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蜀」字，具有多種寫法。20世紀30年代，孫海波先生在《甲骨文編》(中華書局增訂本1965年版)中列出20種;80年代初，高明先生在《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中列出4種，80年代末，徐中舒先生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版)中列出9種。許慎《說文解字》曰：「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娟娟。詩曰：『娟娟者蜀。』」
孫海波先生釋蜀為地名(《甲骨文編》)，徐中舒先生釋為方國名或人名(《甲骨文字典》)。釋蜀為地名或方國名，是被學術界普遍接受的，但具體地所指卻存在著較大分歧。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殷商時代四川與中原地區不可能發生聯繫，故胡厚宣先生認為蜀地在山東，「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陳夢家先生認為在山西南部，「故城在今新絳西」。還有認為在殷之西北等等。長期從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徐中舒、蒙文通、馮漢驥等先生則認為在川西高原至成都平原一帶。
除甲骨文之外，文獻資料中最早見到的蜀是《尚書・牧誓》中隨周武王伐紂的「友幫冢君」蜀。王世舜等學者在注釋中也認為蜀在今四川成都一帶。長期從事《尚書》研究的李民先生也明確指出：「蜀，方國名，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及岷江上游。今四川廣漢一帶發現三星堆青銅文化遺址，屬古蜀文化。」周武王在誓師中的第一句話就說：「狄也，西土之人!」這足以說明蜀是在西方而不可能在東方。不少學者都認為晉南是商族的發源地，商族東遷之後，尚有部分留在原地，並與商保持著密切的藩屬關係。殷商時期的黎就是商在晉東南的一個重要屬國，是殷商抗擊西方和西北少數民族入侵的重要前哨陣地。周文王時欲向東方發展，也首先必須征伐黎國，因此隨同周武王滅商的蜀也不可能在晉南，而只能在西土四川。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載：「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山番，地稱天府，原曰華陽。」這雖然說的是後來蜀最強盛時期的疆域，但也說明了夏、商、周三代時期蜀的位置。
新中國成立以後，四川考古工作不斷有新的重要成果湧現，其中不乏商周時代的遺蹟遺物。1957―1958年，四川新繁縣(今新都縣)水觀音寺遺址出土有銅飾件和鏃、戈、矛、鉞等銅兵器，發掘者認為這些銅器是商至春秋時期的遺物。1959年四川彭縣蒙陽鎮竹瓦街窖藏出土銅容器8件，兵器13件，其中覃父癸觶、牧正父已觶被認為屬於商器。徐中舒先生對二觶研究後認為：「此銅器群中雜有殷代遺物，而此諸殷器又不屬於同一氏族同一年輩之物，則此諸殷器必為戰利品，或為周王頒賜的擄獲物，這正是蜀人參加伐殷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證。」從1980年開始，四川文物考古部門在廣漢三星堆文化遺址連續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周長達6000米的寬大的堆土城牆，出土了大量具有濃郁特色的青銅器、玉石器、金器、骨角器等遺物。人們認識到三星堆遺址不是一處普通的邑聚，而是夏商時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一處中心都城，即古蜀國在夏商時代的都城。
2001年春發現、發掘的成都金沙村遺址，是四川省繼三星堆之後又一重大的考古發現，發現發掘了大量遺址，出土了銅器、玉器、金器、象牙器等大量珍貴文物。金沙村遺址和三星堆遺址同處成都平原，且相距不遠，它們之間必定有內在聯繫。俞偉超等學者認為：「三星堆遺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或稍後的成都平原乃至於四川盆地古代王國的都城，那麼在三星堆遺址衰落以後興起的金沙村遺址，就極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城衰落後成都地區新出現的另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就使人們對蜀文化特別是它的早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李學勤先生曾指出：「過去的流行看法是，像湖南、四川這樣的地區，古代中原文化不會與之有什麼聯繫。特別是四川，從來以山水險阻著稱，文化似乎只能是封閉的。現在考古發現證明，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當地與中原間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有時還明顯是暢通的。」從而使更多學者接受了徐中舒等先生的觀點，蜀地望問題應當已成為不爭之論。
許多學者還根據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及甲骨文資料探討了蜀文化及蜀與殷商的關係，並取得許多可喜成果。20世紀50年代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初論》(《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2期)、《巴蜀文化續論》(《四川大學學報》1960年1期)，7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0年代顧頡剛先生的《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馮漢驥先生的《西南古奴隸制王國》(《巴蜀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90年代宋治民先生的《四川先秦時期考古研究的問題》(《四川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蜀文化與巴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本世紀初孫華先生的《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等論著，就是這些成果的代表。
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四川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經濟文化區，但是它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與其它地區，尤其是與中原地區沒有聯繫的……最近在四川新繁水觀音寺及忠縣合甘井溝遺址和墓葬里出土的陶器和銅兵器，這已經是金石並用的時代了，至遲在殷商的末期，四川與中原地區就已經有緊密的聯繫了。《詩・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頌》是春秋時代宋人歌頌其祖德之詩，氐、羌服屬於商，當為其世代相傳的舊說。當時氐、羌所在，可能已西達巴蜀。新繁出土的陶簋、陶豆和湖北、河南、安徽、江蘇出土的後期黑陶，從形制上觀察，可以說是一系的宗支。銅兵器的戈也和殷代相同。雖然從殷墟流傳到西蜀，時間上有先後但也不能相距過遠。《尚書、牧誓》載武王伐紂時，有庸、蜀、羌、微、盧、彭、濮人參與，《華陽國志・巴志》也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殷周之際，巴蜀和中原地區有密切的關係，現已得到地下資料證明了。」
林向先生也曾指出：「蜀文化是在夏商文化影響下的一個地方性文化，它們之間經常的政治、經濟交往是不容置疑的……商代的蜀人已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人口密集、建築宏偉、有城牆圍繞的城邑，並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而與殷商文明又有緊密的聯繫，其發展水平決不亞於同時代的東夷文明與商之南土。」
這些是關於蜀文化和蜀與殷商關係十分精闢的論述，我們基本是贊同的。但有一點所不同的是蜀和中原的聯繫，在殷商時代還不能說是「緊密」，應當說還是比較鬆散的。現從甲骨文資料分析中說明這一觀點。
有關「蜀」的甲骨卜辭，最早董作賓先生統計有11條(《殷代的羌與蜀》《說文月刊》3卷7期，1942年版);後來日本學者島邦男先生統計有42條(《殷墟卜辭綜類》，北京中國書店翻印1979年);，在紀念甲骨文發現90周年的時候姚孝燧先生列出了67條(《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89年版)，這其中還包括僅有一兩個字無法確定其內容的卜辭。現選具有代表性、內容比較完整的20條如下予以分析說明。為印製的方便，對疑難的甲骨文字都用現代漢字代替。甲骨卜辭大都選自《甲骨文合集》，簡稱《合》。
(1)口寅卜，殼貞：登人征蜀。(《合》6858)
(2)口寅卜，殼貞：王登人征蜀。(《合》6859)
(3)丁卯卜，殼貞：王敦岳於蜀。(《合》6860)
(4)丁卯卜，殼貞：王敦岳於蜀。(《合》6862)
(5)……允……它蜀……(《合》18080)
(6)……伐……蜀……口……(《合》33083)
(7)……於蜀(《合》6866)
(8)……在蜀(《合》20584)
(9)……無禍在蜀(《合》20598)
(10)癸酉卜，我貞：至蜀無禍。(《合》21723)
(11)辛酉卜，錄貞：至蜀無禍。(《合》21726)
(12)甲寅卜，臣子來蜀。(《合》22374)
(13)癸巳卜，貞：旬在蜀。(《合》33141)
(14)……蜀御事。(《合》5563)
(15)癸卯卜，貞至蜀我有事。(《合》21730)
(16)……巳，貞：畢以津於蜀乃奠。(《屯南甲骨》866)
(17)辛巳，貞：畢於津於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
(18)貞：蜀受年。(《合》9774)
(19)貞：蜀不其受年。(《合》9774)
(20)貞：蜀不其受年，二月。(《合》9775)
上列20條卜辭可歸納為三大類：第一類，(1)至(6)條是記述殷商和蜀之間的戰爭；第二類，(7)至(14)條是記述殷商之間的聯繫;第三類，(15)至(20)條是記述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
第一類殷商和蜀之間的戰爭，(1)、(2)和(6)卜辭中的「征蜀」、「伐蜀」是顯而易見的，「登人」意為徵集兵員進行伐蜀。(5)中「它蜀」的「它」含有禍害侵犯之意。(3)和(4)則記載商在蜀地還要打擊(敦)岳人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伐土方、羌方、日方、人方等方國部族的記載，不僅數量多而且延續的時間長，規模也更大。據姚孝燧先生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粗略統計，有關征伐或敵對行動的卜辭，對土方的有90餘條，對工口方的多達240餘條。特別是武丁時期一次反擊土方、工口方進犯的戰爭，卜辭材料記載從某年的11月開始，到次年10月仍在進行商王武丁數次徵集兵員，並派自己的妻子婦好率大軍出征，自己還親自出征。到再次年的3月，土方和工口方同時發動進攻，奪邑落、耕田、人口，形勢緊張。商王再次徵集兵員進行反擊，戰爭異常激烈，直到第四年的3月戰爭仍在進行。這場戰爭前後經歷了4年，商王多次徵集兵員，說明商王與這些部落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激烈的戰爭。而甲骨文中征伐蜀的戰爭，僅8例而已。
甲骨文中關於「蜀」的記載
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呼」、「令」、「從」某方國部族征伐另一方國部族的記載，如：
呼吳取夷。(《戩》7、1)
呼雀伐猶。(《龜》2、15、11)
令趾它羌方。(《合》6623)
王從戩伐土方。(《後》上17、5)
王從望乘伐下危(《粹》1113)
吳、雀、趾、、戩、望乘都是當時的方國部族，它們之中也有曾與商為敵而發生戰爭的，但在被商王朝征服後成為商的藩屬，並奉商王之命或在商王的率領下去征伐夷、猶、羌方、土方、下危等部族。蜀與商曾發生過短期的戰爭，但並不見蜀曾參加商王朝對其他部族征伐的記載，這就說明蜀既未形成對商的重大威脅，成為商的主要戰爭對象，也沒有加入商王朝的戰爭同盟。商蜀之間在開始接觸時曾有戰爭，以後則保持長期的友好關係，再也沒有發生戰爭。
第二類，殷商和蜀之間的聯繫，「在蜀」、「於蜀」、「至蜀」和「蜀御事」，就是這種聯繫的證明。殷人到蜀地還要進行兇吉禍福的占卜，(9)、(10)、(11)即是這種占卜的記錄。不僅殷人到蜀地去，蜀人也到殷商京畿來，(12)當是這種記載。據統計這一類的卜辭共有35條，占全部有關蜀的卜辭一半以上。
三星堆神廟復原圖，兩個祭祀坑中的出土文物，過去可能都是懸掛在宗廟中的（金磊磊/繪）
第三類，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殷人到蜀地還要舉行祭祀，(16)、(17)都是舉行祭祀的記載。(18)、(19)、(20)三條是卜問蜀地能不能「受年」，亦即能不能獲得豐收。殷人祭祀卜問「受年」的對象，除泛指的「東土」、「西土」、「南土」、「北土」外，具體指的常是「王婦」、「王子」等人的領地，而被卜問的方國部族則必須是親信盟友，如：
甲寅卜，古貞：婦井受黍年。(《粹》879)
貞：自受年。(《庫》308)
已巳卜、洹貞：羽不受其年。(《合》9790)
丁亥卜、洹貞：木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貞、唯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貞：敦受年。(《合》9783)
井、自是商王的妻妾，羽、木是王子，唯、敦是方國部族。蜀能夠成為殷人卜問受年的對象，可見其地位的重要，但數量並不多，也僅3例而已。
青關山遺址，可能是三星堆的宗廟，它也被譽為繼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之後的最大考古發現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蜀和殷交往的卜辭數量雖多為戰爭，但與其他一些方國部族如、攸、雇、雀等比起來就少得多了。另外，甲骨文中有大量記錄商王向方國部族索取和方國部族貢納的記事文字，如：
呼取鄭女子。(《殷綴》276)
取竹芻於丘。(《粹》819)
先致五十。(《殷粹》137)
自光致芻五十。(《珠》620)
虎入百。(《合集》9272)
竹入十。(《乙》4525)
鄭入二十。(《乙》5407)
鄭、竹、先、光、虎等方國部族，向商王貢奉(致、入)女奴、奴隸(芻)、龜甲等。在1976年發掘的安陽婦好墓中，出土一件石磬，其上刻有「妊竹入石」，另一件玉戈刻有「盧方皆入戈五」，是方國部族向商王貢納的實物資料，與甲骨文資料記載正可相互印證。甲骨文中不見有蜀入貢的記錄，文物考古資料也未見蜀向商王納貢的實物，說明雙方可能不存在貢納的關係。
楊升南先生在討論商代的方國部族與商王關係時曾指出：「商代的諸侯有一定的地域，有軍隊，也有自己的管理系統，是個帶有一定獨立性的政治實體……在他們的封域內，商王可以行使各種權利：他們的軍隊要服從王室的調遣;在經濟上要貢納包括穀物在內的各種物品。因此，無論在領土主權上、軍事上、經濟上，對商王而言其獨立性都是不完整的。商王對諸侯如同對王室的臣僚一樣，可以隨意『令』『呼』其完成各種使命。古文獻中稱他們是王室的『外服』貴族官吏，即商王的『在外之官』，是接近歷史事實的。」蜀既不承擔貢納義務，軍隊也勿須服從商王室的調遣，因此蜀雖然與殷商有聯繫，但這種聯繫是友好的也是較為平等、較為鬆散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在商周之際的風雲變幻中，蜀也不會輕易的脫離殷商王朝而依附於新興的周勢力，加入到武王伐紂的行列中。真正與殷商關係密切的方國部族，在殷紂滅亡之後還參加武庚的叛亂，以至使周公東征三年，「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知，蜀地雖然距中原遙遠、道路難行，但至少在殷商時代就和中原地區發生了交往，開始雙方曾有小規模和局部短期的戰爭，之後則建立了友好的聯繫。也正是由於路途的遙遠，這種聯繫當時還是較為鬆散的，各自都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但是這種聯繫和交往促進了雙方的文化交流和發展，特別是蜀文化在殷商時代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為我國古代文明在祖國大西南地區的一個起源中心。正如北京大學教授孫華先生所指出的，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在產生和形成過程中一直不斷吸收著中原青銅文化和周圍其他文化的因素，「但在長達幾近兩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由於群山環塞的地理環境和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以及中原早期王朝的中心和經略範圍多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使得四川盆地青銅文化自產生以後一直保持其自身特色，基本上沒有發現文化傳統的中斷和轉移」。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從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宋治民先生曾指出：「中國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文明起源的地區受各種條件制約，也不能說每一個地方都是文明起源的地區。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條件是生產力的發展，蜀文化進入文明是其本身發展的必然，但這個發展受到了商周文明的強烈影響和刺激，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這也是四川先秦時期考古研究的一個特點。」這一結論不僅得到了考古學地下發掘出土的資料證明，也得到了甲骨卜辭資料的證明。
郭勝強，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來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KA19hngBMMueE88vPn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