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的發展模式是，通過風險投資為創業公司注入資金，創業公司獲得資金支持後，進行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市場，提升公司估值，讓後上市，風險資本賣出股票獲利退出。這種模式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但體量小，公司之間整合資源難，畢竟大家都是一口鍋里搶飯吃的競爭對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辦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俗稱半導體晶片）」計劃，確立以趕超美國集成電路技術為目標。隨後日本通產省組織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產學研半導體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使企業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技術水平。

日本的計劃也差一點兒夭折，各企業之間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諾投入的資金遲遲不到位。關鍵時刻，日本半導體研究的開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將各懷心思的參與方們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說辭簡單明了：大家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改變日本晶片基礎技術落後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來，各企業再各自進行產品研發，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孤軍奮戰的困局。

美國人被嚇壞了

計劃實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專利，一下子縮小了和美國的技術差距。然後，日本政府推出貸款和稅費優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業一時間兵強馬壯，彈藥充足。

一座座現代化的半導體存儲晶片製造工廠在日本拔地而起。隨著生產線日夜運轉，日本人發起了飽和攻擊。

美國人的噩夢開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導體內存市場，5年後，日本的份額超過50%，美國被甩在後面。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場份額直線下跌，不斷派人飛越太平洋到日本偵察，結果讓人感到絕望。時任英特爾生產主管的安迪.格魯夫沮喪地說：「從日本參觀回來的人把形勢描繪得非常嚴峻。」如果格魯夫去日本參觀，他也會被嚇壞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樓用於存儲晶片研發，第一層樓的人員研發16KB容量，第二層樓的人員研發64KB的，第三層人員研發256KB的。日本人這種研發節奏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三箭齊發，讓習慣了單手耍刀的矽谷企業毫無招架之力。

讓美國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儲晶片不僅量大，質量還很好。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協會曾對美國和日本的存儲晶片進行質量測試，期望能找到對手的弱點，結果發現美國最高質量的存儲晶片比日本最差質量的還要差。

而且，日本人還拍著胸脯對客戶保證：日本的存儲晶片保證質量25年！

英特爾差點翹辮子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下，美國的晶片公司兵敗如山倒，財務數據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塗。

1981年，AMD凈利潤下降2/3，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上一年還賺了5200萬美元呢。第二年，英特爾被逼裁掉2000名員工。日本人繼續擴大戰果，美國人這邊繼續哀鴻遍野，1985年英特爾繳械投降，宣布退出DRAM存儲業務，這場戰爭讓它虧掉了1.73億美元，是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在英特爾最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購買了它12%的債券保證現金流，這家晶片巨頭很可能會倒閉或者被收購，美國信息產業史可能因此改寫。

更讓美國人難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導體公司是矽谷活化石，因為矽谷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包括英特爾和AMD）都曾經是仙童半導體的員工。在矽穀人心中，仙童半導體神一般的存在，現在日本人卻要買走他們的「神」，這不是恥辱麼？有一家美國報紙在報道中寫道：「這筆交易通過一條消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

神奇邏輯扭轉局面

因為超級武器技術離不開超級電子技術，超級電子技術又離不開最新半導體技術（這話沒毛病）；

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軍方將被迫在關鍵電子部件上使用外國產品包括日本貨（有點意思）；

外國貨源不可靠，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日本人看到這裡，估計要哭了）；

所以，美國放任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

此前，SIA遊說7年，得到政府的回應總是：美國是自由市場，政府權力不應染指企業經營活動。

1986年春，日本被認定只讀存儲器傾銷；9月，《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國外公司獲得20%市場份額；不久，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晶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否決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

三星補刀

隨著《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處於浪潮之巔的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掉頭滑向深淵。

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從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的DRAM受打擊最大，從最高點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說，和美國人這一戰，日本人此前積累的本錢基本賠光，舉國辛苦奮鬥十一年（從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並沒有落到美國人嘴裡，因為矽谷超過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業務（包括英特爾和AMD），1986年之後，美國人的市場份額曲線就是一條橫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在日本被美國胖揍的1986年前後，韓國DRAM趁機起步，但體量猶如蹣跚學步的嬰兒，在全球半導體晶片業毫無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晶片企業完全是360度無死角的菜雞：根本打不進日本人主導的高端市場，只能在低端市場靠低價混飯吃；市場體量上，兩者就是螞蟻和大象的區別。

1990年代，三星和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國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柯林頓政府：「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占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於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日本最高則被收取100%反傾銷稅，這種操作手法簡直是連樣子都懶得裝。

如果沒有三星補刀，日本半導體晶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國人用《美日半導體協議》束縛日本人，並揮動反傾銷大棒對其胖揍，但日本半導體存儲晶片產業受的只是皮肉傷，因為矽谷的企業超過七成退出了半導體存儲晶片行業，市場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過去後，又是一群東洋好漢，畢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產業鏈上，日本還是一支難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戰團並主動站隊美國後，難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變的可有可無，韓國人由此成為新寵。隨後，三星的DRAM「雙向型數據通選方案」獲得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成為與微處理器匹配的內存，日本則被排除在外。這樣，三星順利搭上微處理器推動的個人電腦時代快車，領先日本企業。

日本丟失的半導體晶片份額，幾乎都進了以三星為首的韓國企業嘴裡

從上面的DRAM份額圖中可以發現，日本的份額呈斷崖式下跌，韓國的則是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一上一下兩條線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未來。

此後，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並投入大量資金，但也無力回天，日本半導體晶片出局的命運已定。

直到今天，仍有觀點認為，韓國半導體晶片的崛起，日本半導體晶片的衰落，是產業轉移的結果。這是不準確的，因為產業轉移是生產線/工廠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遷移，日本的半導體晶片企業並沒有向韓國遷移生產線，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國人實際上聯手韓國，重組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將日本人從供應鏈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來不可或缺的產業力量消失得乾乾淨淨。

縱觀晶片戰，是否掌握重組全球產業鏈的能力，才是決勝的關鍵，市場份額的多寡不構成主要實力因素，這也是輸掉晶片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