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80年起，西方列強瓜分非洲的步伐猛然加快。在此之前，非洲仍有80%的國家和地區是獨立的，而在此後的30年中，非洲幾乎已被列強瓜分殆盡。面對殖民主義的瓜分狂潮，非洲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然而終以失敗而告終。只有衣索比亞（阿比西尼亞）人民的抗意衛國戰爭取得勝利，並因此在大瓜分中成為少有的倖存者之一。
所以沒有傾覆，是國際大環境和埃國內部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衣索比亞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
戰爭，其實就是軍事實力的較量。1882年埃意《烏查利條約》的簽訂，為衣索比亞改進軍備武裝大開方便之門。條約不僅規定了義大利支付給埃方200萬里拉、3萬支步槍和28門大炮的義務，而且條約中規定的埃軍可以通過義大利輸入軍火的條款使埃國在減少許多外交麻煩的境況下，更多地與歐洲列強接觸併購買軍火。至1893年，曼涅里克（1889－1913年在位）已擁有8.2萬支步槍和28門大炮。
曼涅里克用這支軍事實力征服了累卡、沃拉莫、錫達等地區，重新確立了中央政權的權威，使原先的地方割據勢力保持了與中央的團結一致。1894年2月，戈賈姆的海馬諾特到亞的斯亞貝巴向皇帝表示效忠。一度曾與義大利駐厄利垂亞總督有聯繫的哈勒爾省豪強馬康南公爵也同義大利人繼絕了來往，並表示：「我的皇帝要我到哪裡，我就準備在哪裡英勇地獻出自己的鮮血。」
中央與地方的統一無疑使埃國的國防力量大增，同時亦為曼涅里克集中兵力抗擊意軍掃除了後顧之憂。另外，曼涅里克還要求歸順省份提供黃金、象牙，繳納稅款，以充實國庫，保障軍備。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以前，衣索比亞已擁有一支配備11.2萬支當時歐洲較為先進的來復槍的軍隊。這與非洲其他地方在抵抗殖民主義入侵時使用刀、斧、矛、盾、過時的燧發機丹麥制槍枝、前膛裝藥的毛瑟槍是迥然不同的。
1895年埃意戰爭爆發後，在兩國軍隊數量的對比上衣索比亞占盡了優勢。埃國除大量使用古代火器和長矛的戰士外，裝備近代步槍的士兵就超過10萬人，而侵略軍總共1.7萬人左右，其中義大利人10596名，其餘則是從殖民地厄立特立亞徵集來的士兵。儘管義大利人擁有56門火炮，而埃方只有40門，但這並不能起到決定作用。
衣索比亞方面利用熟悉的山地地形，實施正確的戰略戰術，誘敵深入，先後取得了安巴拉吉山大捷、默克萊大捷，特別是阿杜瓦一戰，使侵略軍遭到了極為慘重的損失。
阿杜瓦戰役後，曼涅里克仍堅持大量儲備武器。英國旅行家約翰·博伊斯證實了這個事實。他指出，在20世紀初葉，「實際上全體阿比西尼亞人都以步槍武裝起來」，「在非洲，阿比西尼亞人是武裝得最好的本地種族」，「它不容易被任何外國征服」。1902年，在紀念埃軍阿杜瓦勝利六周年的亞的斯亞貝巴的軍事檢閱中，參加的軍隊估計有60萬人，比帝國全部軍事實力還少約10萬人，其中有9萬人是常備軍。全部軍隊都裝備有近代化武器。面對如此強大的武裝，任何列強都會有所顧忌的。其他列強在長時期內不敢輕易發動侵埃戰爭，以免重蹈義大利的覆轍，即是明證。正是基於此點，可以說衣索比亞的倖存是其軍事實力遠遠超過義大利在非洲的軍事實力的必然結果。
二、衣索比亞建立了遏制殖民瓜分的政治機制和經濟體制
18－19世紀初的衣索比亞還處在封建割據的「王侯紛爭時代」，皇帝空有其位。這給歐洲列強滲透和侵略以可乘之機。但是，到西奧多二世（1855-1868年在位）時，他憑藉一支農牧民隊伍，花了七年時間完成埃的統一，初步建立起強大的中央政權。
西奧多比較堅決地推行了「同化」政策。
首先，推崇阿姆哈拉－提格雷文化，其特點是信奉正教教會的基督一性論派，使用阿姆哈拉語和提格雷語，實行以權勢人物為核心結成一體的由上而下的等級制度的社會政治結構等，形成一種統一的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並以此作為向其他地區擴張的跳板，這無疑鞏固了國家的統一。
其次，他進行了軍事改革，創建了一支由皇帝直接統帥的軍隊，廢除軍隊由當地農民供養的「蓋巴爾制」，並聘請外國技師協助設計製造火炮，還以歐洲軍隊為模式訓練西式新型軍隊，開了軍事西化之先河，為後來的曼涅里克的軍事改革樹立了光輝榜樣。
他還限制教權，擴大皇權，推行同教政策，希圖建立一個神人合一的基督教非洲帝國。這一政策使得為宗教而戰的信念在人民心中紮下了根，這在以後衣索比亞人抗意衛國的戰爭中極為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當約翰四世（1872-1889年在位）登上皇位時，儘管衣索比亞又陷入了混亂之中，但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使他仍然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至曼涅里克皇帝統治時期，則將這種統一從形式到實力上都推向頂峰，完全建立起一個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統一的政治機制。
曼涅里克的政治體制由三個基本層次組成：縣、省和國家，它們分別由領主、總督和皇帝統治；皇帝任命省督，省督任命領主或分督並負責治理本省所轄各縣；省督、領主都必須向皇帝效忠。這一體制顯然突出了皇權的核心地位，成為國家統一和獨立的象徵。這一體制在抗擊西方殖民者入侵的鬥爭中發揮著積極的領導作用和精神鼓舞作用，有著極大的號召力。
在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固的前提下，有著非凡的西方思想、並渴望自己國家的強大和現代化的曼涅里克又著手進行了經濟、文化改革。1892年對軍隊實行什一稅；1894年第一次發行國家貨幣；隨之建立了西式的郵政系統，創建銀行和學校，並向瑞士和俄國遣派留學生，甚至按照西方傳統習慣於1907年建立了第一屆內閣。正因為如此，「在曼涅里克統治結束時，衣索比亞已置身於現代化的道路上」。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政權的強大，確立了曼涅里克的領袖和權威地位，從而使他的政權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在抗意鬥爭中，戰爭的正義性使全民都極負責任感地投入進去，愛國主義的情感和氛圍瀰漫於全國。人民給皇帝的軍隊領路並報告意軍的動向。與此相反，義大利人卻面臨著當地居民的敵視，陷入了混亂，阿杜瓦戰役中，意軍就是被所謂的「嚮導」帶入了衣索比亞軍隊的包圍圈的。
三、衣索比亞人民有著捍衛國家獨立的堅定信念和光榮傳統
衣索比亞的倖存是建立在以下三個幸運點上，而當時非洲其他國家是不可能同時具備這三點的：
第一，從「王侯紛爭時代」之後，衣索比亞幸運地遇到了三代明君，即西奧多二世、約翰四世和曼涅里克，他們都有統一思想和堅決反抗外侵的意念的雙重素質。這就杜絕了列強從內部瓦解衣索比亞的企圖。而在非洲其他地方，從內部分化以達到瓜分的目的，是列強常用的手段，並且常常湊效。
第二，「同教」改革是衣索比亞幾代君主共同堅持的，這點在團結人民一致對外上是極為重要的。
第三，曼涅里克是衣索比亞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也是大瓜分時期非洲罕見的領袖，他在各方面表現出的卓越才能是令人嘆服的。他的堅定抗敵的信心既動員了人民，也保持了衣索比亞封建主、王公等上層階級內部的統一，使得衣索比亞抗意鬥爭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四、曼涅里克皇帝採取了「以夷制夷」的靈活的外交策略
瀕臨紅海和印度洋的衣索比亞，在舉世聞名的蘇伊士運河開通後，其戰略地位就顯得更為重要，英、法、德、意等西方列強無不對此地垂涎三尺，特別是英、法、意三國在這一帶的角逐尤為激烈。
早在19世紀初，英、法就在這一帶進行殖民滲透，義大利隨之插手其間。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本來是法國人掌握了航運大權，但英國迪斯累里政府利用埃及財政困難購買了運河的44%的股票，隨之將法國的勢力完全排擠出埃及，英、法在埃及的矛盾更為尖銳化和公開化。衣索比亞緊鄰埃及，英國人當然不想在自己勢力範圍的近鄰出現一個強大的對手法國，所以當在帝國主義環節中比較薄弱的義大利和法國都想插手衣索比亞事務時，英國人很自然地支持它認為較弱的義大利以作「弱鄰」。
當標誌著全面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後，英法各自拋出了「2C」計劃，即建立從開羅(Cairo)至開普敦(Capetown)的縱貫非洲的殖民帝國和「2S」計劃，即建立從塞內加爾(Senegel)至索馬利亞(Somalle)的橫切非洲的殖民帝國，這兩個計劃中英法的利益是有嚴重衝突的；同時，作為老牌帝國主義的英國，由於它的計劃龐大，同德、俄等列強亦有矛盾。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衣索比亞國土上存在著三種勢力，即英國和受英國支持的義大利勢力，以法、德為首的與英相抗衡的勢力，衣索比亞本身力量。毫無疑問，此時的曼涅里克皇帝就處在這三股力量的一個鼎足點上。可以說，作為外交家的曼涅里克是充分看到這一點的。所以，當他打出抗意的旗號時，其矛頭實質已指向了英國，作為英國的老對手法國轉向了衣索比亞。
更重要的是，德、俄等帝國主義國家與英國的矛盾使曼涅里克贏得了一個同情自己的國際環境。這樣，當時國際環境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局面：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其他列強都不願看到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國家單獨控制衣索比亞，這點在布魯塞爾會議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
1889年底在布魯塞爾會議召開前夕，義大利人在衣索比亞全然未知的情況下，通知曾參加柏林會議的其他13個與會國，宣布衣索比亞是它的「保護國」，它全權代表埃國。這立即引起其他與會國的非議。法、俄堅決要求義大利政府在會後應把所有會上討論的情況如實通報衣索比亞，今後在類似的國際會議召開之際，義大利政府必須與埃方協商。即使是支持義大利的英國起初也只是說可以接受「准保護國」的概念，後又主張在特殊條件下（如埃方無法派出代表團並明確由義大利人代理時）義大利才可代表埃方。
這樣，義大利企圖以「和平」方式變衣索比亞為保護國的計劃未能實現。洞察這一切的曼涅里克當然不會放棄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來阻止義大利實施其計劃的機會。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利用一個歐洲國家去反對另一個歐洲國家。當他與義大利簽約及進行邊界談判時已意識到對方的叵測用心，於是在1889年底，他分別寫信給歐洲各國（包括土耳其）首腦，要求他們注意埃意關係，還派出特使前往倫敦、巴黎，懇請英法注意衣索比亞作為主權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應享有的地位。當義大利人妄圖通過《烏查利條約》變埃國為其保護國時，他周旋於帝國主義列強之中，力圖用外交力量來緩和意埃矛盾和保護埃的主權獨立。
為了消除人們對《烏查利條約》第17條文字糾紛的疑慮，1890年8月，他公布了條約第17條的阿姆拉文本，將真相大白於天下，並函告義大利國王翁布托一世：「一個獨立國家不會尋求別國的幫助來處理本國事務。」同年10月他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要求義大利政府澄清條約第17條的譯法錯誤。很顯然，曼涅里克的外交活動就是利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尋找國際援助與同情，迫使義大利承受到來自國際環境的壓力，從而延緩其侵略的步伐。
從1890年意埃雙方出現爭執至1894年12月雙方爆發戰爭的將近五年時間，對於衣索比亞來說是極為寶貴的五年。這五年中，衣索比亞取得了法國的大力支持，從法國購進了大量先進武器，並聘請了法國人訓練軍隊，同時還從俄國進口了武器，增強了軍事實力；在經濟上，郵政事業中充分利用法國顧問人員，利用法國資本修築鐵路，到20世紀初，衣索比亞只有兩條電報線，其中一條就是法國人架設的。也正是在這五年內，曼涅里克占領了卡法、沃拉莫、戈法、貝尼、尚古爾的部分地區及加拉地區的東西部，平定了各地的叛亂，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於是，當義大利人蠢蠢欲動的時候，衣索比亞人也已經做好了迎戰的充分準備。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講，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衝突，使曼涅里克靈活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獲得了成功。另一點應該指出的是，衣索比亞幸運地碰到了義大利這樣一個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較弱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