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餘年來，西方藝術史的研究已從六七十年代對形式特徵的分析逐漸轉向對藝術社會史的關懷。在這一大的風氣之下，研究社會機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藝術的關係，贊助人和藝術創作的關係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問題。這點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在中國書畫的交易方式中，我以為人情酬酢與間接的買賣最能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龔繼遂在他的關於中國繪畫中酬酢現象的碩士論文中，把「應酬畫」作為中國繪畫中的一個畫種和文化現象，全面地討論了應酬畫的起源、種類、受畫人、社會功能。我在一篇談論中國書法史研究方法的短文中指出，龔繼遂關於應酬畫的研究對中國文人藝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研究實際上開啟了一條不落西方學術窠臼的思路。在為應酬畫作定義時，龔繼遂把作為贈送品的畫作統稱為應酬畫，並指出，在中國，應酬是一個能涵蓋相當廣泛的社會現象的概念。我在同意並沿襲龔繼遂為應酬藝術品所下的定義的同時，進一步認為，在藝術品買賣中，由於有人情介入，很可能是半買半送，或是象徵性地收一點錢。因此，在討論中國書法史上的應酬現象時，我以為，凡創作時不是為抒情寫意、旨在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係——或出於維繫友情，人情的往還，物品的交換，甚至買賣——而書寫的作品，廣義地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
傅山抄錄《禮記》卷十九《曾子問》一節
在為應酬書法下定義時，我們還要注意到這種現象，即一些原本不是用來應酬的作品，以後也可能被用作應酬。這種情況在傅山身上常發生。如傅山在1653年曾作小楷《曾子問》，並非為了應酬。在保藏了三十年後，1684年傅山在向老友魏象樞託孤時，將這一作品贈給了魏象樞。一些書家平時的日課習作和嘗試性的作品，因名氣大了，也常有人索要。一些信札、筆記、藥方，興致所至揮毫自娛的作品，也都會被用作應酬。但這些書法和為應酬而創作的作品不同，這是我們在討論應酬書法時應予以注意的。簡言之，筆者在此把「適情自娛」以外的作品都統稱為應酬作品。因此，「應酬書法」是以創作動機為定義基礎、為討論問題方便起見而使用的一個不是特別嚴格周全的操作性概念。而如此界定這一概念也和我們下面將討論的修辭（rhetoric）問題有直接的關係。
在對應酬書法作了基本界定後，讓我們接著討論傅山和應酬書法。甲申國變後，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經濟特權，家庭的財富又受到戰爭毀滅性的摧損，不得不以行醫和鬻書為生。正因為經濟困難，很大的生活來源得自書法，傅山在甲申後書寫了數量極多的應酬書法。又由於傅山一生好作筆記，他留下了比任何書法家都多的談論應酬書法的文字。他的一些和日常生活瑣事相關的信札，也因他的書法名聲被收信人保存下來。傅山有致友人荃老一札，言及以書換米﹕
寓中偶爾無米，父子叔侄相對長笑，頗近清虛，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箋十餘幅在破案，因憶唐伯虎不使人間造業錢伎倆，作小楷《孝經》十八章，較彼猶似不造業矣。令兒持入記室，換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發之，又復為大陵一場話柄矣，真切真切。
此處所言「留而發之」，應該就是托友人賣字，來還那二三斗米錢。傅山大概在太原、汾州、祁縣、盂縣等地都有友人為其代理書法。從我們在本篇第一節所引的文字來看，戴廷栻就多次在祁縣為傅山賣字。
但並不是所有的應酬作品都直接涉及金錢和物質交易。在許多情況下，應酬書法的創作是為了人情的交換。這就如傅山在和戴廷栻的交往中，有時是涉及金錢的（如他請戴廷栻為他在祁縣買米和油時，付給了戴廷栻銀子），但戴廷栻卻為傅山提供了許多非金錢交易的服務，比如說，把米和油運到太原，為傅山的出遊提供腳力。而傅山回報的方式便是為戴廷栻寫字作畫題跋。
應酬書法適用的範圍極廣。從他人請去小住，到給予各種方便，都可以用書法表示感謝。傅山有許多作品便是這種情景下的產物。他有一首詩及小序這樣寫道﹕
辛酉冬寓石艾張植元培兄峪里花園，壬戌三月旋里，書扇謝之。
長公與余善，今復識公孫。花竹緣溪水，亭池借小園。黃冠累月住，綠酒不時存。所喜仍荒徑，猶然若敝村。
石艾在平定州。此處所說的張植，很可能是傅山的老友、曾任明朝大理寺卿的張三謨（日葵）的孫子。從詩中可以看出，傅山在老友的孫子家住了三四個月，主人款待得十分周到。傅山無以相報，乃「書扇謝之。」
1651—1652年左右，因清初動盪的局勢而避難山西各地的傅山，曾僑居在陽曲縣的友人楊方生家中。台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有傅山此時為楊方生的兩個弟弟書寫的雜書長卷，當是為了感謝楊家的救助所作。
傅山喜歡喝酒，有時朋友備下酒席，並預備了筆墨，酒酣耳熱之時，請傅山作書，傅山也就乘興揮毫。傅山有首詩的小序云：
軼老詞宗以醉索書，書得《村房即事》一章，發笑，兼請教政。
傅山《贈魏一鰲行草書》十二條屏（局部）
在對應酬書法現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書法中的許多作品是為應酬而作的話，我們還能不能把這些作品看成是書法家的「心畫」？我們還能不能理解他們的創作動機？這些問題又把我們引向對中國書法藝術中修辭現象的關注。在使用「修辭」這一詞時，偏重的是一種說詞的字面意義和事實不相一致的一面。當一件書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題跋、他人的題跋、後世的評論都可能存在著言不由衷的「修辭」或是陳陳相因的「套話」時，我們怎樣才能理解一個作者真實的「創作意圖」？特別是當中國書法和實用書寫常常難以剖離時，所有能夠進入收藏的名人字跡是否都能算是「創作」、這些書寫是否具有「創作意圖」都成為必須先要釐清的問題。
我在討論傅山的應酬書法時，已經揭示了一個文人藝術家在改朝換代之際，應對塵世俗務的艱辛，討論了政治經濟環境、社會規範對傅山的制約。下面將換個角度，著重討論在無法根本改變大環境的條件下，傅山如何運用文化資本和種種策略來拓展生存空間，最大程度地維護自己的獨立和尊嚴，並藉此來說明，文化資本如何使得文人藝術家有別於非文人藝術家。雖然傅山集書法家、畫家和篆刻家於一身，本篇將主要討論傅山的書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樣做出於以下兩個考慮：首先，在傳統中國，書法主要由文化精英們所創作、收藏和欣賞，被藝術史家稱為「精英的藝術」。大多數書法家（包括傅山）可以說是文人藝術家。作為一個文人藝術家，傅山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文化名人地位和擁有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資本使他能夠成功地應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實際問題。如果沒有這些文化資本，他的生活將是另一番景象。
摘編自白謙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
白謙慎，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96年獲耶魯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學位。後任教於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2015年7月後任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與古為徒和娟娟髮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吳大澂和他的拓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