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英是韓國作家趙南柱筆下的小說主人公，1982年生於首爾。2016年，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和讀者見面，其後銷量飆升，僅在韓國就突破百萬冊，成為現象級暢銷書。2019年，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一舉拿下當周韓國票房冠軍，僅8天時間就收回了製作成本。
如果從小說的文學性和電影的藝術性衡量，平心而論，我只能給出一個中檔的分數。趙南柱希望塑造的金智英，也本就是一個每天你會迎面遇到的普通女孩。不過，一進入公眾視野，金智英很快就跳脫紙面和銀幕的角色，上升成為眾多男性眼中的一個女權象徵，繼而引發兩性之間的對立和攻擊，戰火連綿，大致畫面請自行腦補那幅《自由引導人民》。
《82年生的金智英》從全職媽媽金智英的精神異常講起，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各方的壓力讓她感覺身處迷宮，找不到出口，出現猶如「鬼上身」的異常症狀，家人才開始關照她的內心世界，進而揭開她的成長經歷中，身為女性所遭遇的種種不公正。
在原生家庭里，弟弟最受寵愛；進入學校，被男生欺侮也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步入職場，很難得到公平的發展和晉升機會；選擇辭職，回歸家庭，則成為公婆和老公眼中理所應當的萬能主婦；忍氣吞聲，埋葬自己的理想，在日復一日的機械重複中努力做個好妻子、好母親，可惜在外人看來，卻不過是一隻遊手好閒的「媽蟲」而已。
「媽蟲」這個2014年出現在韓國的新詞彙，用以貶低無法管教在公共場合大聲喧鬧幼童的年輕媽媽，也用來貶低沒有收入，在家帶孩子的全職媽媽。「媽」和「蟲」的並列，將母親崇高的哺育者形象拉下神壇，這種落差激發趙南柱寫下了金智英的故事，她身上匯聚了千千萬萬女性在生命歷程中，曾遇到的一系列由性別帶來的問題。將這些問題全部集中在金智英一個人物身上是否合適，表現手法可以探討，但這些不公正現象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而這種濃縮加工，讓金智英的生活在很多男性看來，就像一篇宣示女權的戰鬥檄文，於是硝煙四起。
韓國某女星因在粉絲見面會上表示自己閱讀了《82年生的金智英》，被男粉絲作為女權主義者攻擊討伐。而改編電影從籌備階段開始，就飽受爭議，陷入輿論的旋渦。鄭裕美宣布出演金智英後也曾遭到謾罵，很多男粉絲表示脫粉。隨著事態的發展，甚至還有男性向青瓦台請願，希望阻止電影上映。直到電影定檔，也未能平息這場鬧劇，在韓國用戶最多的電影網站上，影片上映前還遭遇了男性觀眾的惡意差評。
其實相比小說，電影已經溫和得有些不像話。韓國電影最擅長浪漫故事的「仙」和現實題材的「狠」，但是這一次相當含蓄。雖然小說中的主要的事件都還在，可孔侑飾演的丈夫卻完全是暖男人設，有時候反倒顯得金智英有些「作」。影片最後的美滿結局可以看出，創作者盡力用普通家庭倫理片的溫情外衣，遮蔽了原著小說的刀尖，這種妥協大大削弱了批判的戰鬥力，畢竟在小說的結尾，金智英還是沒有恢復到正常狀態，前途未卜。然而，即便對故事做了軟化處理，仍然不能阻止《82年生的金智英》從現象級上升為「運動」級，這其中有多荒謬，就有多現實。
從近處著眼，韓國、日本、中國這三個東亞國家，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對女性的終極定位就是作為男性附庸的賢妻良母，這種思想至今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兩性的社會分工。日劇《晝顏》中有段表述，「婚姻就是用失去熱情來換取安穩，過了三年丈夫只會把妻子當成冰箱一樣對待，打開就有吃的，壞了也不去維修」。
而對於女性在社會中角色的成見，其實並不局限於東方或西方，也不因國家發達而徹底消泯。美國電影《婚姻故事》當中，妮可的離婚律師也是一位母親，她告誡妮可千萬不要當庭陳述自己的缺點，人們不會接受一個有瑕疵的母親，但可以接受不完美的父親。追根溯源起來，聖母完美無瑕，以完璧之身誕下耶穌，而作為父親的上帝甚至不需要出現。
《婚姻故事》
包括凱特·布蘭切特和凱拉·奈特莉等在內的多位公眾人物，都曾在被問及如何兼顧事業和家庭時反問對方，如果受訪的是男性，是否還會問他們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如果我們為性別差異的存在還要扯上一塊遮羞布，拒絕討論，是不是可以視為文明的倒退？
近年來韓國女藝人被壓榨、欺凌甚至自殺的新聞頻出，而更多問題的發生是沒有國籍差別的，女性被家暴、性騷擾，遭遇職場的不公，產後抑鬱，喪偶式育兒……種種問題引發女性身份的焦慮形成一系列的女性話題，它們也成為影視劇的表現題材。
高分日劇《坡道上的家》以一位全職媽媽將孩子溺斃浴缸的案件為線索，講述女性在結婚、生育的變化過程如何逐喪失信心，也揭示了這其中，社會和家庭其他成員如何為悲劇的幕後推手。
我們的家庭劇近年也不乏類似問題的切入，《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生活就是一例，結婚時老公的承諾讓她滿心歡喜地做了全職主婦，等她在金絲雀般的生活里慢慢退化，兩人漸行漸遠，婚姻亮起紅燈，再追究當初那句「我養你」的過錯也於事無補了。這些作品的出現應該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一樣，被視為對當下社會問題的關照，而不應該片面地將女性的覺醒等同於強權。
《我的前半生》
韓國有男性網友仿照《82年生的金智英》寫了一部《90年生的金志勛》，大吐男性的苦水，比如強制服兵役、買房買車、出錢辦婚禮等等，是一種針對「金智英現象」的男性受害者設定。相愛相殺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中都要承擔不同的角色，有時都要同時承擔幾個角色，誰比誰的角色難度更高，不應該是爭鬥的焦點。女性全職帶娃艱難，還是男性賺錢養家辛苦？如果兩性都以受害者的心態自居，固執地呆在一架天平的兩端，對立地看待彼此的職責和義務，那麼一端的抬起勢必造成另一端的下沉。但如果思路拓寬一些，走下天平，兩性也就不再禁錮於爭搶切分同一塊蛋糕的狹隘處境。畢竟人類的生息繁衍，社會的形成發展，不是靠男性和女性你死我活的競爭來實現，而是兩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不過達成這樣的共識，可能必須經過爭鬥，需要雙方都經歷疼痛作為代價。
金智英引燃的戰火讓我們再次看清，兩性的生存空間都需要維護，委屈了哪一方，必然會給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問題，這不是宣傳口徑可以遮蓋，也不是輿論爭個高下就能平定。近年來，韓國結婚率和生育率逐年下降，是否傳遞出女性自覺的某種信號？希望這也將是人們直面問題並著手解決它的開端。
如果兩性之間的這場戰火不可避免，可能越早燒起來越好。
文 | 梁坤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8d-aM28BMH2_cNUgqq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