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九年(107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被稱為「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罷相。
說起來，這是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了。王安石並不是一個官迷，他生活簡樸，在物質方面無欲無求。
蘇洵曾經這樣描述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但王安石卻是一個要做大事的人，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為了實現自己濟世治天下的抱負，王安石就不得不參加科舉考試、入仕。
王安石自小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動筆如飛，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
入仕後的王安石表現得很冷靜。他知道，光有理想、光有熱情、光有書本知識還不行，必須實踐，積累經驗。所以，在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他放棄京試入館閣的機會，主動要求到地方任職。
到了地方任上，王安石關心民生，鼓勵發展，思索和探究富國強兵之路，以地方作為自己變法的試驗田。
事實證明，王安石是一個能幹實事的人。他在所任職的地方，政績斐然。
實驗成功，王安石當然不甘停留於地方的小打小鬧。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進京述職期間，他寫了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很遺憾，王安石的主張未能引起宋仁宗的重視。
於是，王安石繼續在地方官任上打磨，不求高官厚祿，拒絕了朝廷委任的館閣之職。
王安石的高姿態也為自己贏來了更高的聲譽，朝廷多次以要位、高位相授。宋仁宗死後，宋英宗繼位。宋英宗傾慕王安石的名聲，一而再、再而三地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王安石卻全都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繼位。這個時候，國家的形勢已經很嚴峻了。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財政赤字逐年擴大。
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俗話說，國難思良相，家貧想賢妻。
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巨大經濟危機，宋神宗鄭重起用人皆稱讚為「匡世大材」的王安石，並於熙寧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為宰相。
王安石也深感「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以大無畏的擔當精神，銳行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深刻改革，改革措施大致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對於這場變法，王安石的動機是良好的，決心也很大，變法過程中
會遇上的阻礙和責難，他也完全預料到了，放言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還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自信是好事，但盲目的自信就不好了。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
知府韓維將之上報朝廷。 宋神宗憂心忡。王安石卻不屑一顧地回答說，不要輕信傳聞，就算不是傳聞，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試想，士大夫階層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宋神宗錯愕萬分。
王安石無視民意民情，事件就越鬧越大。一千多名東明縣農民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示威遊行。監安上門(吏)鄭俠，曾得到過王安石的獎掖提拔，目睹新法給人民帶來的弊害，仗義執言，繪製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
民怨鼎沸，宋神宗坐立不安。
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宋神宗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其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這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罷相後的王安石為了繼續推行新法，就推薦了新法的擁護者呂惠卿和韓絳在朝中任要職。呂惠卿卻是一個十足的小人，掌權後，擔心王安石會回朝威脅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就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
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竭力幫助王安石回朝。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呂惠卿被貶出京城，出任陳州知州。王安石的兒子王蚞對呂惠卿加害父親之事耿耿於懷，要繼續追究呂惠卿。
呂惠卿與王安石深交多年，存留有很多王安石寫給他的書信，就別有用心地把其中的幾封呈交給皇帝，控告王安石圖謀不軌。這幾封信內有「無令上知此一帖」「無使上知」之句，「上」就是指皇上，意思是不要讓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內容。至此，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之間頓生嫌隙，再也無法愉快相處。王安石也覺得新法難於繼續推行下去，更兼兒子王蚞病故，遂託病請求離職。
熙寧九年(107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宋神宗第二次罷免了王安石的相職。
王安石帶著無限的遺憾和傷悲離開了京城，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按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說法，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夠成功，則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但是，王安石的多項改革，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因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黃仁宇是這樣說的:「在20世紀末葉提及王安石，我們只更感到驚異: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裡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增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里收到增稅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與他同時代人物遠。」
也就是說，一場改革的成功必須順應歷史潮流。
王安石有著高度的智慧、高尚的情操、殫精竭慮恪盡職守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但他那超前的設計終究在殘酷的現實跟前被撞得支離破碎。
王安石最為得意的改革之法是「青苗法」。
王安石在擔任鄞縣(浙江省寧波市)縣令期間曾實施過此法，收到過良好效果。
的確，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項善政，主要是解決農民在「青黃不接」時期的吃飯問題。此前，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都選擇在這個時期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很高，屬於高利貸。因為有地里的青苗作擔保，也屬於「抵押貸款」。貸款有風險，一旦遇上洪澇災害，田裡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田賣地。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就是要濟貧困、抑兼并、促生產。他的做法是由國家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從理論上說，這一舉措可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可謂利國利民。
王安石也因此沾自喜地對宋神宗說: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可是，小廟的菩薩好做，大廟的和尚難當。鄞縣試點是成功的，在全國推行時卻完全走了樣。
首先，各地方官員為了出政績，把自願貸款演變成了官府強制攤派，不管民眾需要不需要，必須借貸，說這是「奉旨貸款」。
其次，各級官員把國家的低息貸款演變成了官方的高利貸，層層加碼，致使有些地方利息遠高於原先設定的十幾倍!
再次，地方官吏雁過拔毛，藉此機會向借貸民眾伸手要錢。原先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
現在向官府貸款，要有手續，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成了胥吏衙役卡拿盤剝的關卡。而最最讓人叫苦連天的是，官府的逼債手段比民間放高利貸的狠多了，農民因還不上貸，被逼迫得「賣田宅、雇妻賣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聽說包括「青苗法」在內的新法一項項被廢，默然無語。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寧。王安石大感意外，他說:免役法的創立，我和神宗皇帝探討研究了長達兩年時間，實在是想不出它有什麼缺陷了啊。 「免役法」的初衷是想解除人民差役的一些弊端。
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是人民在賦稅之外還要承擔的一項義務體力勞動。
這些勞動包括保管公物、督收賦稅、追捕盜賊、傳遞命令、修橋鋪路，等等。由於「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所以人們在服役時就有不公平待遇。而且，由於勞役太多，也影響農民的耕種。王安石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以後無須服役，只要交「免役錢」給政府，由政府出面僱人服役就行。
王安石認為，這麼一來，農民只要肯出錢，就不會耽誤農時勞作了。而且，大家都出同樣的錢，也公平公正。最主要的是，交了錢，可以讓忙不過來的人專心忙更重要的事，而又給社會閒散人員提供了賣力氣餬口的機會，好處多。
可就是這樣一條新政，最終也被廢除了。王安石愴然長嘆，一個月後，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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