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瑞

　　粵北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是可以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游徑系統在歷史信息傳遞中結合起來的，冼玉清的故事就是粵港澳教育歷史的最恰當的信息牌內容。陳香梅女士就讀的中學和大學也與粵港澳有關：

　　「高中我入了真光女中，其時真光中學已因廣州陷日而自廣州遷到香港，在香港的峽道鳳輝台上課。真光是中國南方名校，水準甚高。我入學後即主編校刊，並代表校方參加全港中學論文和演講比賽，都得冠軍，算是為真光中學爭光不少。

　　不久以前有些真光同學在我家聚會，大家再唱校歌，暢談往事。我們仿佛又回到當年無憂無慮的少女時代，繁華事散，春夢闌珊，令人感慨不已。

　　真光學生多半住校，每逢周末，我在課室內拿出紙筆，替中文較差的同學代寫情書，也改她們的作文，妙趣橫生，如今回想起來也有點會心的微笑。

　　讀大學是在嶺南大學。嶺大因香港淪陷內遷到廣州的仙人廟。教中文的吳重翰教授對我可說另眼相看。他喜歡茶道，課餘之暇，用小泥壺泡上好的鐵觀音，請我和三五同學到他的宿舍品詩談詞，其時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風聲，一片茅屋，數卷好書，一杯清茶，此生復何求。」

——摘自《陳香梅自傳》一書中的「憶兒時」

　　陳香梅女士回憶逃亡過程與美好的校園生活形成強烈對比，但因為有對校園的嚮往而倍增勇氣。從香港先逃至澳門，是1942年5月；從澳門到達廣州灣，沒有收到父親的錢，開始變賣母親的首飾籌足路費再啟程，「我們要走的路線是從廣州灣到廣西的玉林，玉林再入桂林。到了桂林我們就可以打聽到學校的消息，也可以設法和在舊金山的父親通訊。伍耀偉是要到重慶。他勸我也到重慶，但我想回到嶺南大學去，在當時嶺南大學到底搬到哪兒去，我一無所知，到了桂林才知道嶺大準備在廣州曲江複課。」［1］從廣州灣到玉林，因蚊蟲傳染髮燒得痢疾，同行六人住店裡的兩張小板床，陳香梅女生對母校的熱愛令人欽佩，求學之路在兵荒馬亂中。陳香梅在《憶嶺南》作詩抒懷：

萬樹千山憶大村，烽煙劫火禍連綿。

抗日不忘勤學志，紅灰兒女綠窗前。

再見嶺南在粵邊，不堪回首話當年。

亦師亦右吳重翰，伴讀添香似昨天。

天涯遊子夢魂縈，苦讀八年炎難盈

尋得荒山來建校，亦書亦劍嶺南情。

　　陳香梅一直念念不忘的恩師吳重翰，是新會人，於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自1920年開始在嶺南大學任教，在1938年任嶺大副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南強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潮》，在仙人廟任教時約40歲，在廣州住於東華東路新南街十八號二樓，這是一處可以結合到各種有關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游徑教育歷史主題的節點。

　　東吳大學遷曲江也是艱難之路，一路向南。

　　帶領中山大學、東吳大學的師生奔向南方的領頭人是需要勇氣的，許崇清有擔當，除了自己率領國立中山大學南遷，自己的大兒子許錫輝也在1942年從上海穿越封鎖線進入粵北曲江仙人廟就讀，為「勵社」的同學。

　　到了南方曲江時已是1943年了，代教務長潘慎明寫到：「七月中再約協和及會南女子學院代表從長商討各校去留大計，但以各方對地方環境觀感互異無法強同，結果認為各校應自由取決不必為原定聯大計劃所拘束。其時之江方面已決定仍回邵武，而本校則以進接桂省府及嶺南大學函電歡迎，……沈代校長則於八月底赴曲江，與嶺大李校長洽商遷校問題，備蒙彼方之歡迎與鼓勵。時嶺大已在曲江縣仙人廟得棚舍十餘座，正積極籌備開學。本校全體內遷員生暨眷屬約三十人於九月初抵達變即決定留此複課。所有學生即寄宿於嶺大東首棚舍，而教職員則暫時賃屋曲江市郊。十月初文學院先行招生開學，學生四十人。全部寄讀於嶺大。教員二人則分擔兩校若干課程。年底本校勘定仙人廟站東旁山地為臨時校址。本年一月初鳩工開築，第一批新校舍計十二座，二月底大部竣工，員工全體遷入。」

——摘引自《東吳校詞》曲江版創刊號，1943年代教務長潘慎明所寫的《本校兩度內遷記》。

　　1943年出版的《東吳校聞》中代校長沈體蘭的《校舍素描》寫到：「抵站後向東行一百步即到校門，西向入門後循甬道東行約一百米即有並列之教室三座，顏稱林堂、孫堂、賚恩堂，所以沿蘇州校舍之舊。」在1943年的報告中，沈校長又講得更具體，東吳大學提供兩位老師到嶺大上課，東吳大學曲江仙人廟第一批學生共35人。老師住於離嶺南大學20英里的新安廟城。1944年10月的報告，前段振奮後段落寞。2400人要求入學，只錄取了100人，老師中大部分為全日制，校園有20座校舍，女宿舍是廣西校友捐贈。報告中專門講到劍橋大學李約瑟的到訪，惜六月不得不棄城而逃。

　　粵北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牽動的不僅僅是嶺南教育，它牽繫的還有中國眾多高校的歷史根脈，還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展示了文明與教育的力量。對於這段在中國粵北的訪問歷史，李約瑟自己回憶道：「我幾乎走遍了整個中國，並曾到達遙遠的東南。一個炎熱的夜晚，在粵北坪石河旁的陽台上，我和王亞南（現任廈門大學校長）在燭光下談到了中古時期中國封建官僚社會的實質。除此以外，還和吳大琨在曲江的書店和茶館中討論了其他社會學問題。後來，大戰結束了，我在遠方四年的漫遊達到了高潮，終於有機會短期停留在富有傳奇意味的北京城。在那裡，在張子高、曾昭掄和李喬苹等人熱情的帶動下，化學史再次成為我們進行學術討論的主題。此外，在這個中國文獻出版中心，我有可能買到許多在以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珍本，如《太平御覽》和許多叢書。」

——摘引自《李約瑟文錄》。［2］

　　注釋：

　　［1］［美］陳香梅：《陳香梅自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53頁

　　［2］［英］李約瑟：《李約瑟文錄》，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84頁

　　（此文感謝倪俊明、曹勁協助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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