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假裝上班」相關搜索信息

來源/小紅書 燃次元截圖

假裝上班的年輕人背後，首先是裁員潮刮向了大中廠；其次則是小微企業在前兩年的生存困境，讓包括蛋撻在內的不少年輕創業者受到了影響。

而生活環境在無形中帶來的壓力，也是年輕人假裝上班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被裁後，公司連N+1的賠償都沒有給我，原本心情就很沮喪，真的經不起父母進一步的『語重心長』了。」在家待業的Sarah告訴燃次元，上一次「gap」時父母的訓斥還在耳畔迴響，這也是讓自己在此次被裁後萌生假裝上班想法的最直接原因。

與Sarah不能理解父母的這種「關心」不同，曾在創業與打工之間「gap」兩個月，並在此期間假裝上班的颯颯表示，「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代際觀念差異很大，生在較為艱苦環境中的父母，對於生存有一種天然的危機感，因此，他們對職場的間隔期更容易沒有安全感，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假裝上班的年輕人之所以會「隱瞞」父母，一方面是確實不想在本就焦慮的情況下，給自己徒增煩惱。但另一方面，或許更多的還是不想讓父母為自己擔心。

而這些年輕人，在假裝上班的同時，也並未躺平，找工作、讀研究生、甚至在正式工作與打零工期間還考下了駕照……

01

日均兩場面試

蛋撻在創業失敗後，曾經歷了1個月時間的假裝上班。今年3月底，在入職了一家新媒體公司後，蛋撻長舒了一口氣，「那根背負在身上很久的重擔，總算卸了下來。」

回首此前「裸辭-創業-創業失敗-假裝上班」的過程，蛋撻現在仍覺得心有餘悸。

2022年7月，生性自由的蛋撻，從朝九晚五的工作單位辭職後，和朋友創業開了一家攝影自拍館。蛋撻介紹，自拍館會負責提供服化道，消費者帶著手機去店裡取景拍攝就可以，計費方式則是計時消費。

彼時，蛋撻和朋友都已經工作了4年，兩個人的存款加起來有二十多萬元。作為啟動資金，這筆錢支撐了兩個人前兩個月的店面房租、公寓房租，以及一次性的裝修費用和設備購置費用等。

談到創業初期的時光，蛋撻回憶道，「大部分時間是快樂的。我和合伙人設計了自拍館的裝修風格，看到竣工時的樣子，很有成就感。」

然而，好景不長。自拍館營業不久，疫情就反覆侵襲西安，攝影館營業的時間也變得斷斷續續，並最終沒能撐過農曆新年。

創業失敗本就讓蛋撻頗受打擊，而媽媽態度的變化，更是讓她極其無奈。

「創業之初，我媽媽不斷鼓勵我，告訴我『創業是一種歷練』。但當我告訴她，創業失敗，錢打了水漂之後，媽媽的態度就變了。」蛋撻表示，雖然自己很能理解媽媽的那份心急，但還是很難接受她那種表達方式，「那種背負著重殼的感覺，很窒息。」

終於，在今年2月底，覺得喘不過氣的蛋撻，演起了「假裝上班」的戲碼。

2月21日，假裝上班第一天的蛋撻，一大早就給媽媽發了一條信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新媒體公司上班。」之後，蛋撻便和之前在媒體公司上班一樣，9點半出門，晚上7點以後再進家門。

不過，假裝上班的蛋撻，並沒有閒著。

第一天，蛋撻就給自己約了兩場媒體公司的面試，上、下午各一場。兩場面試之間，蛋撻在飲品店喝奶茶、嚼麵包的同時，還在招聘網站上瘋狂搜索新的面試機會，並給接下來的兩日排滿了面試，「不是在面試，就是在面試的路上，為的就是不讓自己那麼焦慮。」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為了不讓自己假裝上班的行為穿幫。每天出門在外，蛋撻除了關心自己的步數，還得隨時注意上班生物鐘，「我媽問我吃飯沒，或者下班沒時，我都要先看錶確認一下時間。此外，當媽媽打電話問我最近工作是否順利時，我一般都會用 『還在適應階段』搪塞過去。」

圖/「假裝上班」的網友彼此交流

來源/小紅書 燃次元截圖

每晚「下班」回到家後，蛋撻還會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假裝上班」日記。當情緒接近崩潰，和親朋好友溝通失敗時，蛋撻覺得陌生人之間的交流，沒有「被期望」和「被比較」的壓力，反而會讓她覺得更加輕鬆。

在社交平台，蛋撻還會安慰比自己狀態更糟的女孩子，「安慰的過程，在治癒對方的同時，感覺也治癒了自己。」

就這樣，在「上班、下班」「適應」「面試」與「更新日記」的日子裡，過了大半個月的蛋撻，終於等到了一家心儀新媒體公司的offer。

當3月底入職，蛋撻以飽滿的狀態從容地邁進公司時，她知道這次假裝上班的選擇，是對的。

「畢竟是個善意的謊言，並無大礙。被家人強行往前推，和自己積極地向前走，這兩種動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對於部分人來說，在過渡期假裝上班時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更快調整自我，並讓自己以更好的狀態進入新的工作。」蛋撻表示。

不過，蛋撻也直言，儘管媽媽說的有些話，確實「很難聽」，但卻也是真正的「逆耳忠言」。

「她說我社交能力差、毫無主動社交意識這一點，確實沒錯。所以，除了同學，我的確沒什麼新朋友，也不容易找到對象。」 蛋撻表示，為了挑戰自己，最近，除了逐步適應工作，也在嘗試和新舍友一起做飯、出遊，跨出主動社交的第一步，努力去尋求社交新突破。

02

兼職、面試，還考了駕照

和蛋撻因創業失敗被迫假裝上班不同，2021年上半年，剛剛從一段疲憊的創業經歷中脫身的90後女生颯颯，主動選擇用假裝上班的方式，「gap」兩個月，「我就是想讓神經發條擰得松一點，工作銜接得不要這麼緊。」

2019年年中，在新媒體公司工作了幾年的颯颯，選擇「下海」當起了自媒體創始人，「當時每天早上醒來，我滿腦子就是『自己需要養活近十個人』，想到自己運營的媒體號雖然獲得了融資，但仍有著非常大的經營壓力，我的臉上就開始爆痘，內分泌也明顯失調。」

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一年半的時間，颯颯覺得自己實在是力不從心，便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工商變更，徹底退出了公司。

「我爸其實是知道我不打算繼續創業的想法的，但他並不清楚我退出的時間點。因此，在2021年1月和2月，我已經從公司抽身時，並沒有告訴他們，只是說我還在處理公司的一些收尾工作。到了3月，找到新工作後，才和他們說已經換了工作單位。」

儘管自我調整的2個月，颯颯並沒有被父母看出破綻，但因為和父母同住在上海，假裝上班，對她而言則成了一件極其需要謹小慎微的事，「每周一至周五，我都會抽兩天去咖啡館，呆上大半天再回家，就是為了讓退休在家的爸爸，覺得我在處理公務。」

「因為媒體大多是不坐班的，所以我去咖啡館也不必朝九晚五，這麼一來，也就沒有『演』得太辛苦。」颯颯幽默地表示。

只不過，雖然是計劃放鬆2個月，但「gap」期間，颯颯還是把事情安排得滿滿當當，「前兩個星期，我主要是在咖啡館看書，給自己充充電。大約半個月後，我就開始每日投簡歷、做兼職。兼職工作內容主要是與網紅藝人的經紀業務相關，這也是我本人比較感興趣的。」

除此之外，在這難得的「不上班」的時間裡，颯颯還考了駕照，「兩個月時間，我會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去駕校上兩個半天的課，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一次通過的。拿到駕照我父母自然是知道的，在他們眼中，只要我沒有脫離工作狀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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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沒把兩份工作之間的過渡期告訴父母，主要是因為如果告訴了他們，自己的情緒就會在他們的焦慮情緒中陷入內耗，這反而不利於我放鬆自己。」颯颯直言。

但與此同時，颯颯也表示，「我比較能理解父母對於待業狀態的焦慮心理，這與他們從小生長的環境，息息相關。」

「我父母是在六十年代比較貧困的農村地區長大的，小時候常常會面臨食不果腹的窘境。他們那一代人，會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即便我們家當下生活小康，在城市中有房有車，我爸也拿著穩定的退休金，但他的那種不鬆弛感，或許是骨子裡的。當這種危機感投射在我身上時，或許就是不希望我失業。」颯颯表示。

「但我內心非常清楚，短期休整對我而言，是一件磨刀不誤砍柴工的事。」颯颯告訴燃次元，自己有一定的存款，在休整期間也在做兼職，「而休整期也是很重要的思考期，會讓自己想清楚下一階段做什麼。」

而在經過了2個月的調整、幾家公司的面試後，颯颯最終選擇了上海一所高校的行政崗，「畢業後的5年時間，我把自己逼得太緊了。這份工作，節奏相對舒緩，可以用於過渡。」

在高校工作期間，颯颯又考了基金從業資格證。近日，離開高校的颯颯重回媒體成為了金融編輯兼主筆。

「當代年輕人與父母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可能比較大，或是因為生長環境，或是因為教育背景，求同存異，我們知道自身的目標與追求就好。」颯颯如是說道。

03

邊兼職邊讀研

「去年12月底，我們公司大裁員。很多部門被『血洗』，我們部門算是幸運的，一半員工被裁，只是我比較不幸，成為了被裁人員之一。」

90後女生Sarah告訴燃次元，被裁之前，自己在一家網際網路中廠做企業公關，「被裁之後，我和老公第一反應就是要不要告訴父母。因為我倆在北京租房，怕父母知道我被裁，擔心經濟壓力太大，最終選擇了隱瞞。」

Sarah透露，選擇不告訴爸媽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有心理陰影」。「6年前，我從彼時的公司離職。但當時，我已經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而且還有另一家公司的面試結果在等待中，我就想對比看看哪家更好。可即便如此，還是被父母『嫌棄』了。」

Sarah回憶，因為當時沒有確定是否接受第一家公司的offer，所以自己有大半個月的時間用來休息，便回了趟老家。「在這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裡，我本想通過看書、追劇來放鬆，沒想到伴隨的是媽媽的訓斥，『年輕人，每天怎麼能如此懶懶散散』。」

不僅如此，媽媽還覺得Sarah在職場心思太過活絡，「『不足一年就跳槽，不求穩，不踏實』都是彼時媽媽的口頭禪。」Sarah直言，儘管自己一再告訴媽媽，離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那家公司，領導對下屬的態度很惡劣，半年時間同部門就有3、4位同事先後離職。但她媽媽完全無法接受她的說法，並表示，為什麼不能在單位「再忍一忍」。

「也是那段經歷，讓我知道，自己和長輩看待工作的想法大相逕庭。他們的初心肯定是關心，只是這種關心讓我不太舒服。」Sarah表示，之後，自己便不再和媽媽詳細地溝通工作情況，或者說只報喜不報憂。

因此，去年被裁後的Sarah，為了避開父母的苦口婆心，開始假裝上班。「我和爸媽通電話的頻率並不高，大概一周一次，所以假裝上班對我來說並不難。繼續做當下的工作就可以，他們也不會對工作問得太詳細。」

不過，當媽媽問起Sarah每日的作息細節時，她還是謹慎地編造了每天的通勤情況，「我還是每天騎著小電動去上班，晚上7點40多到家。通電話的話，8點以後比較方便。」

和颯颯、蛋撻一樣，Sarah的待業期也很忙，甚至是更忙。

首先是去年4月，Sarah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在職研究生，「9月開學後，我每周末都需要上課。不過因為當時正趕上疫情的尾巴，不需要參加線下教學，周末過得相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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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本學期，大學校園都已經恢復開放，Sarah每周末也必須去學校上課，「7點多起床，朝九晚五的課表，包括了專業課、英語課、科研規範課等。除了上課，還有課後作業要完成。」Sarah直言，「新學期的課後作業也比第一學期多，每周大約都需要整整兩天的時間來完成作業。我經常想，如果不是被裁，或許我也會主動選擇離職。」

而除了忙碌的課業安排，Sarah還在給原單位做兼職。「說是給原單位做，但又不完全一樣。因為我曾經的工作已經交給了外包公司。原單位省了一大筆定薪，但對原來的員工肯定不太友好，不過對於我而言，倒並非壞事。畢竟沒有了KPI，也不需要坐班、打卡。」

如今，Sarah雖然拿不到曾經15000元的月薪，但6000-7000元、按件計費的兼職收入，也已經令她頗為滿意了。

*題圖及部分內文配圖來源於視覺中國。

*文中颯颯、Sarah、蛋撻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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