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大學7月25日上午成功舉辦2020屆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作為特邀嘉賓發表了演講。
樊錦詩，1938年出生於北京，成長於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1963年7月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長，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長。
樊錦詩院長是共和國成立70周年時黨中央授予的42位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之一，曾被評選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深居大漠57年，將保護敦煌石窟視為畢生的事業，被稱為「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先生在邊遠的西北大漠，用熱愛、堅持和守望譜寫家國情懷，用專注、真實、純粹詮釋人生精神。讓我們一起來聆聽樊先生今天上午在上科大畢業典禮現場震撼人心的演講——
尊敬的江校長、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首先，允許我謹向即將畢業、踏上新的征程的上海科技大學的各位同學致以熱烈的祝賀！謹向邀請我來參加隆重的2020屆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的江校長表示衷心感謝！並向長期從事辛勤教學的各位老師致以崇高的敬意！
應江校長的要求，今天我以「擇一事、終一生」為題，做簡單的彙報。
參加貴校畢業典禮，讓我想起57年前，我也和同學們一樣青春韶華，從北京大學畢業，背負著學校的囑託，懷揣著對前途的憧憬，來到大漠深處的敦煌。彈指一揮，我與莫高窟已相伴相守半個多世紀。曾和我相伴的同事有我的前輩，同輩和晚輩，他們和我一樣從青絲到白髮，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奉獻給了輝煌的莫高窟，奉獻給了崇高的敦煌事業。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講敦煌莫高窟，講講莫高窟人心懷家國情懷、艱苦奮鬥、科學探索，使敦煌莫高窟從破敗不堪到熠熠生輝的故事。
一、家國情懷 守護國之瑰寶
同學們可能聽說過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經洞。它們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綿延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和文獻寶藏。它們見證了千年絲綢之路上中外多元文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薈萃，為人類保存了中古社會中國、中亞、南亞、西亞、東亞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民族、民俗、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等多門類學科的珍貴資料，具有特殊的和全球性的價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絕世之瑰寶。
可是，15世紀中葉之後的500年間，因嘉峪關的封閉，莫高窟停止開窟造像，長期處於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地，使輝煌的藝術黯然失色。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結束了莫高窟的滄桑命運。從此，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連不斷來到敦煌，成為「莫高窟人」，擔當起守護國寶的使命。
首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先生曾留學法國，是著名畫家。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回到祖國，來到敦煌，帶領大家在荒蕪凋敝、飛沙揚礫、物資匱乏、交通閉塞、陋屋斗室、無水無電的艱苦條件下，篳路藍縷，開基創業。
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段文傑先生，畢業於國立重慶藝專，1946年從天府之國四川來到敦煌，他初見莫高窟，像「餓牛進了菜園子」，原本打算到敦煌「看一看」就走，卻在敦煌守了一輩子，一生沉浸在敦煌藝術和敦煌事業之中。還有不少前輩，像常書鴻、段文傑先生一樣，也從南方魚米之鄉來到大漠。反右和文革時期前輩們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原籍，下放農村。後來落實政策，他們無怨無悔重回莫高窟繼續奉獻，直到去世，長眠於莫高窟對面的宕泉河畔，永遠守望著莫高窟。
我初次結識敦煌是1962年的畢業實習，雖然絢麗多彩的敦煌藝術無法忘懷，可是艱苦的生活工作環境，我不想再來敦煌。沒有想到，畢業分配又把我分到敦煌，在那個年代，「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服從分配來到敦煌。由於我的同窗好友、未來的丈夫彭金章被分到武漢大學，我還是一直想離開敦煌。終因為敦煌的保護和研究需要我，我就留在了敦煌。後來彭金章主動放棄了武大的工作，來到敦煌，結束了長期分居的生活，我們共同相守敦煌，致力於敦煌事業。
80年代，改革開放，一些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舍小家，顧大家，也來到敦煌。如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副院長羅華慶、蘇伯民等等，都是主動要求、「自投羅網」來的敦煌。他們面對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高薪、優厚待遇，不為所動，堅決留在了莫高窟，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華奉獻給莫高窟和敦煌事業。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來到敦煌，留在敦煌，成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是因為他們熱愛莫高窟，視莫高窟為自己的生命。他們選准了守護國寶的目標，成為一生當仁不讓的責任和使命，甘心與莫高窟同呼吸共命運。他們認為珍貴的敦煌莫高窟和崇高的敦煌事業值得為之奮鬥一生，奉獻一生。
二、艱苦奮鬥 開拓敦煌事業
莫高窟偏居西北邊陲，遠離敦煌市25公里，地處戈壁沙漠之中，即便今天各方面條件都大幅改善，相比大城市，依然比較艱苦。而在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前的30多年裡，這裡幾乎就是人跡罕至的孤島，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的是鹹水，吃的面要自己去磨，一盆水要擦臉、擦身，洗腳，交通工具就是牛車、毛驢，職工孩子無法上學……條件雖差，但只要進入洞窟，站在氣勢磅礴、富麗堂皇的敦煌藝術面前，莫高窟人就會全身心都沉浸其中，甘心情願、想方設法、不遺餘力地去保護和傳承偉大的敦煌文化藝術。
由於莫高窟歷經數百年無人管理，已是斷崖殘壁、一片破敗、滿目瘡痍。初到莫高窟的前輩藝術家們白手起家，在常書鴻所長帶領下清除了五百年堆積在300多個洞窟內的積沙，拆除了洞窟中白俄搭建的土炕土灶，不怕艱險，爬上爬下，對石窟作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還募款為部分重點洞窟裝了窟門，修建了長1007米的土圍牆。60年代初，在周總理的直接關心支持下，對莫高窟南區危崖和洞窟進行了加固。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護。
千年的壁畫、彩塑因為長期的自然和人為因素的破壞，導致病害頻發。據李雲鶴先生回憶，一次進入洞窟看到起甲的壁畫像雪片般掉落，忍不住扼腕痛惜。那時起碼的實驗儀器和修復工具都沒有。文化部請了一位捷克專家到敦煌用針筒注射粘結材料來修複壁畫使他眼睛一亮。但對方保密。李雲鶴經過不斷探索，自已試驗修複壁畫的「土材料」、自創修復的「土工具」和「土工藝」，靠這樣的方法搶救了大量壁畫。至今已88歲高齡的李雲鶴先生還奮鬥在文物保護第一線。
上世紀畫家進洞窟臨摹是保存壁畫信息，展示敦煌藝術的唯一方法。可是偏居一隅的敦煌，買不到像樣的宣紙、顏料等繪畫材料，只能利用川紙礬紙、裱背加工成畫紙；沒有顏料就地取材，用敦煌的白灰、紅土製作顏料；洞窟內光線不足，設法依靠窟外鏡子將陽光反射到窟內白紙上的借光法；更大的問題是如何臨摹壁畫沒有標準和要求。經過段文傑先生長期艱苦面壁寫生、潛心研究和探索，將壁畫臨摹總結為客觀臨摹、舊色整理臨摹、復原臨摹，形成了至今還在使用的臨摹敦煌壁畫的標準和要求。令人更為佩服的是早在50年代初首創了多人協作的原大原狀的整窟臨摹精品。前輩畫家們臨摹壁畫絕不是「依葫蘆畫瓢」，而是追求「形神兼備、氣韻生動」，追求卓越的臨摹作品。當時的這些敦煌壁畫臨摹作品已多次到國內外展出，起到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敦煌藝術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代的敦煌研究院學者們在圖書資料十分缺乏的狀況下，開展了壁畫圖像、藝術、時代分期的研究。段文傑先生為了研究敦煌壁畫中的服飾，通讀了二十四史《輿服志》，翻閱了近一百種資料，摘錄了兩千多張卡片，開啟了敦煌石窟服飾研究之始。史葦湘先生長期默默致力於調查和整理石窟資料與敦煌史地資料，對莫高窟數百洞窟如數家珍，被稱為「活字典」「活資料」，其它學者亦潛心研究，寫出了一批有學術分量的研究文章。改革開放初期便集結出版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這些成果的出版，猶如嚴冬過後的一聲春雷，燃起當時沉寂很久的敦煌學界的鬥志。正是前輩們在艱苦條件下的開拓研究，奠定了未來敦煌研究院敦煌學研究的基礎。
三、科學探索 建設一流遺產
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利用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我和同仁們開始國際合作，引入國際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管理，以科學探索精神，保護管理敦煌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團隊經過長時間艱苦探索，應用各種科學技術，研究和揭示風沙侵害、水的入滲和可溶鹽危害、地質災害等各種自然環境因素對壁畫破壞的規律和原因，對莫高窟壁畫衰變劣化的機理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研究篩選保護修復材料、修復技術和修復工藝的規範；建立了壁畫保護修復的程序和步驟；使石窟本體壁畫的修復，從過去的搶救性保護到現在形成了科學保護體系。當大量壁畫得到科學保護之後，又向預防性保護過渡，進一步建立了防止生態環境對壁畫本體損害的預防性保護體系。
科技部依託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成為文物行業具有影響力的科研基地，將我們的壁畫和土遺址保護修復的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為推動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進步發揮了應有作用。
為使敦煌壁畫、彩塑信息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我建議研究院開展數字化敦煌試驗，經過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集數字採集、安全存儲、有效管理等多項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技術規範和標準，實現了敦煌藝術形狀準確、色彩真實、高清晰度的數字檔案。建立起系統的「數字敦煌」資源庫。數字敦煌」資源不僅應用於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而且使數字化敦煌從莫高窟走出去，活起來，使想看而看不到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人們都能看到。如我院面向全球上線「數字敦煌」資源庫30個洞窟高清數字圖像和虛擬漫遊節目，實現了全球共享。
為了處理好莫高窟文物保護和旅遊開放兩者的關係，我和同仁們通過深入思考、探索、研究和創新，採取了以下四項措施：安裝傳感器，隨時監測和掌控遊客進入洞窟後產生的溫度、相對濕度和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根據洞窟空間容量、是否有觀賞性和嚴重病害，開放洞窟微環境的標準，以及遊客數量和流量等為依據，確定日遊客最高承載量；利用「數字敦煌」資料庫的資源和先進的展示技術，製作4K超高清寬銀幕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和8K高解析度球幕數字電影《夢幻佛宮》，建造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將洞窟內的文物搬到窟外看；創新設計「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窟」為特點的莫高窟旅遊開放新模式。上述創新措施切實緩解莫高窟文物保護與旅遊開放之間的矛盾，既保護了石窟安全，又提升了遊客的參觀體驗質量。
要從根本上解決文物保護和利用的矛盾，除依靠科技，我提議和推動制定了《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我們利用法律武器，杜絕了社會上有損莫高窟保護的過度開發和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種種行為。
敦煌研究院過去以臨摹為主，改革開放以來拓展到石窟圖像、石窟考古、石窟藝術、敦煌文獻、歷史地理、民族宗教、中外交流等等多領域的研究，形成了能對敦煌石窟珍貴价值和豐富內涵深度解讀的研究系統，創辦了國內第一家有影響的敦煌學研究專業期刊《敦煌研究》。經過多年努力，形成了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如由我領銜運用文理交叉、多學科結合編寫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是莫高窟永久保存的科學、完整、系統的保護檔案資料，被譽為是國內第一本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石窟考古報告。通過數十年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內外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現在，莫高窟已真正邁上科學的保護、研究、弘揚、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學探索，得到國內外的高度肯定。
能為莫高窟這樣一處具有無與倫比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服務是我和同事們的榮幸，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事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事業，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恆事業！
同學們！你們就要離開學校，走向社會，將成為社會主義新時代未來的主人，擁有廣闊的未來。我衷心祝福同學們在從事自己熱愛的科技事業中綻放自我價值，成就無悔人生！
謝謝大家！
來源：上海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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