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周岩
如果知識世界如考古遺址般深埋地下，我們是讀者手中的一把探鏟。
「三代」的價值
11月在西安，《三聯生活周刊》辦了一場「誰在發掘甲骨文」主題線下分享活動，殷墟考古隊負責人何毓靈老師做分享嘉賓。有讀者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可是秦朝才『大一統』，秦之前的時期也能算是國家、朝代嗎？西方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夏朝不存在。如何理解那段歷史和中國文明的關係？」
這是個好問題，我們編輯部此前已經用了幾期封面故事嘗試去回答。一年多來，《甲骨文：120年的發現史》《尋找夏朝：中國從哪裡開始》等專題對早期中國文明做了一番系統考察。它們是周刊編輯部對文化、歷史選題的新嘗試，不僅「回到」歷史現場報道歷史，更著重討論歷史被建構的過程和我們面對它的態度，溝通學術話題與公眾認知。
若把中國歷史分成三大段：上古、中古、近代，人們對後兩段有形象認識。近代史的許多事件、人物耳熟能詳，中段唐宋之世的圖景也異常詳細，然而時間跨度兩千多年的上古「三代」——夏、商、周，相比起來就虛無縹緲多了。對上古的疏離不僅是今人的感受，孔子都感慨他對七百年前的商代所知不詳，「文獻不足故也」。不過模糊也是想像誕生的空間，魯迅先生一生有三部小說集，《彷徨》《吶喊》以外，《故事新編》正是從女媧補天到莊子為止一段時期的歷史小說。這樣一位大思想家從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尋一處入口以作發揮時，對他構成獨特思想和審美吸引力的正是「三代」。
更關鍵的，對早期歷史的「重建」工作意義最為特別，這是百年前學術轉型的重大命題，直到今天仍對回答那些大問題有著不可取代的意義：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又意味著什麼。
以甲骨文研究為例，其高潮也正是近代史最動盪的時期，最引人矚目的殷墟YH127甲骨坑是1936年被發現的——同年「華北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漸進蠶食、「西安事變」爆發，為什麼如此緊迫情形下，對這些「字骨頭」的研究還在如此執著地進行並且激起知識界越來越大的關注？因為這是當時另一條「戰線」上一場至關重要的戰役：中國歷史的可信開端究竟在何處。「什麼是中國？什麼塑造了它？」對民族主體重新定義，進而創造關於中國的新的共同體敘述，這是變革時代至關重要的一步。這些關乎我們身份認同的重大知識，經歷許多紛爭、合作，由一位位學人艱難求索創造。
梁思成、梁思永在殷墟發掘現場
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20年。6月，我和同事劉暢一起接受報道任務，進入到甲骨文封面的採訪，前往安陽——1928年中央研究院就是在那裡挖下了大規模系統考古的第一鏟，由此，中國的大地從二維變為了三維的，文獻中的中國歷史也開始被重建。
殷墟博物館收藏的青銅甗（yǎn），通過對骨質和其他痕跡分析，這顆人頭在獻祭時被蒸熟
安陽和二里頭告訴我們的
在安陽的實地探訪讓我們了解許多最新研究成果。在二十年前才被發現、未知遠遠多於已知的洹北商城，考古學家何毓靈指著土壤提到一個有趣發現：土壤中鉛含量嚴重超標，熱衷於青銅器的商代貴族們很可能都飽受鉛中毒困擾而不自知。這讓人一下聯想起甲骨卜辭中商王對身體病痛的反覆占卜、《麥秀歌》中對殷墟被毀的痛哭——強大的商為何被弱小的周打敗至今是謎，但羅馬帝國的衰亡已被證實和貴族鉛中毒有關係。那捧看似平淡無奇的土壤就像一個水晶球，蘊含著一整個世界。
左：今日殷墟發掘現場；右：1928年殷墟發掘現場，那時土匪橫行，考古學家們還需軍隊保護
採訪過程中，還有許多這樣的「水晶球」——當貞人墓出土的青銅權杖頭和一件件占卜用品被從考古隊庫房取出時，大家下意識和它們保持距離，又久久不願離開，它們可是最重鬼神的朝代中直接代表神秘力量的東西。
貞人墓中發現的銅製權杖頭
古文字學者告知我們一個關鍵信息：甲骨文存世約十多萬片，其中三分之二是一位叫武丁的國王的占卜記錄，甲骨文也最早出現在這個時期。這讓人產生一個自然而大膽的聯想：甲骨文的產生和發展，或許和武丁時代有密切關係。除了從出土材料的物質層面和古文字層面理解甲骨文外，將書寫問題視作一種社會實踐同樣重要：甲骨文的產生動力是什麼，它的出現究竟意味著當時的社會條件發生了什麼變化、又產生怎樣的連鎖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刻辭卜甲
考古現場與卜辭材料，兩條交叉的線索逐漸呈現出更為清晰的圖景。商王武丁時期出現了文字的整體性大爆發，綠松石鑲嵌製品、青銅器等都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文字，青銅冶煉等手工業、宗教祭祀、對外擴張也在武丁時期達到高潮。關於文字起源，又一向有著過程說和突發說兩種理論。甲骨文已經高度成熟，不會是中國文字的最初起源，但武丁有沒有可能是另一個意義上的倉頡，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文字改革並以此塑造統治？或許可以如此推論：特殊的機緣使商代晚期開啟了系統性大規模書寫應用，這種書寫傳統為周人所繼承，「文字中國」就此萌芽，成為文明性格發展演變的基礎（例如李澤厚所稱的「理性化了的巫史傳統」）。
文章完成後，我們請多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進行了審閱，以保證科學事實和邏輯的準確性。但其中提及的推論，並非唯一的可能性，也不是斬釘截鐵希望讀者接受的「答案」。我們以卜辭分期為線索，將目光聚焦到武丁和他的時期，不只是為了塑造一個「主角」進行戲劇性敘述，更是想通過提出一種具體的歷史可能性，去嘗試理解商代這個「異質性」朝代，以此觸摸中國文明的深層品格。
1937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五次殷墟考古發掘，在殷墟宮殿宗廟區拍攝殷墓發掘場景。
我個人理解，雜誌文章要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腳手架，最好是看過之後被挑戰、被激發，迫不及待找來更多參考書，參與到「對話」之中，而不是認為「看這一本就夠了」。如果知識世界如考古遺址般深埋地下，我們是讀者手中的一把探鏟。
小朋友們參觀殷墟車馬坑展廳。
許多甲骨文是關於商王坐著車馬出征、田獵的。
今日安陽，照片中那座教堂就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傳教、居住的地方，他是最早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外國人之一。
留下思考空間，儘可能保持開放性、對話性，同樣體現在我參加報道的另一個封面故事《尋找夏朝》中。
關於夏朝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在今天仍激烈地進行。中國考古學界普遍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然而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就持不同觀點，認為夏朝的信史地位仍不確定，還缺少類似商代甲骨文的內證性文字材料，這也是西方大多數歷史學家的觀點。
1978 年二里頭2 號宮殿基址發掘現場
我們相對平衡地呈現了不同的觀點，還試圖理解差異的背後。圍繞「夏」而產生的種種紛爭，並不只是對材料、方法、理論的不同認識導致的不同結論，冰山之下，還有一個人的身份、史觀和對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延續百年的「信」與「疑」爭論，無疑是中國人在巨變時代中重新確認歷史和身份的一個縮影，包含了我們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比如「五四」留給我們的遺產究竟是什麼——有人認為用「賽先生」去懷疑那些「自古以來」仍是今天的第一任務，也有人認為這一使命已然終結，因為彼時的「破」不過是此時的「立」的預備。至於究竟孰是孰非，我們儘可能提供充分認知，但不替讀者包攬判斷。
知識的轉譯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將自己定位為進行「解釋性報道」的記者，和調查記者、行業記者並列，他說：「我進入新聞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喜歡做一個將一種英文翻譯成另一種英文的人。」在三聯寫歷史題材報道，工作感受多少類似此種知識的翻譯。我想這種翻譯不是硬譯，而是嚴復翻譯《天演論》或林紓翻譯外國小說式的「轉譯」，帶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敘述方式。
例如《尋找夏朝》，幾位編輯在記者小組進入採訪前就進行了多次選題討論，他們也曾猶豫這樣的話題會不會囿於學術圈，是否適合《三聯生活周刊》這樣一本面向大眾讀者的綜合性雜誌？最終，編輯部認為應當做一次學術與傳播的平衡嘗試，用我們的方式講述夏朝故事，因為「認識中國」是屬於周刊的貫穿性主題，文明起源問題更與每個渴望完整智識生活的人息息相關。
主編李鴻谷最終把主標題確定為「尋找夏朝」，重在「尋找」的過程。在開始操作之前，我和一起參與這個封面報道的同事陳賽、劉暢等去拜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所長，他對這一思路也很認可並給出許多具體建議。於是我們沒有停留在一個時間平面上對幾個相關遺址考古學性質的複雜爭論，而是一直退回到胡適、顧頡剛的「疑古運動」，以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認識過程作為主線，講述了一個中國考古學的「弒父-尋父」故事。
在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長許宏（左二）為周刊記者劉周岩、陳賽、劉暢講解（左至右）。攝影 | 蔡小川
這一略為不同的思路讓以往常被一筆帶過的徐旭生成為了我們報道的主角，是這位跨越晚清、民國、共和國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在1950年代末期發現了二里頭遺址。我們輾轉找到徐先生90歲高齡的子女，他們出乎意料地拿出了父親塵封數十年但保存完好的日記……徐旭生1959年4月11日日記中對河南考察計劃的安排，成為我主文敘述的起點。今年6月，UCLA的李旻教授在業內最重要的學術期刊《考古》上發表文章介紹徐旭生在中國考古學思想史上的貢獻，還專門致謝《三聯生活周刊》對徐旭生日記這一重要材料的首次使用和介紹。
上圖：歷史學家徐旭生；左下：家屬所藏斯文·赫定贈徐旭生書；右下：徐先生髮現的二里頭遺址
學者們的幫助也至關重要，每一篇文章我們都儘可能在發表前徵詢意見，以求準確。記得在《尋找夏朝》中提及地層作用時，我引用參考資料寫到古代城市遺存會在侵蝕、沉積等自然作用下「被埋入數米以下」。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老師敏銳地建議替換「數米」一詞，因為對二里頭而言，根據他的實際發掘經驗，有些地方耕土層下即是都邑遺存，距地表尚不足一米。
每當想想自己現在這份工作，我都覺得很幸運。上大學時我沒太規划過自己的職業，只是覺得什麼有意思就去上上什麼課。經過校門口報刊亭，除了《讀書》是月刊方便每期都買，最頻繁閱讀的就是《三聯生活周刊》，收斂著只挑感興趣的封面，兩三期里也總會買一本。終於，「You are what you read」，我成為了它的一員。
微信朋友圈曾經流行過一個遊戲，大家接龍列出「不考慮現實條件，最想從事的職業是什麼」。不止一位親近的中學好友寫了「沒出息」的答案：想在學校里讀一輩子書。這背後的真正意思是，無論未來名片上的職業標籤是什麼，總想保有學生、讀者的底色，面對無窮的知識世界，像海邊拾貝的小孩那樣自得其樂。謙遜地學習、快樂地分享，這不也正是我現在的工作嗎？
作者檔案
劉周岩
《三聯生活周刊》主任記者，略有求知慾，比較貪玩，去過了一些地方，還想去更多地方。（照片里前面是我！推鞦韆的是本刊Dr. 苗千）
26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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