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出門的那一刻，宋益忽然害怕了。

11月16日，朋友約他出來。他答應得很爽快，但見面前一小時，恐懼像從地底躥出的火箭一樣，迅速控制了他。

25歲的宋益是上海一所高校的理科博士生，日常生活就是帶著手機、充電寶往返於宿舍、實驗室、食堂三點一線。他偶爾會和實驗室的同學聚餐，但大部分時候，沒有社交。

一年多前，宋益的課題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他一度精神低迷，無心做事，只想睡覺。這期間，他發生了一次無保護的性行為。

之前，他一直很關注愛滋病有關的問題。那次行為之後，他忽然想到感染的機率問題，開始恐慌。「慌了之後就去檢測，因為不是很了解就越想去了解。從而陷入一個想去了解更多的循環裡面。」

他總覺得隨時會暴露在被愛滋病毒感染的風險中，為此，他不斷檢測，瘋狂逼自己啃讀資料，電話諮詢，看心理醫生。但恐懼始終盤踞在他的腦海，從未徹底消散。

不同於人們對愛滋病的暫時恐懼，宋益這樣的恐艾群體長期籠罩在巨大心理陰影中，通常伴有焦慮、抑鬱、強迫等多種心理症狀和行為異常，屬於神經症譜系的「恐艾症」。

馬桶上的血

高危行為後，宋益開始習慣天天量體溫。一直很正常，他的焦慮感有所減輕。結果因為與人發生肢體衝突，又被人咬了一口。沒有出血，但恐懼感又升了起來。

恰好在那段時間，他看到南京一位HIV病毒攜帶者咬傷法官的新聞，受到刺激。兩星期後，又開始腹瀉、發高燒。這一系列事件逐步加劇他的恐懼。

後據央視網報道，南京被咬傷的法官，經過健康檢查無礙，也未感染愛滋病毒。而宋益去醫院檢查，發現自己只是細菌感染的急性腸胃炎發作。

那天出門前，他想到的就是這些過往經歷。一開始，他拒絕了，後來，又調整了心情，才終於出門。一路上，他都戴著耳機聽輕音樂，這是他調整心情的一種方式。

約宋益出來的人叫小T，她是上海一家健康管理諮詢公司醫學部負責人，日常運營一個名為「H-Shield愛滋病預防」的微博帳號。宋益就是因為恐艾的問題，和小T認識的。

每天小T都會在微博私信上收到幾百條千奇百怪的問題，大都和擔心自己感染愛滋病有關。諸如，「買的二手鋼筆會不會有機關？」「走在路上被外國人撞到，他會不會趁機扎針讓我感染？」「買的奶茶會不會有人加愛滋病血液？」

有些私信問題腦洞太大，小T專門創建了「全世界都要害我」的話題，收集微博私信中網友的奇葩疑問。

這些疑問，宋益也有過。

宋益的宿舍衛生間為公用，一次上完廁所，他不經意看見坐便器上有血跡。他擔心這是有人故意留下血跡，要感染自己。為了測試是否如此，宋益強迫症發作，做了一個實驗。

他揪下自己幾根頭髮，放在馬桶內壁不起眼的地方，觀察了兩個星期。這期間，他發現頭髮還是在那裡。「通常大家都在用蹲廁，馬桶根本就沒有人在用，就感覺真的是在自己嚇自己。」宋益說，縱然如此，他心裡還是不安，儘量不回寢室睡覺，不去那個衛生間。

「你寫這個肯定會有人說是自己作的，讓他們去說吧，人這一輩子犯點錯也純屬正常。」宋益說。

「祝大家陰」

感覺需要幫助的時候，宋益會去百度的恐艾吧。他最早認識小T，就是在恐艾吧里。當時除了在微博與恐艾者互動，小T也常出沒於各種貼吧。

恐艾貼吧是恐艾者的活躍主陣地。截至發稿前，超過11萬人關注了這個貼吧，這些人發了1482萬個帖子。

貼吧里，滿屏諸如「和按摩院的性工作者發生了高危性行為，會被感染嗎？」這類問題，大多焦慮也源自無保護性行為、邊緣性行為、傷口或黏膜接觸潛在風險的血液或體液。

大家稱呼彼此為「恐友」，平均每分鐘都有帖子刷新。他們擁有內部獨特的祝福方式——「祝大家陰」。

陰是指HIV檢測結果為陰性，證明沒有感染。

據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諮詢師、中科院臨床心理學博士研究生張珂估計，全國的恐艾人數總體接近100萬人，年齡層次集中在20-30歲，大學生為主。男女比例4:1，其中觸發男性恐艾情緒的多為商業性行為，而女性多恐懼生活中的文眉、洗牙之類的感染。

張珂原來從事心理諮詢，2009年，恐艾干預中心成立，他開始涉足心理諮詢和愛滋病防治的交叉領域，擁有十年恐艾干預經驗。據他介紹，每年都有陷入中度、重度抑鬱症的「恐友」反覆求醫，甚至會有輕生心理。

24歲的自由職業者江佑棋也是一名恐艾者，他也因此認識了小T和宋益。據他回憶，自己的恐艾經歷來源於一次狂歡派對。

那天晚上，他喝得昏天黑地，凌晨醒來，他發現自己躺在草坪上，難受得想吐，之前的記憶全部斷篇兒。但他懷疑，自己混亂中，有高危性行為發生。

一周後，他胸前和背後開始出現帶狀皰疹，白天手上腳上不停漬汗，沒有胃口吃飯，偶爾輕度發燒。「那時候很恐懼，怕自己過不來，覺得應該是『艾上了』」。

後來，江佑棋才知道當時是因為情緒恐慌帶來的神經紊亂。這種症狀和愛滋病感染後急性期症狀有類似之處。

「愛滋病感染後的急性期症狀並不具有特異性，不能單憑症狀判斷是否感染愛滋病。」成都恐艾干預中心的郭海燕說，「這也正是恐友們最常焦慮的問題。」

除了對症心理，「高危行為」和「愛滋病檢驗窗口期」的定義是始終縈繞於恐友頭頂的兩大迷思。帶有此類關鍵詞的問題高頻、反覆出現在恐艾貼吧、微博私信和QQ群之中：「和愛滋病感染者接吻，牙齦出血了算高危嗎？」「高危後四周開始查，查到九個月共12次，可以徹底排除感染了嗎？」

今年一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行業標準》，其中對愛滋病窗口期定義進行了更新：「窗口期」時間長短根據不同的檢測方法而定，絕大多數一周到三周左右可以基本確定。

而張珂認為大多數恐友還是在遵循一種標準儀式感，選擇了自我最認可的窗口期進行檢測。就像前述9個月查了12次的網友。

涉足恐艾問題十八年來，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陳曉宇接觸到的大量恐艾案例告訴他，來諮詢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一個是真正感染了愛滋病的，「恐艾的不感染，感染的不恐艾」。

800份檢測試紙

馬桶事件過後，宋益的恐懼達到了峰值。

他電話諮詢了恐艾干預中心的郭海燕。電詢中，他將自己的疑問和擔憂和盤托出，結果發現自己所獲得的專業信息量已經遠遠超過了醫生。

「恐艾情緒本質上是焦慮、強迫的一種體現，落實到生活中會將這種恐懼泛化，就是恐日常。」郭海燕解釋，「他們很少能夠意識到這種焦慮和恐懼來源於自己心理問題，而非對愛滋病知識的缺失和檢測的不準確性。」

面詢過形形色色的「恐友」，諮詢師陳曉宇一般會先看行為，是否符合愛滋病傳播的三種途徑之一：血液傳播、性傳播、母嬰傳播。然後再對行為是否為高危行為進行風險評估，先確定感染源：「首先你要和一個愛滋病感染者有接觸，沒有感染者，發生什麼都不會傳染。」

陳曉宇說，其次是否有開放性的傷口，第三要接觸到對方具有傳染性的血液，是否有體液交換，第四，必須滿足一定的量。

宋益當時覺得這是機率問題。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後，他怕自己就是那個「萬一的感染者」，他縝密地思考每個事件可能發生的機率：「即使做了檢測，也有檢測不出來的機率。試劑有沒有壞？人為操作有沒有失誤？有沒有漏檢？都是存在一定機率的。」

即便他很清楚，這種機率比一場交通事故要小得多，擔憂已經成了他的一種慣性，幾乎從沒有體會過輕鬆的感覺。

2016年7月14日，英國倫敦，哈里王子參觀伯勒爾街性健康診所（Burrell Street Sexual Health Clinic），並接受了抽血檢測愛滋病（@視覺中國圖）

今年7月，一顆叫OK的近地小行星與地球擦肩而過，這個事件又讓宋益開始糾結機率，「人類差點就滅絕了」。

一位志願者也認識一位高危人群朋友，因為懷疑自己被感染，買了800份檢測試紙。

「我們一般都是建議高危人群每三個月查一次。」他說，「但是他一個月就查完了200份。」結果，都是陰性，沒有被感染，但他還是不相信，一次次地去試。

「可以當超人」

在成都恐艾干預中心，張珂每天面對面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恐友」，也有電話諮詢。在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他需要接收面詢者累積了數月乃至數年的負面情緒。「做心理諮詢是一件極其耗腦，耗精力的事情。有時我實在太累了，稍微閉了下眼睛，諮詢者就覺得我沒有認真用心。」

長期面對高度敏感的恐艾人群，張珂的疲態清晰可現。稀少的發量，後移的髮際線，常年攜帶的手提皮包四周有開裂痕跡。談話期間，他有一半時間是在閉著眼睛回答問題，這之前，他剛做完兩位恐友的面詢。

剛開始，中心為純公益模式運營，為了維持長期運營，2012年底張珂開始轉向付費諮詢。

最初80元每小時，現在200～800元每小時不等。據張珂介紹，除了抵扣房租和人員成本的考量，收費在一定程度上讓諮詢變得更加高效。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接受付費諮詢。干預中心時常遇見寧願花幾千、幾萬去尋求商業性行為，也不願意出錢諮詢的人。

曾有一位諮詢者跪在張珂面前說沒錢，請求他的幫助，張珂憐憫心起答應幫他免費諮詢。但在後來的面談中發現，對方花五千元找了性工作者。「當時我就哽住了，覺得這個表演人格實在是太強了。」張珂說，目前，中心仍保留提供給持證貧困人員的免費諮詢服務。

如果有諮詢者來樂山，陳曉宇一般都會親自去接站，然後安排在離自己家不遠的快捷酒店入住，條件允許的話，還會帶著恐友去爬爬附近的峨眉山，看看樂山大佛。多數情況下，考慮到時間和金錢的損耗，他並不建議恐友特意跑過來面詢。

陳曉宇去年曾接到一個高三學生的諮詢電話。對方在路上撿到一個情趣用品，非常好奇，撿回去用了一下，用完在網上一搜索，恐懼和焦慮馬上淹沒了理智。他覺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拒絕回學校讀書，害怕傳給班上其他同學。

「這是個非常單純的孩子，心理上有些輕微潔癖，加上青春期的壓抑，學習壓力比較大，多重因素導致了情緒的爆發。」陳曉宇在電話這頭對其行為進行了風險評估，在排除感染愛滋的可能性後，對他進行了心理疏導。今年夏天，這個孩子和陳曉宇分享了優異的高考成績。

「恐艾的很多人要保證自己處處都萬無一失，學習一定要努力，不能出差錯，讓自己丟臉。」陳曉宇接觸的案例中，很多恐友都對自己有高標準和嚴要求，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出現任何的風險。

諮詢結束，還有人想認陳曉宇做「乾爹」，他聽到笑了笑：「後宮這麼多，他們只是想讓我獨寵他一個。」現在，陳曉宇在微博上已經累積50萬的粉絲。

張珂和陳曉宇還曾打算去峨眉山開設「恐友」療養院，不過暫時也擱淺了。兩人的精力目前完全不夠用。

除了恐艾中心的諮詢，陳曉宇還在樂山疾控中心全職工作，張珂同時做一些情感諮詢填補干預中心入不敷出的情況。之前試著培訓過一些恐艾諮詢師，想增添人手，但真正堅持下來的人寥寥無幾。

周一，由於忙碌，原定於下午五點至六點的恐艾中心QQ群線上答疑，張珂延遲到了晚上七點半。QQ群里有人提問：很久沒有去集體宿舍，懷疑放在衣櫃里的內褲被人惡意放了血液，會不會得愛滋病？

這些是諮詢師不厭其煩回答過的眾多問題之一。時間久了，他們發現，幾年過去了，有些人還是沒有任何改變，永遠在不停地找問題，問相似的問題。

難得的機會，這是諮詢師們可以發揮幽默的問題，張珂皮了一下：「老師覺得你（把內褲）穿（在外面）可以當超人。」

恐懼的無底洞

宋益和小T、江佑棋坐在上海世博公園咖啡館外面的座椅上，背後的露天廣場持續不斷迴蕩著施工噪音，這令宋益有安全感。室內太過安靜，反而會讓他恐懼。

面對科研上的壓力，他表現出一絲無力，感覺怎麼活都是活：「科學這個東西是可以被否定的，它是一個上升的東西，沒有什麼能給我一個很滿意的十全十美的答案。」

事實上，像宋益、江佑棋這樣經常相聚的「恐友」並不常見。

「恐友都覺得有恐艾症並非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很恥辱，大部分『恐友』都將自己捆綁到道德的最低點上。」張珂說，即便是線上的恐友，離開網絡，他們也很少在現實生活中抱團取暖。

之前，宋益打電話到成都恐艾中心進行諮詢，諮詢師郭海燕給他的建議是：馬上停止在網上搜索相關信息，遠離信息持續的刺激。第二，找醫院用藥物干預治療。第三，多運動。

除了實在不想運動，前兩條宋益都做到了。

他去心理門診，尋求藥物治療。心理門診醫生給宋益開了舍曲林，一種治療抑鬱、強迫、恐慌的處方藥，副作用是頭暈。兩個星期後，父母擔心副作用太大，幫宋益把藥給停了。

恐懼在他心裡從未消散。晚上睡前他會想著給自己寫個墓志銘，但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沒有錢買墓碑。好在，他的失眠有所好轉。

自上世紀80年代愛滋病在美國被發現以來，國內媒體對愛滋病的宣傳普遍施行恐嚇策略。一方面將愛滋病塑造成「致命殺手」，渲染其不可治癒性和致死性，一方面將其與「墮落」「濫交」等不道德的性暗示標籤捆綁。

隨著雞尾酒療法的普及，愛滋病的死亡率至今已大大下降，感染者的預期壽命也可接近正常人。但對愛滋病感染者的偏見已深嵌入社會群體的潛意識中。

「社會的偏見將『恐友』們的焦慮賦予了一種不道德感，同時又和死亡掛鉤，這在短時間內對人的心理衝擊是非常之大的。」張珂說道。

2018年4月，中國第九起愛滋就業歧視案，感染者第一次獲得勝利，用人單位主動接受愛滋病感染者回到單位，但據《GQ》報道，勝訴後感染者和用人單位簽訂的是一份獨特的「遠程合同」，感染者在官司勝利後再沒有回到過單位。

在「恐艾」這個群體潛水久了，宋益逐漸發現恐懼就像一個無底洞。

「有時候，恐懼到一定程度，我就想看一看恐艾吧，想從裡面找一點點希望，但往往越看越被人帶節奏。」宋益說，很多人對愛滋病的恐懼集中在那裡，反而加深了自己的恐懼。「因為恐懼這個東西是會蔓延的。」

（文中小T、宋益、江佑棋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