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從這個節點起，姚晨開始更主動地做選擇，即便選擇的結果，並不一定符合世俗意義中的成功。

截至發稿前，《三貴情史》的票房不足500萬，在商業表現上不算成功。但在這部電影里，姚晨參與了一位青年導演的成長，演到了她一直想演的「巫婆」角色，收穫了從影以來最喜歡的造型，還為自己「是否依舊相信真愛」找到了答案。

曾經的姚晨覺得，自己的人生「總在被一股力量左右」，而現在的她，似乎正逐漸成為這種力量本身。

童話

1986年，鄭淵潔寫了童話故事《紅沙發音樂城》，皮皮魯和魯西西在自己家裡的沙發中發現了一座音樂城。

當時還在上小學的姚晨，看過這個童話後，拿剪刀割開了家裡的沙發，希望能在裡面找到那座故事裡的音樂城。

時間一晃來到2023年，姚晨選擇拍攝一部名為《三貴情史》的童話故事。故事裡同樣有一座音樂城，名叫「白石城」，那裡飄出的旋律，讓主角三貴選擇停留，解除詛咒，最後找到了真愛。

在這個故事裡，姚晨飾演的角色是「巫婆」霞姐，這是她一直想演的角色。

她對自己的新造型很滿意，一頭亂蓬蓬而捲曲的長髮，過分蒼白的臉和烏青的黑眼圈，這是姚晨「從影至今最喜愛的造型」。在拍攝的間隙，她會頂著這個造型，「拖著步子在棚里遊蕩，想惡作劇嚇唬誰一下。」

首映禮時，俞白眉受邀來到現場。「大姚跟我說讓我來看個童話，沒想到還真是個童話。」

《三貴情史》不僅是童話，講的還是有關真愛的故事。過去我們熟悉的、「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標準童話結局，已經被解構成專屬於「戀愛腦」的糖衣炮彈，結局後的故事，沉重到無法被童話所承載。圍繞成年人展開的熱門話題，也大都與忙碌的工作和高壓下的逃離有關。

或許是有關真愛的表達，在當下這個時代已然是稀缺產物，《三貴情史》才讓姚晨感到特別。「現在說『相信真愛』，很多人會覺得很傻，甚至有點蠢，我真的有看到類似的評論，說『這都什麼年代了，還有人在呼籲說要相信真愛』。」

把一個講述真愛的童話故事拍成一部電影，重要的是「找到相信它的一群人」。

「感覺是一群『大小孩兒』的一場冒險之旅。」在《三貴情史》的開機儀式上，姚晨說：「對於創作者來講，未知永遠是最令人興奮的部分，很高興能遇到和我一樣喜歡冒險的夥伴。」

《三貴情史》是個年輕的劇組，導演劉斯逸是嶄露頭角的青年導演，演員胡先煦、周依然和周也，都是95後甚至00後的演員。「如果不算製片人佳姐的話，我可能是（整個劇組）最成熟、最年長的了，我願意選擇這個項目，也是因為我和大家一樣相信。」

「可能愛情已經不是我現階段唯一的目標了，但我還是會被這些天真的感情打動，」這種感覺讓姚晨感到很欣慰，「我內心有一部分還是保存得非常好，沒有被現實侵蝕或消磨掉。」

對姚晨而言，選擇接演《三貴情史》，並為它做監製，同樣是一個「天真」的決定。此前，這個項目曾經歷過不少坎坷。奇幻童話的類型在國內電影市場上十分稀有，很難通過劇本想像出成片的樣子，更沒法判斷投資回報率。這類電影，無論是找投資還是找演員都很困難，《三貴情史》碰了很多壁，才來到姚晨的面前。

很多時候，成年人不被允許天真。社會對成年人的要求，大多是天真的反義詞。但姚晨心裡始終記著小時候那個被割開的紅沙發。

演員這個特殊的職業，賦予了她更敏銳的感知力，或者說她有意識地保護自己心裡那塊敏感的部分，以此來與這個世界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姚晨的記憶也帶有這種天真的感知。

她在今年坎城印象最深刻的場景，是剛抵達那天的凌晨。「其他人都還在睡，我一個人醒了，坐在我們租的公寓的小沙發上。我們住的是閣樓，屋頂是斜角的，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頂上，打在窗戶上。」

或許很多年過去後，記憶里的對白會模糊，信息會失准，但畫面和感受卻會「像電影畫面一樣印在腦海里」，作為活過的證據，哪怕它們都太過天真。

冒險

雖然姚晨不願意將孩子的出生和她的職業轉向完全掛鉤，但她也無法否認，生育確實對女性造成了某些「破壞」，特別是在很快地有了第二個孩子之後，姚晨明顯地感覺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壓力都變大了。」

這種壓力，一部分來自於對自己職業的不確定性。雖然還是有劇本找過來，但姚晨卻發現，當她擁有了新的生命體驗，也終於有能力去詮釋和探索更有深度的人物時，卻鮮有角色能夠滿足她的期待，市面上太缺少為她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書寫的劇本。

另一部分則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生完二胎後，姚晨工作室的員工除了經紀人外，都選擇了離開。

「他們都是年輕人，需要成長，發展自己的事業，需要去體驗職業給他們帶來的幸福感。」姚晨完全能夠理解這種決定，還開玩笑地說，「可能在一個『老在生小孩的女藝人』這裡，就算再有感情，也難免會搖擺。」

後來姚晨發現，她喜歡的很多國外的演員，特別是女演員，也面臨相似的困境。她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成立自己的公司並且擔任製片人，以此來滿足自身對於影視表達的追求。比如桑德拉·布洛克，就是在90年代末組建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嘗試製片人工作。

桑德拉·布洛克

姚晨到現在還記得那一天。她租了一個兩層的小樓，下定決心要「大幹一場」。「那天陽光燦爛的，外面還有綠植，陽光透過綠植照進那間小屋子，我們幾個站在空蕩蕩的小樓里。」——當時公司的人員構成是五個老闆，還沒有員工。

2016年對於中國電影產業來說是一個拐點。自2003年啟動電影產業化改革以來，電影市場就一直處在飛速擴張的階段，每年的總票房增幅都在25%以上，並在2015年首次突破400億，同比增長了48.7%。這一增幅在2016年跌至3.73%，增速明顯放緩，市場急速降溫。

壞兔子影業正是在這一年成立，錯過了高速發展的行業環境，又在三年後遇到了疫情。

公司出品的電影數量不算多，其中票房最高的是2018年上映的《找到你》，2.85億。當時，公司CEO劉輝很看好這個項目，問姚晨是否可以加入出品，她覺得這樣的題材票房可能不會好，於是回答他：「可以，但少投一點吧。」

這次之後，姚晨發現自己「沒有做生意的天分」。她曾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成立公司的初衷，是想「做點兒自己喜歡的東西」，甚至是一種「直覺」。《臍帶》的首映禮上，姚晨說，「《臍帶》肯定不是商業大片，掙錢賣座也不是我們的首要目的。但直到影片開始面向市場，我們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麼任性的事情。」

或許是因為這種「任性」，在內容的選擇上，壞兔子一直有著區別於其他影視公司的「獨立氣質」。像是《三貴情史》這樣在商業表現上不被看好的項目類型，對姚晨而言卻是難得可貴的、能夠承載自己表達的作品。

在《三貴情史》的首映禮上，她監製的前兩部電影《送我上青雲》和《臍帶》的導演，滕叢叢和喬思雪，都來到了現場。

《送我上青雲》姚晨飾演「盛男」

姚晨覺得時間過得太快。「我看著她們坐在台下，那一刻好感慨，瞬間就穿越回了幾年前。」

結束後，她給滕叢叢發微信，說「特別感謝你能來」，滕叢叢開玩笑地說，「我就是第一個被大姚扶持的女導演。」

決定給《送我上青雲》監製前，第一次做項目的姚晨，和第一次做導演的滕叢叢一樣緊張。

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找到讓兩個人能夠有效溝通的辦法。「從維護導演權威性的角度上講，如果我是作為演員跟她溝通，她可能心理上會有種壓迫感。如果我是以一個負責藝術方向把控的身份的話，她會好接受很多。」

就這樣，姚晨成為了《送我上青雲》的監製。她用「相互對立又彼此依賴」來形容兩人當時的關係，會為了很多事情爭執，互不相讓，甚至「恨不得把對方拉黑」，但又是並肩作戰的戰友，有著語言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距離《送我上青雲》開機，已經過去快六年的時間。有時候回想那段經歷，姚晨會覺得有些歉疚，「如果現在的我再去做《青雲》，可能能做得更好一些，能幫她（滕叢叢）更接近她想要的東西。」

但那種青澀而真摯的感情，同樣是不可複製、無法替代的。在貴州一起等過一場大霧的記憶，有著無法被磨除的深刻感。「大家像戰友一樣一起戰鬥，是很刻骨銘心的創作過程。」

到了《三貴情史》，姚晨依舊對過程記憶深刻。首映後，姚晨翻看自己在《三貴情史》開機時發的那條朋友圈，發布時間是2021年1月23日。那種對時間飛逝的感慨再次出現了，仿佛「一下子就走到了今天」。

第一次看到《三貴情史》的劇本時，姚晨一度被感動到落淚。但前兩部影片積累的監製經驗在感性之外提醒著她，當故事將要成為一部電影時，應該要考慮更多。

看過劇本後，姚晨約導演劉斯逸和製片人付佳在她的辦公室見面。劉斯逸準備了一份PPT，當中包括《三貴情史》的場景圖，幾個取景地的實景圖，重要人物的形象設計等等。

聽完劉斯逸的介紹後，姚晨決定加入這個團隊。不僅是以演員的身份，還同時擔任監製工作。

對姚晨來說，這不是可以「隨口答應」的事，而是一句鄭重的許諾。和出演一個角色相比，以監製的身份參與到一部電影中去，意味著她將付出更多心血，背負更多責任，要和這部電影共進退，無論它未來將面臨著怎樣的命運。

或許姚晨選擇做監製的出發點，是為了「自救」，但當同行者越來越多地加入到這個行列時，「自救」行為的本身，已經擁有了新的價值。

源點

在《三貴情史》進入宣傳期的那段時間，姚晨同時在為自己的新劇《以美之名》做準備。

這是一部聚焦醫美行業的劇，她解鎖的新角色，是一名整形醫生。為此，她最近很長一段時間都在「體驗生活」，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整形醫院和診所，和這些行業的人聊天。

說起最近在做的事情時，姚晨肉眼可見地興奮了起來，進入了「聊表演」的愉悅時刻，就連語氣助詞都變多了。「我又進入了體驗生活的階段，這是創作最開心的一段時間，因為可以藉機見到很多平時接觸不到的人和職業，哇！真的見識到了很多。」

姚晨出演過的角色其實並不多，主演的更少。自2002年出道至今，在她參演的23部電視劇里，擔任主演的不超過10部。

《武林外傳》《潛伏》《都挺好》

在整個演員序列里，這樣的頻率並不算高。就連姚晨自己也說，「可能對很多人來說，8年20部才是正常的。」

一部分原因在於，姚晨在意自己的每個角色是否有變化，如果只是一部接著一部地去拍，她無法判斷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雖然每次結束一部戲後，身邊都會有人跟她說，應該趕緊接下一部，不能一直等待。但她會反覆問自己：「我還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除了謹慎地選擇，姚晨還習慣跟每個角色較勁。她需要更長的時間，為每個角色做好萬全的準備。

在《送我上青雲》里，姚晨演一位記者。她找到身邊做過記者的朋友們，想要儘可能地了解記者的工作細節，包括出差時穿什麼衣服、遇到門衛阻攔時該如何應對；《都挺好》里，姚晨要演一位銷售總監，在開機前她提前去了蘇州，和當地幾家工廠的銷售總監一起吃飯、喝酒和聊天。

去年播出的《搖滾狂花》里，姚晨飾演一名女子樂隊的主唱。在為這部戲做準備時，她結識了很多搞搖滾的朋友，現在還會偶爾在朋友圈互動。

「這次又認識很多有意思的醫生。這是人類最迷人的地方，每個人都完全不一樣，都好有個性。」姚晨思索了一瞬，用了一個最簡單的形容詞，「好玩，這個過程是很好玩的。」

除了拓展自身的生命體驗，表達是姚晨在演員這個職業當中所找到的重要錨點。

在43歲這一年選擇拍一部與「美」有關的作品，是姚晨對這一命題的再思考。比起其他直面生死的醫生，整形醫生解決的好像都是一些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問題，「但是美真的無關緊要嗎？」

「美是很重要的，但在這部劇里，我還想試著往前再邁一步。」姚晨拋出這個問題，然後又馬上給出答案，「不是有種說法叫『服美役』嗎？很多人在為美受苦，但我們在意的美，到底是誰來制定標準？」

小時候的姚晨，曾因為「嘴太大」而讓父親憂心忡忡，告訴她「笑的時候要抿嘴」；在舞蹈學院附中時，因為「身材太豐滿」，她覺得自己顯得格格不入，也不像其他人一樣有著標準的「東方美」的長相；在《十三邀》中，姚晨回憶起自己看到安妮·萊柏維茲給她拍的那張照片時，第一反應是「好難看啊」，後來才發現，是因為看久了自己的時尚照片，突然卻看見一個「這樣的自己」，有些不適應。

這些與「美」的定義有關的記憶碎片，散落在姚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而現在的姚晨，終於有機會，也有能力和閱歷，通過演員這個職業所賦予她的力量，去思考和嘗試解決這個曾經或許困擾過她的命題。

在成立公司後，有很多人跑來問姚晨，是不是想轉型幕後，或者去做導演，她的答案永遠是否定的。

「導演這個工作在我看來很無聊，但是有導演天賦的人，一定會覺得導演是個有趣的工作，但我卻很難這麼想。就像在很多人眼裡，演員這個職業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就是哭一哭、笑一笑。」

姚晨現在偶爾還是會跟身邊有類似觀點的朋友據理力爭，反覆地告訴他們，「表演是一門藝術，表演的門檻遠遠比你們想像的要高，表演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在聊天時，她會下意識地將演員稱為「主業」。

在去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天，到宿舍後，大家在討論夢想，姚晨輕聲地站在旁邊說，她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偉大的演員」。在出道這二十多年來，姚晨沒有一刻忘記過這句話，哪怕她曾經陷入過「沒有代表作」的外界爭議與自我掙扎，也曾問過自己，「是不是我不適合做演員啊？」

年輕人總喜歡將「熱愛」掛在嘴邊，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未來將會為了這份熱愛承受和放棄什麼。

但在經歷過無數次掙扎、懷疑與痛苦後，姚晨完成了對自我的確認。「我今年43歲。當我發現我已經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這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已經有資格說一句，我是真的熱愛這個職業，我願意為它花幾十年的時間。」

選擇一個童話，選擇一場冒險的旅程，選擇自己想表達的命題，再到選擇長久地紮根在演員這個職業當中。現在的姚晨，選擇擁抱那些她所相信的，像擁抱一場坎城的雨，一陣海邊的風，和一片北京的火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