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術plus
美國國防大學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書籍《戰略評估2020：進入大國競爭的新紀元》（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 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書中全面且系統地分析了大國競爭時代的特點與競爭中的關鍵技術發展與創新，本文簡要概括和介紹了全書的梗概，並在接下來幾周進行重點章節分享，記得來跟進哦！
文章 僅供參考，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1. 構想
構想大國競爭的新時代
1.1 大國競爭的5個領域
所有的國家，尤其是大國，都在競爭，以獲得權力、繁榮、地位和影響力等經典目標的相對優勢。更關鍵的是，大國運用其各類工具（如外交政策工具）在政治和外交、意識形態、信息、軍事和經濟，這五個不同領域的互動中爭奪相對優勢。國家對其權力及能力的有效利用決定了它們獲得相對影響力和戰略優勢的程度。對全球競爭地位的完整分析需要回顧這五個競爭類別中每個大國的比較目標和相對實力(第2章)。
1.2 轉型與戰爭
大國轉型需要幾十年或幾個世紀，而不是幾年。自1500年以來，四分之三的大國轉型都以直接暴力衝突的破壞性時期為轉型的高潮。但是，大國競爭在其轉型過渡時期也不一定表現為戰爭的形式。大國可能在非暴力的競爭中表現為在政治外交、經濟、意識形態和信息等方面的敵意(第2章)。
一旦大國競爭開始， 戰爭何時爆發的最可靠指標是：一方或雙方認識到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相對調整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被認為是不可改變和不可持續的。當國家認為相對的權力結盟對他們不利時，會更傾向於先發制人(第2章)。
1.3 權力的誤解
在權力過渡時期，大國競爭對手可能無法準確感知自己的各種權力形式。對權力的誤解，往往會影響並推動政策制定者。即使對相對的衰退現象進行了準確的評估，國內或官僚利益也可能阻礙減輕風險所必需的敏捷適應。因此，全球夥伴關係的成功需要在國際治國之道和促進國內復興和適應方面的非凡政治領導(第2章)。
1.4 「戰略驚喜」
在動態技術變革時期，在全球政策中心的軍事層面上，戰略突襲的可能性更大。各國可能高估或低估新創新的潛在戰鬥力，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概念創新。大國競爭的黎明時代正是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特徵的時代。新技術的融合，包括人工智慧、量子計算、機器人、3D列印、納米技術、生物技術、能量存儲和自動車輛等突破，增加了「戰略驚喜」的風險(第2、4章)。
1.5 大國競爭的回歸
美國作為三大競爭對手中的霸主，進入了大國競爭（GPC）的新興時代。如今，其主導的國家間互動規範、規則和制度為所有主要類別的全球活動設定了模式。然而，另一些大國的戰略目標與美國確立的目標不相容，這種衝突就導致了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 大國競爭（GPC）模式在國際體系中的回歸。但這些大國構成的戰略挑戰差異很大，有的傾向於長期的戰略競爭，有的傾向於一系列地區性的競爭(第3a章)。
當代三個大國都對國際秩序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滿，但也很難以妥協和犧牲的方式來維持秩序。因此，大國競爭很可能會導致全球問題治理效率的降低。比如：2019-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應對和治理就表現出缺乏大國合作的徵兆(第3a章)。
1.6 競爭的焦點
在未來5到10年里，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和東歐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將是區域利益衝突的焦點。因此，該地域內的競爭將是最激烈的，誤解和暴力對抗的風險也相對更大(第3a章)。
太空空間和網絡空間是爭議最多的領域，也更容易產生直接對抗和衝突。這些相對不受監管的地區也為大國對話和對話提供了機會有機會制定規範和規則，強調更大程度地減少利益衝突，降低無節制競爭帶來的風險(第3a章)。
1.7 自身的挑戰
三個大國都面臨著重大的內部結構、經濟和人口挑戰。每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層關於如何應對這些內部動態和國際挑戰的決定將決定該國家未來的權力。XXX最有可能首先面對這些挑戰，然後是X國，然後是美國，國家領導人的選擇將直接影響戰略時機(第3b章)。
1.8 去全球化
第四次工業革命侵蝕了全球市場和供應鏈的許多方面，加速了「去全球化」。隨著世界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將會繼續減弱全球經濟一體化，並促進供應鏈區域化(甚至本地化)的趨勢(第4章)。
1.9 美國的弱點
美國雖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美國的一個關鍵弱點是當前政治體系的僵局。如果不能根據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現實調整美國的法律和法規，就有可能浪費美國在高等教育、創新、企業家精神和市場方面的優勢(第4章)。
2. 戰爭與技術創新
大國競爭新時代的戰爭、創新和技術
2.1 戰爭的本質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不會改變戰爭的基本性質，也不會使戰爭的緊迫性或短暫性變得清晰。戰爭仍將是迷霧、摩擦和不確定的領域。每個社會都將以最適合自己的獨特方式使用新興技術，任何衝突都將基於所有相關社會的互惠和動態互動而演變(第5章)。
2.2 誰更快？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降低精密和先進位造的價格，創造新一代更小、更智能、更廉價的武器。然而，大國繼續追求精緻的高端系統，如第五代戰鬥機、重型轟炸機和航空母艦。隨著製造業的快速變化，一個關鍵問題出現了：哪個國家能夠最快速有效地適應這場革命(第5章)？
2.3 競爭的本質
現代大國競爭從本質上已經從 工業時代的技術主導轉變為： 信息技術作為地緣政治力量的來源。十多年來，這一變化一直影響著全球的力量平衡，並將進入一個戲劇性的新階段(第6章)。就另外兩個大國而言，信息力量比工業力量更有可能決定長期地緣政治競爭的結果。因此，美國必須與其他已開發國家合作，通過公私夥伴關係，將資源重新優先用於關鍵的信息技術和能力。與此同時還須有效對抗竊取智慧財產權和控制全球信息流動的情況(第6章)。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隨著大國關係變得更具競爭性甚至對抗性，核武器、運載系統和飛彈防禦系統軍備競賽的風險正在增加。X國正在加大對核能力的投資，現代化和擴大戰略系統，並開發雙重能力的戰區飛彈平台，這將增加印度-太平洋衝突中的核風險。儘管大國引入高超音速飛行器不太可能影響未來幾年的核力量平衡，但隨著這些能力的大量部署，戰略和戰區層面的核穩定風險可能會增加(第8章)。此外，化學戰劑和生物戰劑，包括通過新的科學和製造技術開發的製劑，是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一系列行動的重要能力。化學或生物攻擊可能很難確定，可能非常適合在公開武裝衝突門檻以下的行動目標(第8章)。
3. 地緣戰略
大國競爭新時代的地緣戰略互動
3.1 印度-太平洋地區
中國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市場和投資中占據經濟主導地位，這一事實侵蝕了美國在中國海岸附近和第一島鏈內部潛在衝突地點的軍事優勢。美國在更廣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保持著軍事技術和力量投射的整體優勢，共振的意識形態和溝通能力，以及中國無法比擬的地區政治和軍事聯盟結構(第9章)。
美國應該利用其相對的政治軍事優勢來維持和加強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整體安全地位。加強現有聯盟、建立軍事夥伴關係、擴大合作訓練和擴大互操作性是該地區各國將採用的技術(第9章)。
3.2 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遠未根除，在大國競爭的新興時代也不會消失。相反，美國的反恐努力將面臨一系列新的現實。美國政府應該重新考慮反恐機構、新技術和其他有助於管理小規模部署風險的工具，特別是那些有積極代理人的工具，以及讓贊助國對代理人針對美國的行動負責的工具。反恐部隊(第11章)。
3.3 歐洲
在全球生產總值的黎明時代，歐洲是一個富有彈性但卻動盪不安的地區。面對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歐洲在克服2008年大衰退和拯救歐元的同時，表現出了相當大的韌性。但是，它的凝聚力和團結也受到了恐怖主義、不受控制的移民、英國退出歐盟以及最近新冠肺炎大流行病仍在演變的複雜情況的嚴重考驗。這些問題在整個歐洲大陸引發了極端民粹主義運動，挑戰自由民主，抑制歐洲政策立場或安全活動的凝聚力(第12章)。
儘管2020年歐洲在全球經濟產出中的份額與美國相當，但它並不是一個「大國」。歐洲發現自己是歐洲大陸大國競爭的對象，而不是競爭對手。2020年，德法在許多關鍵問題上缺乏共同立場，尤其是歐洲防務。而隨著英國的脫歐，歐洲未來的走向將由美國和俄羅斯決定。眾所周知，歐洲無法獨自保護成員國免受俄羅斯的攻擊。如果美國脫離北約，歐洲可能會加強與俄羅斯的和解(第12章)。
3.4 中俄
美國將面臨全球生產總值的時代。美國需要不同的戰略來應對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競爭，重新調整美國策略，以減少無限制的零和競爭(第13章)。在許多地區，俄羅斯往往構成更直接的挑戰，而中國經濟投資的影響則的顯現方式則更為微妙(第13章)。
4. 準備
大國競爭的準備
4.1 整體戰略
如果沒有一個整體的方法，在一個適當的戰略框架內進行管理，大國競爭和伴隨而來的權力過渡是很難解決的。需要領導的參與、嚴格的優先級、可持續的資源配置和適應性監督。2020年，俄羅斯在短期內是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但與中國競爭優勢將決定全球持續穩定的前景以及地緣政治大國轉型的輪廓(第3a、3b、14章)。
4.2 槓桿與風險
在中美競爭中，美國戰略必須創造槓桿並接受風險。它必須通過與盟友和合作夥伴合作來創造槓桿作用，以加強規則和規範，制定標準，在產業政策上合作，在關鍵信息技術上合作，振興研發，加強創新，投資高等教育，以及分享最佳實踐。此外還必須接受風險，同時與合作夥伴站在一起。這些原則為美國在全球政策中心新時代(第14章)相對於中國的角色構建了一個戰略平衡戰略。
4.3 競爭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消退， 美國將面臨的問題是：是否競爭、在哪裡競爭以及如何競爭。作為多極競爭中的主導大國，美國今天可以與大國對手競爭或對抗，決心維持其全球地位以及當前國際秩序的現行規則、規範、制度和聯盟。或者，它可以放棄全球秩序的領導權。 前者有擴大對抗和潛在直接軍事衝突的風險，但後者不一定會避免軍事鬥爭(第3b、15章)。
4.4 四個原則避免戰爭
這裡提出幾個有益的原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大國轉型崩潰為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具體包括四個原則：
【原則一】堅定與靈活。占主導地位的大國必須表現出堅定和靈活。必須盡最大可能清楚地表明它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的戰略目標，然後提供就可能願意談判的目標進行對話的前景。在堅定其不可談判的目標的同時，它應該靈活地尋找可能實現雙贏的場所。如今，美國和中國是否有這樣一個談判空間，就空間和網絡空間的合作規則達成一致(第2、15章)？
【原則二】持久的夥伴關係和聯盟。占主導地位的大國必須建立和維持持久的國家間聯盟，並為潛在的合作夥伴提供由強硬對手提出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如今，美國在 建立經濟和軍事夥伴關係方面比現代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都有更大的基礎，並有巨大機會與一系列合作夥伴構建替代的經濟、外交和政治幾何圖形，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第2、15章)。
【原則三】互惠社會詆毀的危險。排除直接的軍事對抗，如果競爭對手對彼此的人民開始公開相互詆毀，也不太可能進行成功的全球政治對話(第2、15章)。
【原則四】為時間而戰。一些人認為，時間在競爭中有利於崛起的大國，如果大國不採取對抗和果斷的行動，它將面臨更大的風險。但這一論點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即崛起的大國將主要以線性方式繼續崛起，而不會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問題或挑戰。美國國內雖然也有矛盾和挑戰，但相比之下仍顯得微不足道(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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