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紅軍長征之後，部隊抵達陝北，暫時擺脫了國軍的圍追堵截。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紅軍適時調整了戰略方向。因為這個時候，和國軍的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則上升為主要矛盾。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國際大環境有了變化。
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反對侵略，倡導建立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爭取民族獨立。
我們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積極響應，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經過討論後，於當年8月1日通過，於10月1日發表在法國巴黎的《救國報》上。這份宣言後來被稱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核心內容就是主張停止內戰，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積極對日作戰。
1936年12月17日，在陝北安定縣一個叫瓦窯堡的小村裡，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主席在會上指出，以後的戰略方針是民族革命戰爭，一切戰爭都要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以後我們的基本任務和策略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標誌著我們的戰略調整正式完成。新的戰略方針正式形成。
要說鬥爭，還是主席高明。紅軍長征擺脫了國軍的圍追堵截後，他敏銳捕捉到了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適時調整鬥爭策略。在蔣介石還沉迷於「攘外必先安內」的時候，我們就高舉抗日大旗，取得了鬥爭主動權，爭取了各方力量的支持。
在我們的號召之下，宋慶齡、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積極響應我們的號召，發出了「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各地學生、工人也紛紛行動，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就連張學良、楊虎城也成了我們的「爭取」對象。蔣介石徹底陷入了被動局面。
蔣介石眼界不夠寬，格局不夠大，此時仍然執迷於內戰，一心想要消滅紅軍。他命令駐紮在西北地區的張學良、楊虎城加速進攻紅軍。而且措辭十分嚴厲。
面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我們這邊也沒有閒著。
為取得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支持，有「特工之王」稱號的李克農先後兩次與張學良進行秘密會面，協商對日作戰事宜。在李克農的安排下，1936年4月9日，張學良秘密抵達延安，與周總理秘密會談。雙方基本達成了停止戰爭、共同抗日的共識。整個1936年上半年，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之間處於停戰狀態，即使有戰爭，雙方也都很默契，就是擺擺樣子而已。
蔣介石對張學良這種「陽奉陰違」的態度十分生氣。於1936年12月4日乘飛機抵達西安，親自督戰，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出兵「剿共」。這下把張學良和楊虎城逼急了。於是，張學良鋌而走險，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
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西安事變不是孤立的事件，是各種不起眼的「小事」的推動下發生了。其實，只要你認真梳理，你會發現任何歷史事件都不是突然發生的，一定會有前因後果。讀歷史，不妨把時間線拉長一點，或許就會看得更明白、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