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10點左右，父親走了，走的很突然，也很平靜。這幾天，父親的身影總是在我眼前出現，揮之不去的影像，無法忘卻。
2012年12月25日攝於家中，父親時年95周歲
在旁人的印象中，父親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老頭。
這幾年，我把父親接到我家住，清晨，只要天氣暖和，就陪著他在小區里散步，迎面有路人走過，他總是熱情地打招呼，不管是否認識，他都要揮揮手，微笑著問聲「你好！」見到清理垃圾和打掃路面的師傅，他總會說一聲 「辛苦啦！」 路邊玩耍的小孩摔倒了，他會拄著拐棍過去關切地問候，「娃娃，摔得怎麼樣？不疼吧？……」
他喜歡美好的生活環境，聽到小鳥嘰嘰喳喳在叫，他常會模仿幾聲，還會問：「這是喜鵲的叫聲，那是什麼聲音？……看，那個小雀子飛了！」 小區大院裡種植的花花草草，引得他常常駐足欣賞，去年世界園藝博覽會在北京舉行，五一期間他去參觀欣賞了一天，看到有人在小區中隨意摘花，他會說：「這樣不好，花，是讓大家欣賞的，怎麼能隨意摘？」
今年元旦過後，北京下了一場大雪，他執意要出門看看，欣賞雪景的同時，不忘提醒路人「注意，別滑倒」。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出門前，他會叮囑我：要戴好口罩和手套啊……
人們知道他已年過百歲了，並且兩次被評為全國健康老人，總有人會問，「噢，老人家，長壽啊，有什麼長壽秘訣？怎麼保養的？吃什麼補品？保健品？怎麼吃的？……」
2009年父親再次被評為第七屆全國健康老人，攝於家中，時年92周歲
哪有什麼秘訣啊，父親的飲食很普通，是很平常的一日三餐，固然他愛吃紅燒肉，對雞鴨魚蝦，也都會吃一點，但更偏愛吃一些在土裡面生長的食物，如胡蘿蔔、白蘿蔔、紅薯、南瓜、山藥、芋頭等，也許這與他從小的飲食有關吧，他不願吃孩子們給他買的各種營養補品。
其實，父親的腸胃功能一直不好。抗戰初期，他因嚴重的腸傷寒、胃炎等疾病幾乎死掉，是他的新四軍戰友，沒有放棄他，一直在保護他，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老壽星。
有人說，這個老頭慈眉善目、總是面帶微笑，能長壽，可能就是心態好吧。
父親，就是這麼個老頭，看著很平常，他的經歷可是並不平常。
每天早晨，他起床後，一走進客廳，就喊著「打開電視機，打開電視機，我要聽新聞」。100歲了，該頤養天年了，誰還關心這些呢？他關心，眼睛不好，但可以聽，耳朵還靈嘛。記得我小時候，每天早晨他都會打開收音機，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時間……」
新聞工作，是他一生從事的事業。
在江蘇運河師範讀書時，他就開始給報刊投稿，還成立了「南風社」任主編；
抗日戰爭的烽火燃起，他投筆從戎，在第五戰區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黨的領導下，辦起了《淮流》雜誌任主編；
《淮流》雜誌創刊號封面
刊登在《淮流》雜誌創刊號上的父親的詩
在新四軍的豫皖蘇根據地，他創辦了根據地的黨委機關報《群眾導報》擔任副社長並主持報社工作（社長由根據地宣傳部長兼任）；
部隊轉戰開闢淮北解放區後，他帶著報社的原班人馬辦起解放區的黨委機關報《人民報》並擔任副社長主持報社工作（社長由解放區宣傳部長兼任）；
他還擔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編委兼通訊部主任，中共華中局黨報委員會秘書。
解放戰爭中，他不僅擔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華東總分社的領導工作，還作為新華社常駐第三野戰軍粟裕司令部的前線記者，參加了三野的歷次重大戰役，發出了大量的戰況和報道。父親曾說，「干新聞這一行，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在戰爭年代，一定要站在戰事的第一線，才能得到第一手的素材，寫出準確的新聞報道，特別是戰報，不僅對局部戰鬥有影響，還可能對整個戰役的決策有影響，那時，一天也睡不了幾個小時覺。」他的老戰友季音告訴我父親和他曾經陷入敵人陣地的故事。他倆深入前線陣地報道，在我軍與敵人爭奪陣地的拉鋸戰中，敵人幾次打過來占領了陣地，他倆的隱蔽處距敵人只有幾十米，已做好與敵人拚命的準備，幸而沒被發現，我軍就又打過來，這是他們戰地記者的工作常態。
在洛陽戰役中，父親險些犧牲。當時國民黨據守洛陽的是邱行湘部青年軍整編206師，被打得龜縮在洛陽城的西北角。華野張震參謀長及他的司號員、警衛員在交戰前沿陣地視察，父親隨行採訪。突然，傳來炮彈的呼嘯聲，張震大喊，「臥倒，快臥倒」，父親還沒來得及反應，張震一把將他拽到戰坑裡趴下。緊接著，炮彈在身邊炸起，幾米之外的司號員，當場就犧牲了。父親說，是張震救了他的命。在淮海戰役紀念館的展台，曾掛有父親的大幅照片。
父親（右二）與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幾位領導人，1948年攝於開封戰役前線。
1947年秋人民解放軍大反攻，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記者（父親位於右一）隨大軍渡過黃河南下中原時攝於黃河岸上。
1948年父親（右二）與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幾位戰友合影。
他還創辦了三野政治部主辦的《人民前線畫刊》，並擔任編輯部主任。
父親作為新華社華野前線特派記者主辦的《人民前線畫刊》創刊號
部隊打進上海後，他作為軍代表奉命與范長江一起接管國民黨在上海的中央社、《申報》等新聞機構，並擔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及上海分社第一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由總社副社長范長江兼任）。
1949年5月24日，父親母親在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及上海分社）樓頂的合影。
上海剛解放，父親母親在新華社華東總分社（上海分社），抱著紅勝照相
解放後，父親母親與紅雛、紅勝、紅林在上海。
1952年7月，他調入新華社總社擔任總社編委（相當於黨組）兼國內部副主任（主任由副社長繆海凌兼任），主持過許多重大活動的報道，例如，擔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新聞報道組組長、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報道組組長、公開審判日本戰爭罪犯新聞報道組組長等工作。
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父親是新華社第一個恢復黨籍的「右派」。當年，父親被作為右派處理時，行政級別由10級一下子降到15級，工資被攔腰砍掉了近乎一半，而糾正「文革」前的錯案，恢復了黨籍和原有的行政級別，但不補發這段時間因錯誤處理而扣掉的工資。領導找他談話，詢問有什麼意見和要求，他只是說，「我沒有什麼個人要求，就是想儘快地投入工作，把逝去的時間補過來。我理解十年內亂給國家造成的困難，現在組織上給我恢復了黨籍，作為一個黨員，我還要補交這20多年的黨費」。我母親也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她支持父親，拿出了多年來的積蓄，補交了黨費。
1979年，中組部下調令，把父親調到司法部擔任宣傳司司長，不久，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彭真同志提出政法戰線要辦一張報紙，這個任務歷史性地交給了父親具體負責。父親曾說，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是我國政法領域的第一張報紙，國外也有一些關於法制的期刊和報紙，那是單純業務性質的給專業人士看的，而我們是面向全國大眾的、是普及法律知識和宣傳法制建設的報紙，責任重大，一定要全力以赴辦好報紙，讓報紙成為我們宣傳依法治國的一面旗幟。他和報社的同志們為報社的創辦，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中國法制報》（即現《法制日報》）於1980年8月1日創刊、公開發行。
1984年6月，他辦理了離休手續。
離休以後，他還在時時刻刻關注報社的情況，他要我們把《法制日報》全部保留，日積月累，家裡的報紙堆成了山，他也不許賣掉，他說，這是珍貴的資料，以後他還要找出來看看。
離休前，報社給他配有專車。離休後，只要他提出需要用車，報社也滿足他的使用。但當他知道報社公務用車緊張後，就再也不提用車的要求了。報社領導告訴他，你不要車了，可以打的乘出租，實報實銷，可他也不坐出租，卻轉為要我給他當司機，他說，家裡有車就不麻煩報社了，要保證報社的車都用於工作。有時，為了不影響我的工作，他就自己乘公交和地鐵外出。我知道後，埋怨他，「已經90多歲了，怎麼還擠公交車？別擠壞了，要出危險的」。他卻得意地說，上了公交車後，出示離休證，售票員會立刻安排他入座，沒問題。
他曾說過，對於一個黨員來說，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離休或退休，只要活著，就要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
離休後，他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新聞學科編委和《當代中國》叢書（新聞卷）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工作，而沒有任何補助和報酬，只是要在自己的餘生對祖國的新聞事業繼續作出貢獻。
他還曾先後被委任或受邀擔任：司法部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首都新聞學會理事，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顧問，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顧問等。
在他眼裡，活著，就是要工作。對我們，也是這樣要求的。我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不能陪伴他。他總是說，不要擔心我，放心地走吧，你把科研工作搞好，才是最重要的。
父親的眼睛受過傷。那是抗戰初期，他在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第一大隊擔任政治指導員，在率領大隊抗擊日軍的一次戰鬥中，被槍彈崩起的碎片擊中了左眼，腫得像饅頭大，化膿、而且長有一層厚厚的翳子，直到幾個月後，有人找到一小管白敬宇眼藥膏，抹上，才消腫，但是左眼視神經已完全壞死，只有光感，看不見東西，留下了終生的殘疾。一次，我陪同他看病，大夫問：「你享受殘疾人待遇吧？聽說今年殘疾人待遇又增加了，每年可以多拿好幾萬吧？……」父親從來沒考慮過此事，他說，多少戰友都犧牲了，他們有什麼待遇？我的左眼不行，右眼還挺好，能夠工作就行了。
隨著父親的年事增高，身體機能明顯地衰退了，有些化驗指標異常，有些疾病隱患，需要他住進醫院監測和觀察，針對性地治療。但他總是表示，不用住院，還說，現在我國的醫療資源還很緊張，我還能動，幹嘛要住院？不去。
父親可以享受正部級的醫療保健待遇，若住院會比住在我家裡還好。但幾十年來，他從沒住過醫院。父親走得很突然，120急救中心的大夫診斷去世的原因是「心源性猝死」。
我真是後悔極了，如果他住在醫院，對他的疾病隱患，有可能早點發現，醫院裡有24時的監測報警裝置，即使心臟發病，也可以被及時搶救過來。就憑父親開闊的心胸、豁達而樂觀的心態，他還可以繼續延年益壽，肯定能活得更長。
近些年來，每年國慶節期間，他都執意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看。他要看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精心布置的花籃，他走過環繞廣場的每一個高大花柱，嘴裡還不停地念叨，變化大呀，變化大呀。他與廣場上的人們熱情地打招呼，享受著大家歡天喜地慶祝的喜悅。
當年，他投筆從戎，就是要抗日不當亡國奴，在鐵軍的隊伍里「……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為了社會幸福，為了民族生存，鞏固團結堅決的鬥爭，抗戰建國高舉獨立自由的旗幟……」去天安門廣場看看，他是為祖國日益繁榮昌盛感到高興，是為心中夢的實現感到自豪。
父親走了，悄悄地、平靜地走了。
在《法制日報》離退休微信群里，報社老同事的留言讓我感動。新華社著名記者郭玲春也給我發來簡訊：
「驚悉噩耗，我難以抑制悲痛的心情。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敬愛的莊重同志永遠不老、永遠活躍在我們身邊，也永遠不會離開他熱愛的人世間。
他是一名革命者，人生坎坷，道路崎嶇，卻無私無畏地前行；他是一名新聞戰士，業績卓著，敢於直言又敢於擔當。他是後人景仰的前輩，更是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真正共產黨人！
莊重同志走了，我，一個崇敬他、熱愛他的小輩此刻身在南島，望著西天的一片彩霞，這是為他，遠行鋪就的紅地毯，莊重同志必定昂頭挺胸，在沒有荊棘的路上走向天國！
郭玲春、邵泉深深地鞠躬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號於三亞清水灣
如果可能，請為我在莊重同志的靈前呈上一束鮮花。」
父親走了，去會見我親愛的媽媽和那些為了民族的解放而曾經一起浴血奮戰的老戰友們。
父親的信念、胸懷、品行、風範，是寶貴的精神財富，留給我們，珍視，繼承。
2020年3月25日
（作者系莊重同志之子）
來源：法制日報
編輯：韓玉婷 張博 李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