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一直被譽為禮儀之邦，早在西周時期，周禮就已經確立，「禮」不僅僅是一種禮節，更是一種行為準則。
隋唐時期，設立了三省六部，而禮部位列六部之首。以跪拜為例，臣民在見君主時，都需要進行跪拜的大禮。隨著時代的演進，跪拜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到了明朝，朱元璋規定了「三叩五拜」作為最高規格的跪拜禮儀。然而，清軍入關後對這一規則進行了修改，將拜禮次數增加到了「三叩九拜」作為最高規格。然而在乾隆年間，由於禮儀問題，發生了一系列尷尬的事件。
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天津白河口岸突然出現了一百多名來自大不列顛的人，他們駕臨了3艘戰艦，為首的是馬戛爾尼，受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派遣，跨越重洋、萬里迢迢前來祝賀乾隆皇帝80大壽。
儘管他們以「祝壽」為名，實際上並非為了祝壽，而是希望中國能夠開放口岸，取消貿易禁令，促進與英國的貿易關係。馬戛爾尼從歐洲來到中國的這一事件雖然在中國歷史中鮮有記載，但在西方外交史上卻是一件重要的大事。當時英國正風起雲湧，而清朝在乾隆的領導下卻緊閉國門，自視甚高。馬戛爾尼帶來了英國國王準備的各種壽禮，總計600多箱，包括前膛槍等武器，望遠鏡等天文儀器，以及地球儀、鐘錶等乾隆認為是西方「奇淫巧技」的物件。
乾隆聽聞英國人前來為自己祝壽，喜出望外。
他並非對禮物感興趣，而是對天朝影響力之大感到驚嘆，甚至連遙遠的英吉利都派代表前來朝拜。因此，乾隆派遣官員一路迎接，從天津到直隸再到京城，一路上款待豐富。然而，剛剛到達北京，禮儀問題就突然成為爭議焦點。禮儀之爭的核心分歧主要可總結為三點：首先，作為英國國王的特使，且擁有英國爵位，馬戛爾尼自詡以「國使」身份而來，而清朝派去接待他們的兩位官員分別是喬人傑和王文雄，這兩人在歷史上並不為人熟知，喬人傑是天津的地方小官，王文雄則是一名副將。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對他的接待不夠尊重，官員的地位和他不相匹配。其次，馬戛爾尼認為，他所送來的600多箱壽禮應被視為國與國之間的饋贈，即禮物。
然而，清朝官員卻認為這是「貢品」，是英國人為了朝拜清朝天子而帶來的孝敬之物，這讓馬戛爾尼感到不合理。最後，馬戛爾尼要求見乾隆時以英國禮儀，單膝下跪。然而，清朝官員認為，不論何人見到天子都需要進行「三叩九拜」，雙膝跪地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引發了激烈爭執，雙方均不讓步。清朝官員認為，雙膝跪拜是基本要求，不算過分。而馬戛爾尼則認為自己是國使，不可能屈膝下跪，單腿跪拜已經是足夠「知禮」的表現。清朝官員將禮物清單和這三點爭議向乾隆彙報後，乾隆大怒，認為洋人來祝壽居然如此傲慢，對大清不敬，於是下令「教訓」這些洋人。
當然，既不能動手，也不能直接斥責，於是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不給他們吃飯。原本英國人遠渡重洋，終於在大清吃到新鮮的水果蔬菜，突然間清朝接待人員全部撤退，過了用餐時間，馬戛爾尼派他的助手安德遜出去詢問，最終發現大門出不去。英國人急了，他們被連續餓了三頓飯，肚子咕咕作響，但馬戛爾尼仍然堅決不肯屈服。乾隆身邊並非沒有聰明人，軍機大臣和珅頗具智謀，他認為英國人的要求並不過分，但又不能忽視乾隆的臉面。於是，他主動出馬，親自前來見馬戛爾尼，解決了上述第一個分歧點，因為和珅的身份和地位足以與馬戛爾尼相當。
然後，馬戛爾尼才向和珅遞交了他們的國書。和珅一看國書，面色大變，趕緊稟報乾隆。原來，英國國王所送來的國書中，除了為乾隆祝壽外，更主要表達了希望乾隆能夠開放通商口岸，甚至提出在舟山為英國人提供一個小島，以便英國人在華立足。正值此時，乾隆得知英國人已經占領了喜馬拉雅山西側的印度孟加拉邦，雖然乾隆自視頗高，對英國人仍存在一些忌憚。在這個關鍵時刻，居然還在為禮儀問題斤斤計較，的確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乾隆對以上分歧做出了讓步，馬戛爾尼最終單膝跪地向乾隆致敬，見過皇帝後，乾隆匆匆將他們送離清朝，同時下令各地加強口岸和海防防線，緊守國門。
馬戛爾尼臨行前仍在埋怨，稱清朝皇帝對待他們如同對待乞丐。
綜上所述，「禮儀之爭」實質上是由雙方認知的不同引起的。馬戛爾尼以「外交」角度來華，而乾隆則以天下之主的身份對待他，從今日角度來看，馬戛爾尼的主張似乎更為合理。然而，馬戛爾尼的這次訪華對乾隆和整個中國未來的影響卻十分深遠。面對外部威脅，乾隆更加堅定了閉關政策，緊閉國門，防禦外敵。中國由此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各個方面持續滯後，直到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再次推開中國大門，當然，這一次他們帶來的不再是600箱禮物，而是數不清的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