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波拉新片是一場盛大的災難嗎？

而如今，這位85歲的老人又一次把他所有的籌碼都押上了，備受期待的科幻史詩《大都會》將於本周五在坎城電影節首映。

然而，科波拉為這部電影已經籌備了超過40年，在這段期間，這個項目經歷了無數次的改編、推遲、重啟……

它最終可以成功拍攝，唯一原因就是，科波拉出售了他經營非常成功的酒莊的一部分，來為這部電影融資。

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根本沒有人給他投資。

那麼，《大都會》會成為科波拉的最後一部傑作，還是成為一部「真的很糟糕、令人尷尬、浮誇地處理重要主題的電影」呢？

儘管包括主演亞當·德賴弗在內，都對影片的拍攝過程表達了非常積極的看法。

但據其他消息來源稱，影片製作幾乎和《現代啟示錄》一樣艱難和混亂。

據稱本片浪費了劇組成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很多關鍵的工作人員都在半途退出，科波拉同時還開始了一項房產的重建工程，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正如一名工作人員所說：「就好像劇組每個人都在竭盡全力避免火車事故發生，但我們還是要日復一日地迎接這場火車事故的到來。」

科波拉將《大都會》稱為他「夢想中的劇本」。

他在拍攝《現代啟示錄》時就有這個想法了，他將其描述為「一部設定在現代美國的羅馬史詩」，將公元前63年的羅馬共和國統治者廢黜的卡提琳陰謀移植到未來科幻中。

故事的核心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建築師（由亞當·德賴弗扮演）試圖在紐約廢墟上建立一個烏托邦城市，違背了市長（吉安卡羅·埃斯波西托飾）的意願，市長的社交名媛女兒（娜塔莉·伊曼紐爾飾）捲入其中。

影片陣容星光熠熠：奧布瑞·普拉扎、希亞·拉博夫、達斯汀·霍夫曼、 強·沃特、勞倫斯·菲什伯恩都有加盟。

根據報道，影片涵蓋了政治、種族、建築、哲學、性、愛情和忠誠等諸多主題。

《大都會》項目的首次推進，還是1982年，在他的音樂電影《舊愛新歡》失敗之後的事，該影片由他自費製作，然後選擇遠程指導，坐在一輛名為「銀魚」的專用拖車裡，以測試新的視頻製作技術。

曾與科波拉有過多次合作的音響工程師理察·貝格斯說：「在80年代初期，他就談論了很多關於這部電影的事情。

比如，有一段時間，他設想把這部影片分成幾個部分，將分別在四個晚上播放。而觀眾會前來並在旅館入住，親眼看到這部影片在一個巨大的戶外定製劇場裡放映。」

而之後的日子裡，涉及這個項目的工作人員也是來來去去。

1989年，有傳聞影片將在羅馬的Cinecittà製片廠開始拍攝，科波拉御用的美術也幫他設計了舞台布景。

科波拉還定期與保羅·紐曼、羅伯特·德尼羅、阿爾·帕西諾、詹姆斯·肯恩、埃迪·法可和烏瑪·瑟曼等很多演員朗讀他最新版本的劇本。

據報道，攝影師羅恩·弗里克（拍攝了科波拉製片的紀錄片《失衡生活》）在紐約周圍拍攝了30多個小時的素材。可他們正在紐約的時候發生了911事件，這促使科波拉進行了一次反思：

「你怎麼能拍一部關於世界中心的電影，而不涉及這樣一個事實...它遭受了襲擊，數千人喪生了？

而在這些年，科波拉的電影事業一直在走下坡路，自1997年以來，他只導演了三部電影。

但他從未放棄過《大都市》，在經歷了大約300次重寫、40年的準備和一次酒莊出售後，他終於有了實現自己夢中劇本的機會：

2022年秋季，影片正式開機。

與科波拉有著30多年交情的英國導演邁克·菲吉斯（《離開拉斯維加斯》的導演）說「我從不知道科波從哪裡得到那麼大的能量。

大約18個月前，菲吉斯曾開玩笑地建議他可以拍一部關於《大都會》的花絮紀錄片。

幾個月後，科波拉突然聯繫他，「說：『你什麼時候能來？你現在能來嗎？』這就是科波拉的風格。」

菲吉斯說，隨後他來到亞特蘭大。

「看著一個84歲的傢伙整合一整個大攝製組，還要指導演員、攝像機以及其他一切... 他每天早上都會記筆記，然後到了片場，會跟他的兒子羅曼·科波拉討論他的想法。同時，他也是影片的製片人，他還會考慮各種費用問題。」

而這似乎還不夠折騰，科波拉總是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當他到達亞特蘭大之後，為他的團隊尋找住所，但卻找不到他特別喜歡的地方。於是，他買下了一個剛剛關閉的汽車旅館，並決定翻新它。所以在拍攝期間，他就住在那裡，而早上六點施工噪音就開始了。"

菲吉斯（選擇住在另一家酒店）問科波拉他是如何處理這一切的，"科波拉說：『你看哈，電影業、建築業，其實都是一回事。都是告訴人們你想要什麼，並確保他們能夠完成。'"

不過，演員們似乎很樂意跟科波拉合作，儘管他與希亞·拉博夫會有些小摩擦。但菲吉斯說，"科波拉和希亞·拉博夫之間是一種非常微妙的對抗關係，這（對創作）是非常有效的。」

同時，這次拍攝變成了科波拉老派方法與當下數字電影製作之間的衝突，科波拉偏重即興創作和「在當下即興尋找魔力」，而數字電影製作則是在巨大的LED螢幕牆前拍攝虛擬的CGI景觀。

如今的技術使導演能夠實現他們想要的一切，包括那個未來的烏托邦城市，但這種創作需要更多準備和團隊的協作。

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攝製組成員說：「我認為科波拉仍然生活在一個自我的世界裡，他仍把自己當做一個獨立創作者，他是唯一了解一切的人，其他人只能按他的要求做事情。」

於是，劇組成員有時就會覺得科波拉的做法很令人惱火：

「我們設計了這麼出色的方案，但他從未敲定任何一個。每次開會，想法都是不一樣的。」

當工作人員堅持他們需要做更多工作確定電影整體的外觀時，科波拉回答道：「當我甚至不知道大都會是什麼樣子時，你們又怎麼會知道大都會是什麼樣子呢？」

而這顯然浪費了很多時間。

另一名劇組成員回憶說：「因為沒有制定計劃，也不允許其他人制定計劃，他經常連續幾個小時坐在他的拖車裡，不和任何人說話，就是在抽大麻...數小時過去了，什麼都沒拍，劇組和演員們都站在那裡等著他。

然後他會出來搞一些毫無意義的東西，跟大家之前討論的內容或劇本上的內容完全無關，我們只能依從他，並試圖做到最好。但幾乎每一天，我們都只能搖頭離開，並想知道我們剛剛浪費的12個小時到底做了什麼。」

還有一名劇組成員說：「雖然聽起來很離譜，但有時我們確實都站在那裡吐槽說：

『這傢伙之前到底拍過電影嗎？』」

亞當·德賴弗在片場的第一天就格外令人難忘。

因為故事涉及德賴弗角色的身體會與一些未來的有機材料相融合。但科波拉希望通過老派的方法來實現這一效果，而不是使用數位技術，正如他 30 年前在《驚情四百年》上所做的那樣，使用放映機和鏡子。

「這很棒，除了沒人能動，」 一名工作人員說。

「所以他們基本上給亞當·德賴弗綁在椅子上六個小時，然後他們真的用 100 美元的放映機，在他頭側投影圖像。我很支持試驗，但這真的是你想在花費 1000 萬美元的演員第一天做的事情嗎？」

他們說這個效果本來可以迅速地通過數字方式創建，所以他(科波拉)花了半天時間來做本來只需要 10 分鐘就能完成的事情。

一名工作人員說：「我們都意識到，我們參與的可能是科波拉職業生涯中一個非常悲慘的謝幕之作。」

而其中仍有一些人認為，「科波拉對許多試圖幫助並改善這部電影的人非常不友好。」

還有一些消息來源表示，他們認為科波拉在與女性打交道時可能仍在採用一貫「老派」的方式。

例如，據稱他曾拉著女性演員坐在他的大腿上。在為電影拍攝的一個狂歡夜總會場景中，目擊者表示，科波拉走上舞台試圖親吻一些衣著裸露的女群演，他聲稱只是在「幫她們進入狀態」。

而一切矛盾，在2022年12月達到頂峰，大約在拍攝了16周之後，當時大部分視覺效果和藝術團隊要麼被解僱，要麼辭職了。

另一位消息源稱，後來他不再搞那個LED屏，轉而採用更傳統的「綠幕」技術：「他總是批評我們，說『我不想拍漫威電影』，但到最後，這就是他拍的東西。」

針對上面那些關於科波拉在片場種種行為的爆料，他的聯合製片人達倫·M·德梅特雷表示：「我與科波拉及其家人合作已超過 35 年。作為他新作《大都市》的首席助理導演和執行製片人之一，我幫助監督和指導製作，並負責第二組。科波拉成功製作了一部龐大的獨立影片，並做出了很多艱難的決定，以確保影片準時交付並控制預算，同時又忠於自己的創作願景。

有兩天我們拍攝了一個關於慶祝內容的俱樂部場景，科波拉在片場四處走動，通過親切的擁抱和親吻表達對演員和群眾演員的關懷，以確立場景的精神，這是他幫助激發並確立了俱樂部氛圍的方式，這對影片非常重要。在影片拍攝過程中，我從未意識到有關騷擾或不端行為的投訴。」

在拍攝《大都會》期間，科波拉還要面對他妻子埃莉諾病情惡化的情況。一位發言人表示，在電影製作期間，她一直在片場和外景地，直到病情嚴重，不允許她在那裡了。他的妻子埃莉諾·科波拉於上個月去世。

而《大都會》的早期評價同樣褒貶不一。

上個月在洛杉磯的私人放映後，一位觀看者將其描述為「瘋狂得要命」。

另一位則告訴記者：「根本沒法定義這部電影。」

第三個人說：「它真的不好，看得我心情很低落...這不是科波拉結束他導演生涯的方式。」

而影片在坎城首映前不久，被歐洲主要市場的發行商收購。

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對影片讚不絕口。

《邊城小鎮》導演格雷戈里·內瓦在放映後表示：「我甚至覺得自己是歷史的一部分。《大都會》是一部傑出、有遠見的傑作。我完全被打動了，以至於一整天都無法做其他任何事情。」

而另一位匿名觀眾在倫敦的一場放映會後更進一步說：「這部電影就像1905年的愛因斯坦和相對論，1937年的畢卡索和『格爾尼卡』——這是電影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當然，這樣的聲音對於科波拉的作品並不新鮮。

就好像當年的《現代啟示錄》，儘管同樣有各種關於片場混亂和末日預言的報道，《現代啟示錄》還是在1979年的坎城電影節上獲得了金棕櫚獎，而在十年後，影片也被視為經典。"

菲吉斯說，「科波拉一直以超前的想法而聞名，人們會嘲笑且寬容他，然後，10年或15年之後，人們會說，'你看，這傢伙知道會發生什麼。'"

儘管《大都會》經歷漫長而艱難的拍攝過程，但它的主題仍然可能引起共鳴。

1999年，科波拉告訴一位採訪者："它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未來…是由當今爭奪的控制權所決定的，"科波拉在1999年告訴一位採訪者。"我們已經知道羅馬發生了什麼。羅馬變成了一個法西斯帝國。那是我們未來將成為的樣子嗎？"

無論結果如何，科波拉本人至少得到了滿足感，因為他已經實現了他的終極目標，且克服了一切障礙。

也許，製作一部糟糕、令人尷尬、自負的電影的想法比根本不製作更可怕。

2010年作者採訪他時，他告訴作者：

「我不是通過思考來做事，而是通過感受來做事。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一半的時間不會成功，也許在這其中有另一種快樂，但我必須說，在我的生活中，這種方式對我很有幫助。

當你作為年老的人快要離世時，你不會想說：「我希望當時我做了那些事。因為在我這個例子裡，我都做到了。

我做了所有其他人只會後悔他們沒有嘗試的事情。

因為，最終，我們都會死去。

你不會因為保守而獲得任何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