：
什麼改變中國？答案就是企業家改變中國。
同時，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經濟增長模型」。目前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一般會使用兩種理論，一是新古典增長模型，也就是從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來理解經濟增長；二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從需求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
我認為這些理論都不得要領，容易誤導決策。
在我看來，用亞當·斯密的分工和市場理論來解釋中國、解釋世界、解釋過去、解釋未來的經濟，是最好的。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市場規模決定分工專業化，分工專業化促進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勞動生產率提升帶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後收入會增加，從而能夠擴大市場規模，如此等等。這是一個正循環。
為什麼國家規模大很重要？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它的市場分工可以達到很細的程度。為什麼自由貿易很重要？因為自由貿易可以擴大市場規模，從而帶來更大程度的專業化和分工。順便說一下，一些經濟學家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評估中美貿易衝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常誤導的。
但是亞當·斯密沒有解釋一個問題：正循環鏈是如何啟動的？
其實核心就是企業家，特別是熊彼特講的創新企業家。
市場不是給定的，技術更不是外生的，而是由企業家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近幾年，我研究了工業革命史和技術史，發現每一個重大的技術發明背後都有企業家的身影，所有的新產品、新產業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
我們可以發現，產業的演化結果都不是我們事先能想出來的。產業的前景是無法確定的，所有的產業都是生長出來的，而在生長的背後是企業家的作用。
還有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指生產產品的能力如果飽和，生產出來的產品將超出社會需要求，也就是供大於需的狀況。出現產能過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企業家沒有開發出新的產品。
我將企業家的職能區分為套利和創新兩個方面。
套利，即從糾正市場不均衡和發現別人的錯誤中獲利的行動。
創新，是指創造新的技術和產品。
經濟學假定市場的主要功能是資源配置，這是錯誤的。我認為資源配置是市場的次要功能，市場的主要功能是推動技術進步。因為，如果沒有技術進步，資源配置終究會達到均衡；一個達到均衡狀態，便沒有改進的空間，不可能有經濟增長。所有的進步都來自來自創新。這就是企業家的功能。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套利企業家來推動的，因為經營概念、技術都是借鑑別人的。當然，套利型企業也包含一定的創新，但其整體是套利的。現在中國做房地產、金融以及製造業的大多都是套利型企業家，真正創新的人很少。
為什麼未來的企業發展是「創新為王」呢？因為套利的機會隨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少。能不能把套利型企業家變成創新型企業家？我覺得比較難。目前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任正非。
從更大的角度看，目前為止，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技術層面基本都是借鑑別人的，是三次工業革命給我們創造了機會。我也發表了關於這個觀點的書籍——《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經濟》。
我認為，要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必須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我最近總結了三點：
第一，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科學決策是基於數據和計算，企業家決策是基於想像力和判斷。
第二，企業家決策不是給定約束條件下選擇手段，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
第三，企業家的目標不僅僅是利潤，還有超越利潤的東西。
從這裡可以看出，主流經濟學理論沒有辦法理解企業家，因為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決策模型是「滿足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目標」，辦法就是計算。
從這裡還可以得出其它一些推論，如「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
你拿了投資人的錢，肯定不能隨心所欲；但如果完全聽命於投資人，那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投資人只注重數字，而企業家要站在更長遠的角度看未來。所以，企業家和投資人經常會發生衝突。
我的另一個觀點是：企業家不是一個好員工。
好員工最大的特點就是聽話，按程序辦事。如果企業家也是如此，公司肯定完蛋。具備企業家精神的人通常不願接受別人的領導，於是決定自己干。所以，一個好的職業經理人通常不是好的企業家。反之亦然。
這也意味著，要做百年老店很難。公司的成熟度與企業家精神的密度成反比。
以上就是我35年來研究企業家的三個階段的一些基本觀點。
研究企業家35年，研究越深，就越不敢給企業家提什麼建議。我認為經濟學家不能指導企業家。經濟學家可以告訴政府什麼不該做，而不能告訴企業家該做什麼。
每個企業家都有自己的判斷。哪怕是最優秀的企業家一起投票做出的決策也不一定是對的。真正正確的決策一定是少數人認同的那個。
那麼，經濟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捍衛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制度環境！
本文來源：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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