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傳染病是一場全民戰爭，考驗著一個政府的動員、組織、宣傳等力量，已經遍體鱗傷、積重難返的國民政府恐怕也只能盡人事了。
文 | 頁清
1928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在革命和民族主義敘事中，讀者自然聯想到諸多軍政大事：二次北伐、軍閥混戰、濟南慘案等等。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蔣介石更是如此，這一年對他來說太關鍵了。
當年1月，蔣介石恢復了軍中職務，此時距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已超過半年，躊躇滿志的蔣總司令率領四個集團軍揮師北伐，試圖消滅北洋勢力，一統天下。但歷史的發展常常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此時的中國遠不具備擺脫內亂與外侮的條件，日本軍閥在濟南的橫加干涉讓中國軍民損失慘重，也給這個新政府的前途蒙上陰霾。蔣介石最終決定繞過濟南，優先擊敗北洋軍，雖然這一處理方式挽救了北伐成果，但也讓蔣介石與眾多國人感到無比屈辱。為了銘記這一恥辱，他還在每天的日記中記下「雪恥」二字，直到抗戰勝利都未曾停止。
蔣介石日記中的「雪恥」
蔣介石的「雪恥」只是近代中國人國恥記憶的典型，對於國人來說，外敵陳兵國境、干涉內政是銘刻在民族骨子裡的屈辱。近代的仁人志士，無論陣營，前仆後繼，多少都是在為洗刷這一屈辱而努力。翻看這一時代的歷史，民族、國家等宏大敘事即是時代的主旋律。北洋勢力即將退出歷史舞台，擺在蔣介石面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更有無數政敵、黨內反對派、地方實力派或明或暗的挑戰，除了關心軍政大事外，他似乎也沒有別的選擇。
就在蔣介石為軍國大事焦頭爛額時，一份文件擺在他的案頭。在舉國要求「雪恥」之際，這份文件顯得不合時宜，但又無法忽視。1928年8月10日，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呈文請示擬定《傳染病防治條例草案》。國民政府建立不久，與傳染病的戰鬥就被提上日程。
蔣介石看到這份呈文後反應如何，從他的日記中我們很難看到。在10日當天的日記中，他關心的還是時局，痛苦地記下「內外左右皆集矢於餘一人，苦痛益極」之句，比起傳染病，政敵的明槍暗箭才是其切膚之痛。不過即便是蔣介石也不能免於疾病的困擾，幾天之後，他深受牙痛之苦，從8月16日至26日，蔣拔牙三枚，住院休養。天下尚未平定，牙齒已剩不多，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蔣介石對傳染病防治條例的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對傳染病應該不陌生。1911年4月3日，就讀於日本振武學校的蔣介石還在高田陸軍第13師團見習，據當天的《高田日報》載，該師團在明治四十三年度有6458人患病，24人死亡，多數死於腸窒扶斯、肺結核、蟲樣突起炎、急性腦膜炎等傳染病。現代化程度遠高於中國的日本尚且如此，何況此時的華夏大地。自古以來，瘟疫與其他天災人禍一樣，是這片土地的心頭之痛。
不過正是在1911年，與瘟疫搏鬥的中國人創造了奇蹟，伍連德正是這傑出代表。
伍連德
1910年12月，清王朝搖搖欲墜之時，它的「龍興之地」——東北瘟疫流行，恐怖的傳染病再次肆虐中華大地。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所遭受的瘟疫難以計數，據學者統計，從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19世紀，我國共發生1211次疫災，平均1.9年就有一次瘟疫流行。在與病魔的長期抗爭中，中國人也總結出不少防治之法，使民族血脈延續，但這一次，中國將以近代的方式對抗病魔。12月24日，一位身材不高、拿著英國顯微鏡和實驗必需品的年輕中國醫生來到了哈爾濱火車站，開始了他時長四個月的防疫之戰。這位醫生正是伍連德。
此時瘟疫已經相當嚴重，據統計，1910年至1911年間，死於瘟疫的中國人可能不下6萬。為控制這場災情，1911年4月，各國在奉天召開了國際防疫大會。面對疫情，清政府再無11年前庚子事變的狂妄頑固，只得與各國合作，但伍連德在23次會議中的傑出表現還是為中國人贏得了尊嚴。四個月間，伍連德力排眾議，提出「肺鼠疫」這一新概念，推廣隔離患者、戴口罩等現代化防治辦法。為了支持伍的工作，監國攝政王載灃親自召見他，這也讓行將就木的清廷留下了為數不多的亮點。在伍連德等人的努力下，東北疫情終於得到有效控制，伍連德一戰成名，雖然近代中國抗擊傳染病之戰，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清王朝卻沒有挺過革命這一關。
民國建立後，北洋政府也為防治傳染病做出努力。1916年3月，內政部公布《傳染病預防條例》，第二年，北洋政府就經受了瘟疫的第一次大考驗。
1917年8月，綏遠安北縣爆發新的鼠疫，並通過從此縣出發的車隊迅速傳播，大量旅客、商人深受其害。一時間，關於瘟疫的恐怖記憶再次回到人們心頭。由於信息傳遞不及時，北洋政府直到12月13日才得到報告，但他們還是採取了應對之策。為了防治瘟疫，政府採取了成立防疫委員會、籌集款項、劃定防疫區域等措施，並頒布《檢疫委員設置規則》《火車檢疫規則》等條文。
此次瘟疫，由於疫情彙報不及時，民眾蒙受慘重損失。瘟疫遍及6省64縣旗，14685人死亡，至1918年3月才得以平息。國家四分五裂、動盪不安，怎能有效控制疫情？儘管如此，中國還是在防治傳染病的近代化進程中邁出了關鍵一步。為對抗傳染病，北洋政府不可謂不努力，1919年7月，天津廊坊發生瘟疫，北洋政府內務部派遣中央防疫處的俞樹芬、馬志道等人前往設立防疫分所。1920年，華北再次成為傳染病災區，俞樹芬四處奔波，挽救危局。1921年3月，俞樹芬不幸殉職。
1911、1917、1921這些年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意義非凡。在政治史的宏大敘事中，人們可以想到許多耳熟能詳的大事件，可伍連德、俞樹芬這樣的防疫英雄，不應被遺忘。
再回到1928年8月，薛篤弼呈上的《傳染病防治條例草案》，不過是接過前人對抗傳染病的接力棒罷了。雖然國民政府戰勝並取代了北洋政府，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可能因政權的交替而斷裂。
在給蔣介石的呈文中，薛篤弼痛陳傳染病的危害與防治的必要性：
散布各地潛伏民間，偶一暴發輒成疫癘，死亡人口每以萬計，實於民族強弱有密切關係，故歐美各國莫不訂有專條切實預防。
《內政部長薛篤弼呈國民政府為擬訂傳染病預防條例草案請鑒核示遵》，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薛篤弼等人擬定24條草案，限制病症9種，內容有指示檢查方法、明定醫士病家之義務等，基本繼承了北洋政府的《傳染病預防條例》。這份草案由國民政府法制局審核，局長王世傑認為內容尚屬妥當，只是「罰金」字樣牽涉到行政處分與司法處分的區別，應予以改動。行政程序雖然繁瑣，但必須嚴謹。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許多人關心的是「雪恥」大計，而治理國家需要的卻不只是激情與熱忱，更需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從這些枯燥卻實際的行政程序做起。
《法制局長王世傑函國民政府秘書處關於內政部擬訂傳染病預防條例草案尚屬妥善惟罰金字樣擬改為罰鍰請轉呈鑒核施行》，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1930年，國民政府修訂完善《傳染病防治條例》，各種防疫工作也隨之展開。1937年，正是所謂「黃金十年」的最後一年，同樣發生了許多國人難忘之事，但有一件事卻未必能引起人們關注，那就是作為行政院長的蔣介石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交《辦理南京市傳染病醫院情形附該院組織規則》。這只是一篇枯燥的呈文，而這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許會淹沒在南京的歷史長河之中，畢竟那個年代大事太多了，誰又有「平常心」來看平常事呢？
湯爾和曾對胡適說：「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許多好發時論者自以為一切瞭然於胸，難免當局者迷。莫說當時人，就是史學家，又怎麼敢說不會事後論人，局外論人，將事情看得極易，卻「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呢？
然而，比起枯燥的行政事務與技術問題，許多人更喜歡「宮廷化」「戲劇化」「金陵春夢」式的敘事。英國傳記作家喬納森·芬比認為國民政府的「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顯著缺乏」，蔣在一位西方顧問的建議下在南京建立了一家牙科診所，「可以說這也主要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的」，似乎一窮二白的中國醫學界得益於蔣介石的蛀牙才勉強進步了一點。國民政府時期的社會問題自然很嚴重，貪腐也不必說，但畢竟是一個帶有現代色彩的政府。「為宋美齡種梧桐」「為蔣介石開牙科診所」等戲劇化敘事，豈能揭示歷史的複雜面相，又怎能告訴後人這個政府因何被淘汰？
蔣介石在1928年立志雪恥，起因於日本製造的濟南慘案，這一年也是他領導的國民政府接過晚清朝廷、北洋政府的接力棒迎戰傳染病的一年。1944年，中日戰爭已大局明朗，蔣介石的雪恥之路曙光乍現，但與傳染病的作戰則永無結束之日。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在戰亂之時，傳染病也成為無情的殺手。據國民政府衛生署統計，僅1942年，就有9521人死於霍亂，死於其他傳染病者同樣數量驚人。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纂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相關數據。
面對危局，國民政府也採取了相應措施。1944年12月，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傳染病防治條例》，中國的傳染病防治事業再進一步，其中陪都重慶的防治尤其成功。國民政府根據前人經驗，制定防治霍亂實施辦法，積極組織以防接種、防疫宣傳等，取得一定成績。據學者統計，自1945年6月至10月，重慶17所衛生機構共收容霍亂患者2769人，治癒2284人，平均治癒率達到82.5%。同時，重慶的衛生防疫體系更加成熟，公共衛生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這個前現代的農業國歷經坎坷，總算在艱難前行。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說蔣介石「對病兵不聞不問」，實情恐怕並非如此，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也曾做出過一些努力。
蔣介石手令凡學員檢查身體有傳染病者應予隔離，台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制度層面的完善不等於實踐層面的成功，亂世之中，國民政府防治傳染病的工作有成績，也有諸多局限。在廣大的中國鄉村，除極少數農村實驗區外，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還相當落後。在國民政府立下防疫壯志的1928年，英國政府的衛生經費為4億元（以國幣計算），日本投入經費0.75億元（高於美國），隸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的衛生機關的經費竟只有39萬元，不過是同時期中國軍費的九牛一毛。直到1933年，國民政府治下鄉村衛生機關只有17處，其中由國民政府衛生署舉辦的只有1處。此外，當年全國從事鄉村衛生工作者不過187人。無論國民政府在防疫事業上取得怎樣的成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受益微乎其微。
從1927年至1949年，國民政府從未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真正有效而穩定的統治，或許它有「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遠大理想和一些現代化的執政理念，但險惡的外部環境和自身的痼疾，決定了這個政府只能成為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的重要插曲而非終章。看清這一事實，便不會對蔣介石的防治傳染病之戰的成果估計過高。畢竟，防治傳染病是一場全民戰爭，考驗著一個政府的動員、組織、宣傳等力量，已經遍體鱗傷、積重難返的國民政府恐怕也只能盡人事了。
《大明劫》告訴我們一場瘟疫與國運的關聯，晚清、民國歷屆政府也在傳染病的黑幕下苦苦掙扎，有缺失，也有成績。一代人有一代人該做的事情，有些事總得有人做下去。
台北「國史館」檔案
蔣介石日記
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1947年編印
徐民謀譯：《伍連德自傳》，南洋學會1960年版
張在同，咸日金編：《民國醫藥衛生法規選編1912-1948》，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張泰山著：《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 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英]喬納森·芬比著；陳一民譯：《蔣介石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介石：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王希主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重慶 重慶史研究論文選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