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人：西方新傳記史學研究 | 社會科學報
深度
西方新傳記史學是新史學的一個分支。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西方新傳記史學研究」（17BSS005）指出，新傳記史學家通過闡明傳主生命歷程中的某個重要時刻去探尋歷史動因和理解人存在的意義，「重新發現（具體的）人」始終是其研究旨趣。這不僅是對事件史和體驗史/經驗史的重新認識，也是對歷史學獨特性的一種申辯。
原文 ：《重新發現人：西方新傳記史學的研究旨趣》
作者 |上海科技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陳茂華
圖片 |網絡
西方新傳記史學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是對史學思想的前沿探索。西方學界近三十來年的歷史人物傳記研究，無論是聚焦於闡述歷史上的個體、群體及集體對周遭世界的經驗、感受及理解方式的認識論轉向，還是側重於以個體、群體及集體為研究取徑和事實依據的方法論反思，「重新發現（具體的）人」始終是其研究旨趣，體現著新傳記史學家對歷史學和當代世界的雙重關切。在書寫新傳記文本的西方歷史學家看來，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始終是一種實踐性的、情景性的、具體性的主體性活動，因而歷史書寫應該以闡明人的境況為核心內容，充分體現出對人的精神狀況、心靈世界和生活境遇的關切與尊重，從而在此基礎上闡明歷史學的性質、對象、價值與方法。
誰的歷史
眾所周知，傳統傳記史學的研究對象基本上都是有權力影響周遭世界的大人物，特別是男性大人物。然而，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在歐美國家反主流文化運動和英國新社會史學派所闡發的治史觀念——「從底層向上看」的雙重影響下，許多西方史家對「誰是歷史的行動者」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強調歷史上的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影響了人類文明的進程，理應得到歷史學家的平等對待。
考察目前已面世的西方新傳記史學著述，傳主平等化、多元化或類型化是其首要特徵。不同性別的顯要人物、普通人（常人）、底層人及邊緣人，無論其擁有何種身份、職業及社會地位，在新傳記史學家心目中都是一個個具有同等尊嚴及訴求的鮮活生命。傳統的傳記史學多以單個的大人物為對象，而新的傳記史學文本的傳主既有具體的個人，又有特定的群體。首先，從根本上說，傳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類型化，表明新傳記史學家在尊崇新社會史家和微觀史家的研究視角——研究普通人或邊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或心靈世界時所採取的「自下而上」的視角——的同時，亦反對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力圖通過探究不同群體的歷史經驗或體驗，發掘並講述他們的生命故事，恢復或重建他們的歷史地位，從而有利於讀者更加立體地窺視某個具體的或特定的歷史時期的不同面向，並獲取具體且多元的歷史知識，最終深化對人類自身歷史的理解和認知。其次，傳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類型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傳記史家革新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意圖。新傳記史學家認為「人文主義是具體且自由的關懷」，抗拒對歷史進行總體性解釋的西方現代宏大敘事。更進一步說，傳主的多元化或類型化取向，體現了新傳記史學家對全球化時代民粹主義的輿論專制——主要表現為標籤化和污名化——的一種反抗精神及其行動，是一種從個體和不同群體的維度爭取人類解放及自由的鬥爭，因而頗具革命性意義。最後，傳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類型化，對於歷史學科而言，事實上意味著史料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得到了拓展。在新傳記史學家眼裡，原始材料不再是評判歷史研究成果優劣的唯一標準，史料也不再局限於官方檔案和私人的日記、書信、帳簿、契據、讀書筆記等。特別是在致力於書寫普通人或邊緣人傳記的新史學家那裡，那些曾經在歷史學職業化的過程中不被認可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如今已然成為他們情有獨鐘的史料來源，尤其是那些充滿歷史感和表現歷史意識的文學作品與藝術作品，它們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或許遠勝於原始史料。
從學術對話的維度觀之，在認識論層面，新傳記史學家往往以後現代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哲學為理論思考的導向，以身處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勢中的某個具體的人物、特定的群體及集體的經驗或體驗為中心，闡發歷史學家對人之生命的審美主義觀照，由此探索人類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超越性。在方法論層面，新傳記史學家除了採取我們通常所熟知的以文、藝術證史或證偽的方法，大多竭力避免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和僭越理性的單一歸因方法，而是選擇以極為審慎的態度反思依照時間序列而推斷出的實證主義歷史因果論，著力於追問意義問題和各種相關性歷史元素。為了考察傳主多維度的生產、生活實踐，新傳記史學家們積極主動地採取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方式進行研究，除了不斷與各個新史學研究領域展開對話，還經常藉助文化人類學、知識社會學、心理學、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概念，體現出整合或融合歷史學各個分支學科的強烈願望，竭力避免歷史學趨向碎片化或零碎化的問題。無論是處理與歷史名人相關的繁多材料，還是面對與處於「失語或沉默」狀態的個體和群體相關的史料缺損狀況，新傳記史學家都必須掌握與研究對象有關聯的學科知識，了解諸如修辭學、地質學、病理學等學科的相關知識，以便挖掘、甄別、選擇、解讀史料，最終在建構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探尋歷史真相。新傳記史學家們試圖採取與其他新史學研究領域的同仁們積極對話的方式，努力構造一個自由、開放、包容的學術思考環境，共同推進歷史學科的革新。
依筆者管見，敘述一個個單數或複數傳主的多樣化經歷和獨特體驗，必然造就研究視角多元化、歷史觀點多樣性、歷史意義豐富性的文化語境，經過時間的汰洗，一部分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必將被保留下來，而後得以發展和升華，從而生產出有益於構建新的社會共識及其現代文化的歷史知識。必須承認，新傳記史學家為融合各種新理論和新史學所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所彰顯的多元互動的歷史觀，為21世紀的歷史研究開啟了新的視角，一方面有利於更新歷史證據觀，拓展並深化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另一方面則促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加重視知識重構的問題，希冀由此實現「文化的進化」，重塑新的人文主義精神。
傳主時刻與生命經驗史觀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洛赫有過一個論斷：歷史學是一門研究時間中的人類的科學。新傳記史家在發掘「歷史的行動者」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之前，深知傳記書寫必須被納入歷史分析框架之內才具有意義，因而把建構傳主的歷史時間視為首要任務。
在傳統的傳記史學家那裡，其預設了大人物在公共領域乃至私人生活領域的行動與歷史演變的節律及特點密切相關，故而堅信傳主的個人自然生命時間與歷史時間具有同一性。在敘事主義理論與微觀史學實踐活躍對話的新史學語境中，新傳記史學家自覺到歷史時間具有二元性質，認為單數和複數的傳主之歷史時間是從自我意識覺醒——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形成——的那個時刻開始的。傳主時刻的顯現標誌著傳主自我身份的確立。故此，新傳記史學家往往只攫取傳主的一個或幾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生片段，通過聚焦於傳主在某個特定的或者具體的時刻與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的互動或對話，以表現傳主在其生命經驗歷程中的自我交互作用和反思性活動為主旨思想，從而闡明個別的歷史事件或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複雜性或悖論性，以便深化公眾對傳主身處其中的歷史情境的理解和認識。換言之，新傳記史學家在闡釋傳主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代表性、特殊性和具體性的同時，並未放棄對抽象的普遍性之追求，而是旨在從具體而微的傳主生命經驗故事中發現或闡釋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致力於把人的整體存在秩序作為思考的對象。因此，他們在講述傳主的生命經驗故事時，既注重表現社會歷史時間的結構性特徵，又試圖揭示個體及群體時間的獨異性和特定空間的再生產性。
新傳記史學家大多深受解構主義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影響，意識到日常生活經驗是認識和理解世界最可靠有效的路徑，人不可能跳出自身的視角，而只能從自身的境域出發來認識周遭世界這個普遍境域。因而，新傳記史學家堅持認為是人的生命經驗構築了人類歷史，歷史學家應該以表現歷史上某個具體的人或特定的群體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或時段那活生生的、具體的生活體驗為核心內容。於是，他們主要通過考察傳主在具體的或者特定的歷史情景中的生活經驗或認知方式，即歷史上的不同範疇、不同類型的人看待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來呈現他們與所處時代的交互性關係，從而揭示傳主的自由意志及其選擇性行動，以及對人發揮著作用的、或隱或現的制度和體制及其運作方式，旨在表明人類歷史之演變具有複雜性及不確定性的特徵。
當新傳記史學家與作為個體和群體的各種類型的歷史人物展開跨越時空的平等的、開放的對話時，他們主要圍繞人所獨有的自由意志、束縛與責任、倫理與道德、智慧與判斷等諸多核心問題，通過闡明傳主生命歷程中的某個重要時刻去探尋歷史動因和理解人存在的意義，這不僅是對事件史和體驗史/經驗史的重新認識，也是對歷史學獨特性的一種申辯。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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