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的前期經歷——丁石孫訪談錄
袁向東 郭金海
袁向東, 1941年生, 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主要從事數學史的研究和翻譯;; 郭金海, 1974年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員, 從事中國近現代科學史和中國科學院院史的研究。
1952至1966年,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等教育和知識分子政策發生重大變化與政治運動不斷發生的一個複雜的歷史時期。這篇訪談以該時期的親歷者丁石孫在北京大學的經歷為主線, 回顧了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的組建、學習蘇聯的情況, 1957年反右運動前後丁和他的幾位學生 (如張景中, 郭悅成等) 的境遇, 以及丁下放勞動和參加社教運動等的經過。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時期青年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中的成長、悲喜、沉浮和對科研工作的心態變化, 折射了政治環境對數學發展的影響。
訪談地點：北京，丁石孫家中
丁石孫, 數學家, 數學教育家。1927年9月5日生於上海。1947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電機系, 次年轉入數學系。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數學系學習, 1950年畢業, 留校任助教。1952年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 調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4年任講師。1979年晉升為教授。1981至1982年任北京大學數學系主任。1982年11月至1983年12月, 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1984至198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88至1991年任中國數學會副理事長。1993年起在中國民主同盟工作, 1996年任民盟中央主席。1 9 9 8、2 0 0 3年相繼擔任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從事代數與代數數論的教學與研究, 較早在我國提出程序自動化的研究課題。
圖1.2012年3月25日, 丁石孫 (前右) 、桂琳琳 (前左) 夫婦與袁向東 (後左) 、郭金海 (後右) 合影
一、院系調整, 調入北大
訪問者 (袁向東, 郭金海。以下簡稱「訪」) :1952年, 清華數學系和燕京大學數學系在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中併入北大數學力學系。當年清華數學系的大部分教師都調入了北大。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丁石孫 (以下簡稱「丁」) :1952年上半年後期, 就已提出要在全國進行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目標是把綜合性大學的工科分出來, 綜合性大學只保留文學院、理學院。實際上, 把綜合性大學跟工科分開並不是蘇聯的創造, 這是帝俄的傳統, 而帝俄又是從西歐學來的。在西歐老的大學系統里, 工學院被認為不太重要, 認為大學就是文科和理科。當時我們的領導不了解這些背景。在院系調整中, 我們辦了很多專科大學, 成立了所謂八大學院, 包括鋼鐵學院、航空學院、地質學院等。這其實是為了滿足國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八大學院中的地質學院是從北大地質系分出去的。地質系在北大的歷史很久, 出的人才也不少。成立許多專科性的學院, 雖然一時滿足了國家的需要, 但從長遠來看, 對培養人才不利。因為專科學院帶有職業培訓的性質。
訪:院系調整也讓原來一些學校歷經多年形成的學術傳統被破壞了。這對人才培養實際並不利。而且, 要重新恢復這些學術傳統談何容易!當時教員和學生對院系調整有沒有議論?
丁:當時紀律非常嚴, 要求大家服從分配, 教員沒有公開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我在學生中沒有聽到過議論。
訪:193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將mathematics的譯名統一為「數學」後[國立編譯館1945, 頁5], 全國高校的數學系或算學系基本都統稱數學系了。院系調整時, 北大數學係為什麼改稱數學力學系?
丁:院系調整時的口號, 是全面學習蘇聯。綜合性大學就以莫斯科大學為榜樣。莫斯科大學有力學數學系, 北大仿照該系名稱將數學系改稱數學力學系。之所以沒有完全照搬莫斯科大學力學數學系的系名, 是因為當時北大、清華、燕京3所大學的力學基本都是空白;除周培源外, 就沒其他人搞力學了。
訪:那怎麼開力學方面的課?
丁:北大數學力學系讓教員自願報要開的課。錢敏和趙忠哲表示要開力學方面的課。錢敏本來是清華物理系的學生, 後來轉到了數學系。趙忠哲原來是搞機率的, 院系調整時不想搞數學了。另外, 周培源把他在清華培養的已畢業的研究生陳耀松帶到了北大數學力學系。這樣系裡就能開力學方面的課了。
訪:我們知道, 三校數學系合併後, 段學復出任數學力學系主任。當時系主任是怎麼確定的?
丁:不太清楚。記得系主任人選和人員調整名單是1952年暑假後宣布的。院系調整前, 北大、清華、燕京3所大學數學系主任分別由江澤涵、段學復、徐獻瑜擔任。這3位中, 段先生雖然最年輕, 但在政治上最進步。
據我後來了解, 院系調整時, 這3校數學系成立了一個6人領導小組, 由3位系主任和各系一位黨員組成, 負責北大數學力學系的組建工作。清華數學系出的是段學復、林建祥, 北大數學系出的是江澤涵、劉世澤, 燕京數學系出的是徐獻瑜、吳文達。
院系調整後, 清華雖然變成了工科大學, 但還要開數學課。因而, 數學系還有少數人留下來。全國新成立的許多學院, 也要有人教數學。當時提出要加強東北的大學, 特別是加強東北人民大學, 也就是後來的吉林大學, 北大和清華都有一些人被調到東北去。去的還是些業務強的。如北大的王湘浩就調到東北人民大學任數學系主任。
訪:北大數學力學系的教師來自清華、燕京、北大。當時教師間有門戶之見嗎?
丁:北大數學力學系最初共28個教員, 原清華和北大的較多, 燕京的較少。我的印象是, 3所大學數學系合併後, 教師之間的界限就不存在了。大家都很團結, 有共同的願望把數學力學系辦好。當時我作為年輕教員, 對院系調整和三個系的教員合在一起的複雜性, 完全沒有概念。現在回過頭來看, 江澤涵的為人和作風對新成立的北大數學力學系教師之間的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按資歷來說, 自1934年就出任北大數學系主任的江先生, 是3所大學數學系中資格最老的系主任。但在院系調整時, 他既不爭當系主任, 也不當教研室主任, 只是作為一名普通教員教解析幾何, 而且毫無怨言, 始終尊重段學復的領導。這就為北大數學力學系教師的團結帶了個好頭。同時, 江先生的為人始終是謙虛謹慎的, 對年紀比他輕很多的人都很尊重, 為系裡營造了很好的風氣。
訪:您從清華調到北大後, 系裡對您的工作是怎麼安排的?
丁:數學力學系開始想把我調到新疆, 去將要成立的新疆大學工作。有一天, 林建祥找我談話, 跟我講了很多新疆的情況。他雖然沒有明說, 但暗示我, 要把我調到新疆。
訪:您願意到新疆這個不發達的地方嗎?
丁:當時我的思想很簡單, 雖然對新疆完全不了解, 但覺得大草原很浪漫, 認為去新疆就去吧!後來系裡的想法忽然變了, 又決定把我留在北大。據說是因為要段學復當新的系主任, 段學復就提出來需要我幫他教代數課。這樣, 我就留了下來。代替我去新疆的是清華的另一個教員, 叫陳德璜。
訪:每個人的人生路上都有些關鍵的分叉點, 段學復的需要把你綁到了北大這艘大船上;如果去了新疆, 您以後的命運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陳德璜到新疆後的情況怎麼樣?
丁:他到新疆後工作還可以, 當了新疆師範大學的教授。後來在新疆結了婚, 成了家。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 見到陳德璜, 還在他家裡吃了頓飯。
二、學習蘇聯:教研室、教學與習題課
訪:您說院系調整時的口號, 是全面學習蘇聯。北大數學力學系 (簡稱數力系) 在機構設置方面是否學習了蘇聯?
丁:1953年數力系成立教研室, 就是學習蘇聯的結果。現在看來, 成立教研室是一件平常的事。但當時我們是第一次聽到教研室這個名字, 誰也不知道教研室是幹什麼的。因為系中教員對教研室都不熟悉, 數力系就先成立了一個數學分析教研室作為試點。大概這個教研室也是北大最早成立的一個教研室。它的規模相當大, 有教授程民德、許寶、莊圻泰、江澤培, 講師陳傑, 助教董懷允、吳文達等, 主任由業務和領導能力都很強的程民德擔任。系中的主要教學工作集中在這個教研室。因為一些年輕教師是在大學三年級時提前畢業的, 所以教研室不僅負責教學工作, 還負責培養這些年輕教師。
1954年, 系裡又成立了幾何代數教研室, 由江澤涵、段學復、王萼芳、聶靈沼、吳光磊、裘光明、吳祖基和我組成, 主任由段學復兼任。我在這個教研室負責教代數方面的課。(6)
訪:這個教研室成立前, 您主要做什麼工作?
丁:主要是教課, 也改習題。1952年, 數力系一下子招了一百多學生。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因此教員就不夠了, 系裡讓我去講大課。這一百多學生分三個班:甲班、乙班, 還有一個專修班。甲班成績好一點, 乙班差一點;專修班念兩年, 人少一點, 目標是培養大學教師。段學復教甲班, 我教乙班, 聶靈沼教專修班。我教乙班的高等代數, 用的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材。我們自己把它翻譯成中文, 印成講義。同時, 我還給閔嗣鶴當助教。他給三年級學生開數論基礎, 我給他改習題。當時我的工作量非常大, 教一門課, 改一門習題, 還翻譯教材, 俄文還是剛學的。第一個學期上課不久, 系裡另給我加了一門課, 就是為化學系一部分基礎太差的學生補中學數學;這部分學生中有我愛人桂琳琳的妹妹桂璐璐。後來段學復病了, 我又替段學復代課。那時課很多, 但是只要工作需要就干。
訪:當時提倡全面學習蘇聯, 特別鼓勵學俄文吧?在教學上, 是否也要學習蘇聯?
丁:對。1953年北大為了鼓勵教師學俄文, 暑假前在全校教師中搞了一次俄文測驗, 主要測閱讀能力, 可以帶字典。測驗結果, 數力系有兩個人得了一等獎, 一個是我, 另一個是孫小禮。我們各拿了一百塊錢獎金。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 北大的教學有很大變化。如北大要求教師學習教學法。而此前很少強調教學法, 並不重視研究怎麼把課教好。當時有一本蘇聯的《凱洛夫教育學》, 北大全校教師都在學。我覺得這種學習還是有好處的, 比如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 怎麼逐步深入地給學生講概念。同時, 教師要完全按照蘇聯的教學計劃進行教學, 課前還要備課。
訪:解放前, 大學並不要求教員備課。教師備課還被認為是沒有本事的表現。據說, 院系調整後, 北大有蘇聯專家指導教學?
丁:當時北大每個系有一位蘇聯專家, 學校有一個蘇聯總顧問。數力系在1952年當年就有了蘇聯專家, 是位女士, 叫貝洛娃, 是學力學的。貝洛娃人很好, 但水平不見得很高。她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結束後開始教書。她作為系主任的顧問, 基本每周和段學復談一次話, 講怎麼上習題課, 怎麼備課, 由她做示範。然後段學復把她的意見貫徹下去。當時數力係為了便於跟這位蘇聯專家交流、溝通, 培養了四五個翻譯, 其中包括剛剛畢業留校的孫小禮。這些翻譯也做蘇聯專家的研究生。貝洛娃在北大呆了一兩年就回蘇聯了。此後, 她跟她在北大教的學生還有聯繫。大家對她的印象不錯。
訪:解放前, 大學裡好像沒有專門的習題課。數力系開設習題課完全是學習蘇聯的結果吧。貝洛娃示範的習題課是什麼樣子的?
丁:習題課每班不要超過30人。每次上課時出四五個題目。題目是一道一道出的, 不是一起出的。讓大家一起做習題的同時, 還要挑一個學生到黑板上做。這位學生做的同時, 教師不斷地提示並修正, 給其他同學做示範。也允許其他的同學提建議, 並且可以不按教師提示的方法做。如做得不對, 再找另外一個學生上去糾正。做習題的時候, 學生要把上個星期的習題本放到桌子的邊上。教師隨時抽出學生的習題本批改。除了課上做的題目外, 習題課還留課後作業。我覺得這種訓練還是有好處的。
訪:這種習題課的效果好嗎?
丁:效果非常好。數力系的教師, 尤其我們這些助教都非常認真, 全部時間都花在教學上。當時在北大各個系中, 數力系學習蘇聯還是學得比較好的。1954年, 我在全校還作了一個報告, 介紹習題課的經驗。不過, 貝洛娃後來告訴別人, 蘇聯其實並不這麼嚴格執行她說的這一套。而且, 完全按照蘇聯的教學計劃進行教學, 我們一年下來就發現學生負擔過重。學生每周在教室的時間差不多有三十幾個小時。1953年暑假, 教育部在青島召開了一次修改教學計劃的會議。我跟段學復參加了。會上我們討論了代數教學大綱的修改問題。
圖2.1954年丁石孫與數力系師生合影 (前排中間戴眼鏡的坐者是系主任段學復, 其左手側前排坐者為丁石孫)
訪:這次會後, 數力系的教學計劃有變化嗎?此前, 系中教師對完全按照蘇聯的教學計劃進行教學有意見嗎?
丁:這次會後, 系裡的教學計劃就根據蘇聯的教學計劃結合我們的具體情況制定了。在這之前, 系裡包括吳光磊在內的一些老教師其實對完全按照蘇聯的教學計劃進行教學心裡並不服氣, 但大家不敢公開表態。他們認為蘇聯那套是從德國學來的, 覺得蘇聯的教學計劃沒有特別之處。
訪:數力系學生畢業時寫畢業論文嗎?
丁:寫。這也是學習蘇聯的結果。蘇聯大學數學系本科生學制6年, 在第4年做一篇學年論文 (亦稱課程論文) , 到畢業時寫一篇學位論文。數力系要求本科生在3年級寫一篇學年論文, 畢業時寫一篇畢業論文。當時系裡學生的畢業論文有相當一批是不錯的, 水平相當於現在的碩士論文。記得段學復曾邀請已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萬哲先到數力系指導畢業生的論文。許以超的論文就是由萬哲先指導的。趙嗣元的論文是我指導的。當時系裡對畢業論文的要求不十分嚴格, 有導師管就可以了, 不安排答辯。
三、順利的前五年
訪:您在北大的前5年, 沒有大的政治運動, 您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較順利吧!
丁:這5年是較順的。系裡對我很看重, 除給我安排教學任務外, 還指定我當系裡的民盟小組長。我還當了系工會的組織委員, 加入了共產黨, 結了婚。
訪:你入黨是在1955年。雖然因為您是民盟成員, 入黨要由北京市批, 而拖了差不多兩年, 但好事多磨, 最終還是入了黨。誰是您的入黨介紹人?
丁:林建祥是一位, 還有一位我忘了。當時數力系黨支部的主要成員有來自清華的林建祥、燕京的吳文達、老北大的劉世澤。據我了解, 我入黨前, 數力系黨支部看了我的檔案, 對我的歷史做了調查, 這包括我參加烏托邦讀書會的情況。他們也調查了我在上海的一些朋友。這些朋友中有不少已經是共產黨員了。
訪:當時在大學發展年輕黨員快嗎
丁:不太快, 也不限於年輕人。在我之前, 董懷允可能已經入黨了。
訪:您是1952年調到北大後就當了數力系的民盟小組長的嗎?您這位組長手下有幾個兵?
丁:對, 調到北大後就當了。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澤涵、段學復、徐獻瑜、吳光磊、胡祖熾等, 一共七八個人呢!
訪:當時系裡的民盟小組由誰管?您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丁:民盟本身有個系統, 但在系裡由共產黨管。林建祥是系黨支部書記, 直接領導我。我和林建祥住在一個宿舍。每天晚上, 我都問他, 我要做點什麼?當時民盟的主要活動是學習蘇聯。而系裡年紀大一點的民盟成員認為蘇聯並不怎麼樣。我作為小組長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開會說服大家要學習蘇聯。
訪:這些老民盟成員受英美教育比較多, 恐怕對蘇聯不太了解。當時系裡對您很看重。據說, 您還當過系裡的教學秘書?
丁:1956年暑假, 系裡讓我當教學秘書。因為學生比較多, 還讓我從助教中找兩個人分別幫忙管力學、數學方面的事。我找的管數學的叫章學誠, 是1953年從復旦大學畢業的;管力學的叫吳望一, 是力學專業的。當時系裡行政工作非常簡單, 一個教學秘書就管了很多事情。不像現在人浮於事, 搞得重重疊疊。
訪:除了做系裡的教學秘書外, 您還有其他兼職嗎?
丁:從1953年開始, 我還擔任《數學通報》的編輯。當時《數學通報》的總編輯是北師大的副校長傅仲孫。他是一位老數學家, 想加強編輯部的工作, 增加幾個年輕人當編輯。他就找了我和萬哲先、裘光明、鍾善基。他的想法很好, 在編輯部補充新鮮血液, 使得《數學通報》更活躍。記得沒有給我們發正式聘書。編輯部一個月在朝陽門附近開一次會。每次會議都是傅種孫先講一講, 我們再討論稿件。我和萬哲先、裘光明主要討論高等數學方面的。鍾善基負責中學數學方面的。當時《數學通報》編輯部一般都是徵稿, 個人投稿的情況比較特殊。我當《數學通報》編輯一直到1959年。當時有些報酬, 每月15元錢。我就把這些錢寄給二舅爹爹, 接濟他的生活。好像有時開完會傅仲孫還請我們吃頓飯, 大家都很高興。
訪:據我們所知, 您在北大的前5年間已經開始做數學研究工作了。
丁:1954年, 北大開始考慮開展科研工作。我們就在段學復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討論班。因為段學復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群論, 我們就跟他學, 搞群論, 但沒有學太長時間。總之, 1954年後北大的工作已經比較上軌道, 有教學, 有科研, 我們已開始做研究。當時我們沒有覺得跟國外的先進水平差距很大, 看國外當年發表的文章還能看得懂。
訪:1956年1月, 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8月13至19日, 中國數學會組織了論文宣讀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00人, 其中約半數是年青人。在提交給大會的170餘篇論文里, 年青數學家的成果占了很大的比重。[梧1956]您當時也還不到30歲。8月24日的《人民日報》報道說:「許多青年數學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論文也表現了他們突出的數學方面的才能。他們雖然從事數學研究只有四五年的時間, 但他們的論文都達到一定的水平。老數學家在談到王元、嚴士健、尹文霖、谷超豪、夏道行、丁石孫等的論文的時候, 都認為, 這是個中國數學界十分可喜的成績。」[佚名1956]老數學家對王元和您等提交的論文給與了高度的肯定。您提交了幾篇論文?
丁:這次大會是在北大召開的。除了提到的這些青年數學家外, 陳景潤也參加了。記得我提交了2篇論文。當時我沒覺得我是突出的, 也沒有覺得我的報告重要。另外, 有件事值得提一下。我本想提交3篇論文, 在1956年暑假前交給了江澤涵, 請他把關。其中一篇是對正則空間的乘積空間是否還是正則這一問題提出了反例, 說明該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江先生利用暑假專門查了文獻, 發現法國著名數學家、布爾巴基學派的主要成員迪厄多內 (J.Dieudonné) 在1939年得到過同樣的結論。
我暑假後回校時, 江先生告訴我迪厄多內已經發表過這篇論文的結果。這篇論文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江先生卻非常認真, 專門去查了資料。這次會後, 《光明日報》記者採訪了江先生。他說這次會上出現了幾位突出的年輕人。我記得他提了4個人, 有兩個是北大數力系的, 即我和董懷允。另兩個是復旦大學數學系的, 即谷超豪和夏道行, 他們後來都當了院士。谷超豪是蘇步青的學生。夏道行是陳建功的學生。不知什麼原因, 他們兩個人鬧矛盾。夏道行在20世紀80年代去了美國, 一去不返。陳建功和蘇步青搞不好關係, 調到了杭州大學。他在杭州大學當過校長, 在「文革」期間去世了。
除了研究工作外, 1953年我和聶靈沼、王萼芳還完成了斯米爾諾夫的《高等數學》第3卷第1分冊的翻譯工作。這是一本俄文書。當時我們的俄文水平還行, 藉助字典翻譯數學書沒問題。斯米爾諾夫的《高等數學》一共五本, 是寫給物理系學生念的, 物理系學生用到的知識都包括在內, 第3卷第1分冊是代數。
訪:聽您這麼一說, 就知道您在北大的這前5年過得比較愉快, 事業和生活都蒸蒸日上。
丁:確實如此。當時我們這些年輕教師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我看到解放以後政治很快就穩定了, 生活也提高了。大家覺得在我們這一代社會主義就能建成, 完全想不到後來會經歷那麼多的曲折。
四、從「肅反」到「反右」
訪:1955年肅反運動開始前, 您感覺到政治氣氛有些變化嗎?
丁:已經有些感覺。「肅反」運動開始前, 學校讓我們看傅鷹在《化學通報》上發表的文章, 題目叫《高等學校的化學研究——一個三部曲》。文章中好像講這麼一件事。一個農業專家想培育優良品種。但領導是位工農幹部, 完全不懂, 就認為你這個專家種地就種地, 把種子搞各種分類, 真是無聊, 就很煩他。於是, 領導在專家不在的時候把他選的種子全混在了一起。這樣, 專家多年的工作毀於一旦。傅鷹就從這件事發表議論, 說沒有拿過試管的人不能領導化學科研。(2) 運動一開始的架勢像是要對傅鷹進行大批判, 後來並沒有搞起來。當時我們從下面看這件事是不了了之。後來才知道上面是毛澤東講了話。
傅鷹的事情過去以後, 很快就拋出了胡風的材料。剛開始組織我們學習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懂, 連胡風是什麼人都不知道。毛澤東有批示, 我們都相信毛澤東的話, 把事情看得很嚴重, 相信這就是一個反黨集團。反胡風運動不久, 在暑假前就開始肅反運動。當時數學界批判4個人, 叫「西郊四怪」。其中有清華的施惠同、北大的李同孚和趙仲哲、科學院數學所的孫以豐。這4個人沒有什麼政治傾向, 就是脾氣比較怪, 和大家來往比較少。他們4個人經常聚在一起, 喝點茶, 可能也講了點怪話。當時說怪話就被認為是反革命, 這是沒有道理的。
訪:徐利治說過施惠同這個人很怪。西南聯合大學結束後, 他和施惠同都遷回北平的清華數學系任教。當時施惠同身體不好, 經常臥病。有一次, 施惠同生病住在清華的校醫院。徐利治和段學復一同去看他。後來他給段學複寫信, 說了一句「久病床前無孝子」。段學復非常不高興, 跟徐利治說:你看這個人真怪。難道我們這些去看望他的人都成了孝子。還有一件事能說明施惠同怪。他跟田方增很熟。1947年田方增去法國留學前, 他對田說「老田, 老田, 等你回國後別忘了在我墳前燒炷香, 磕個頭。」
丁:施惠同確實比較怪。在「西郊四怪」中, 我跟李同孚比較熟。他比我早一年畢業, 個不高, 穿得很隨便。因為怪, 他不教課, 但每月還照拿工資, 經常進城到飯館吃飯。當時大家說他是寄生蟲。
肅反運動對閔嗣鶴也有影響。當時北京市成立了一個專案組, 查獲一個由王明道領導的反動組織。王明道可能是牧師, 經常在篤信基督教的閔嗣鶴家做禮拜。王明道被抓後, 閔嗣鶴就成了肅反對象。我還受組織指派跟段學復一起找他談過話。這些事情現在看來很可笑, 但當時還作為很認真的事來做。肅反運動後, 閔嗣鶴說話就變得極為謹慎了。在我的印象中, 閔嗣鶴學問非常好, 人也不錯。陳景潤開始寫論文時, 都請閔嗣鶴幫他看。
訪:肅反運動在北大學生中是怎麼個狀況?
丁:肅反在學生中搞得比較亂。如果學生支部不喜歡哪一個人, 就說這個人思想有問題, 組織批判, 發動學生檢舉, 也要求本人坦白。幸好那段時間比較短, 就一、兩個月, 而且主要在假期, 基本上沒影響上課。現在來看, 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肅反的做法是不好的。群眾一旦發動起來, 就不好控制。況且, 真正反革命的活動, 群眾是不知道的。肅反運動後來也不了了之。究竟找到反革命沒有, 也不知道。數力系好像沒有找出反革命。但這種運動傷了不少人, 對黨群關係非常不利。
訪: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後, 隨著向科學進軍的號角的吹響, 全國科學發展的形勢很好。而且,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之後, 中央出台了「雙百方針」, 把「百家爭鳴」作為發展新中國科學事業的根本方針。[陸定一1956]全國出現了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但是反右運動開始後, 這種形勢一下子就變了。這對中國科學事業影響很大。據說反右運動開始前, 北大黨委的負責人江隆基出於對北大教師的愛護, 提前向他們打了招呼?
丁:這話是對的。北大和清華「反右」的情況很不一樣, 北大教師被打成右派的很少, 學生很多;清華教師被打成右派的較多, 學生少。這可能跟學校里黨的領導有關。反右運動快要開始的時候, 江隆基在全校黨員幹部大會上講, 你們對「大鳴大放」不要稀里糊塗, 這是嚴重的階級鬥爭。與會者主要是全校教師黨員和學生黨員。略有經驗的黨員在江隆基打完招呼後, 說話就謹慎了。
我當時非常幼稚, 有點稀里糊塗, 沒有把反右運動看成很嚴重的事情, 也不太體會嚴重性在哪兒。有一天, 我去參加學生的討論。因為《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消息說北大學生中有個組織叫百花學社, 是反動組織。學生對此不能接受, 我也認為《人民日報》所說的道理不夠充分。於是, 我就從學生會場跑到學校黨委去找黨委副書記馬適安。我告訴他這個結論下得太草率了, 學生接受不了;考慮到學生的情緒, 應該要求《人民日報》更正。現在看來, 這是開玩笑, 這怎麼可能呢?馬適安也沒說我錯, 就說研究研究。兩天之後, 我才知道這個結論是中央下的。從這件事上來看, 馬適安這個人還是不錯的, 他沒有抓住這件事來整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這篇社論明確指出大鳴大放中的很多意見是向党進攻, 並不是為黨好。北大最有名的右派有物理系學生譚天榮, 數學系學生張景中。
訪:數力系被打成右派的多嗎?
丁:有八九十個右派, 主要是學生。當時系裡有一個小班。這班學生中, 右派比左派多。
訪:學生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丁:主要的一條理由是他們對社會不滿。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學生, 念大學前工作過。特別是幾個被打成極右派的, 在公安部門工作過, 了解公安部門中黑暗的一面, 到北大後發了很多牢騷。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些人政治上並不複雜, 實際上是很天真, 也比較狂妄。
訪:學生被打成右派後還能上學嗎?
丁:比較輕的, 還可以上學;但比較嚴重的, 如張景中就不能上學了, 他被發配到新疆勞動。其實, 被打成的右派的學生多數是有頭腦的。但他們在反右運動剛開始時不明形勢, 也不知道後果的嚴重性, 還一肚子的不服氣。有一次, 系黨總支要段學復、江澤涵、程民德和我4個人去和張景中談話。這次談話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進行的。我們跟他從上午10點一直談到下午2點, 結果也沒有能夠說服他。當時, 系黨總支的意思還是想挽救張景中, 希望他認個錯就過去了, 但他堅持不認錯。
訪:段學復、江澤涵、程民德是系裡最有分量的教授, 儘管最後沒有任何成效, 但說明系裡對有才能的學生非常重視, 想讓他轉過彎來。
丁:張景中被打成極右分子, 後來的經歷很慘。他被發配到新疆, 干強體力勞動, 好在他身體不錯。經歷了這麼沉重的打擊, 他能夠再起來很不容易。1973年我去新疆招生, 碰到新疆大學的一個物理教員。他告訴我兵團里有個青年, 寫了篇數學方面的文章, 送到他那裡, 他看不懂, 想請我幫著看看。我看後下了一個結論:這個人可能手頭沒有資料, 提的問題都比較淺, 不知道現代數學的研究進展;但這篇文章邏輯性很強, 可以看出他受過嚴格的訓練。這件事說完也就完了。一年之後, 張景中到北京探親, 順便看望我, 告訴我那篇文章是他寫的。他說他是在非常強的體力勞動後, 晚上躺在床上憑空想, 儘量把大學裡學過的東西想出來, 寫成了這篇文章。後來, 由於有才能, 口才也比較好, 他在勞改的兵團中當了教員, 就把這篇文章送出來了。
訪:數力系有沒有教師被打成右派的?
丁:有, 但比較少。一個叫朱德威的年輕教師, 當時學得比較好, 後來搞地理數學, 到了北大地理系。大鳴大放之前, 別人要他提意見。他說:我有老婆和孩子, 我不能提, 萬一出了事會牽連家人。就因為說了這麼一句話, 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訪:真是荒唐!系裡的老教授段學復、江澤涵對反右運動有什麼看法嗎?
丁:他們即使有看法, 也不敢說。段先生是左派。當時右派最多的言論是「黨外人士有職無權」。所謂的黨外人士主要指專家。段先生在一個會上公開說, 他是有權的。吳光磊對反右運動很有看法, 但說話比較謹慎, 別人也抓不住他。
訪:反右運動對數力系的教學有何影響?劃右派的程序是什麼樣的?
丁:反右運動期間, 系裡的教學不正常。因為劃右派, 搞運動, 占去了很多時間。當時把誰劃為右派, 要由黨總支討論。因為我是新黨員, 也不是黨總支成員, 所以劃右派的會我參加得比較少。到底怎麼劃的, 我也不太清楚。當時黨委已經發現我有問題了。
訪:您有什麼問題了?
丁:我有個在清華數學系的同班同學, 畢業後分到西北工業大學工作。在肅反運動時, 他因為歷史稍微複雜一點, 挨了整。等到1957年大鳴大放, 就發了很多牢騷, 說他本來沒事, 別人給他扣了很多帽子。他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把在西北工業大學發的牢騷寫在信中。看了他的信, 我想應該幫幫他, 就給他回了一封很長的信。信的大意是:知識分子的很多事情, 工農出身的幹部不太體會, 你不要計較。這封信寫完, 我就忘了。在反右運動中, 這位同學被打成極右分子。他把我給他寫的信上交了。西北工業大學找到北大, 認為我同情右派。其實, 我是好意, 是想為黨做點工作。而北大黨委把這件事作為例子, 說不要看很多人雖然在本單位反右派很積極, 但在其他方面的作為和右派差不多。1958年夏天, 數力系黨總支給了我嚴重警告處分。
訪:對這個處分, 您服嗎?
丁:我心裡不服, 但不服也得服。而且, 你做了這樣的事在很多學校被打成右派綽綽有餘, 給我嚴重警告已經是很客氣了。我相信在這件事上林建祥幫了我的忙。是不是右派, 此後20年的處境會很不一樣。
五、下放勞動鍛鍊
訪:您和老同學57年的通信事發後, 系裡並未立即給您嚴重警告, 其間您的工作受到影響了嗎?
丁:受到了一些影響。其實北大黨委發現我有問題後, 我已在劫難逃。為了改造教員的思想, 1958年北大採取了一個措施, 即教師下放勞動鍛鍊。當時中央的政策是知識分子應與工農結合。被下放勞動鍛鍊的人, 都是被認為多少有些問題的。我是其中之一。下放勞動鍛鍊的地點在門頭溝。為什麼選門頭溝呢?這大概跟抗日戰爭時期陸平在那裡打過游擊有關。當時北大的黨委書記史夢蘭參加革命前在齋堂鎮當過小學教師。他去聯繫把我們安排在了齋堂。這個地方條件比較艱苦。他可能認為這有利於改造思想。學校公布下放鍛鍊名單時, 安排數力系、圖書館系和中文系3個系的下放鍛鍊的教師組成一個組, 下放到齋堂的達摩村。這個村從門頭溝還要往山上走, 在山裡。
訪:這個組有多少人?
丁:有20人左右, 分為4個隊, 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 我是組長。這3個系都有人參加領導小組:數力系是我和鄧成光, 中文系是張景德, 圖書館系是成素梅。學校還有個校工作組負責我們這些人的勞動鍛鍊。領頭的是當時的黨委組織部長謝青。數力系的人比較多, 住在兩個村, 即達摩、西達摩。數力系年紀最大的是教授吳光磊。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學校派組織部長來領隊。謝青自己思想負擔也很重, 覺得他也被認為有問題了。下來不久, 他就病了。
訪:您還記得第一天下放鍛鍊的情景嗎?
丁:我下放到達摩村。第一天去, 就我和鄧成光兩個人, 是打前站的, 看看明天大隊人馬來了怎麼住。記得我們兩個背著鋪蓋卷, 晚上才到達生產隊的隊部, 還需要自己做飯吃。我們兩個都不會。幸好碰到一個鄉里的幹部。他經常下村裡來, 會做飯。他讓我們買了兩斤面, 幫著擀了兩斤麵條, 煮了煮放了點醬油吃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
圖3.1958年丁石孫到門頭溝齋堂鎮達摩村參加勞動時與北大同事合影 (前排左一為丁石孫, 左二為吳光磊)
訪:下放勞動鍛鍊主要幹什麼?生活肯定比較艱苦吧。
丁:我們每天就跟著老鄉去勞動, 只留下一個人負責做飯。吃的是玉米碴、鹹菜、咸疙瘩, 生活相當艱苦。剛下去時是一月份, 天很冷, 勞動也很艱苦。我們這些人從來沒幹過這麼重的農活。我們也修過路。北京市商業系統下來一批幹部修路, 我們也跟著修。門頭溝就是一條山溝。我們開始修路的時候, 沒有什麼工具, 把石頭擺平, 就算是路了。我們花很多功夫修的路, 後來一場大雨全給衝掉了。1958年夏天, 系裡把我叫回去, 給我一個嚴重警告處分。當時我感覺無所謂, 回齋堂繼續勞動, 還繼續當組長。
我們在門頭溝還參加了大煉鋼鐵。門頭溝是出煤的, 按上級的要求, 搞了很多小高爐煉鐵。我們這些人中抽出一部分專門煉鐵。我又被抽出來當煉鐵隊隊長。
訪:你們恐怕都不懂得煉鐵!
丁:我們根本不懂。這簡直是胡來。沒辦法, 我們只好派兩個教員去學習兩周。他們回來就成了技術員。我們修高爐, 連耐火磚也沒有。學校里據說更亂, 因為沒有礦石, 就把鐵門拆下來, 把好鐵煉成廢鐵。1958年這一年從全國來講, 損失相當大。據說, 廣西很多山上的樹都被砍光, 當地沒有煤, 就把樹砍下來燒。
這一年搞人民公社, 我也是親自參加的。我們剛從城裡下來的時候, 還是高級社, 但到暑假之後, 就成立了人民公社。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天晚上, 我正跟社員討論要不要成立人民公社, 市委就打電話來要我們立即成立, 而且是全民所有制的。當時已經是上面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了。所以只一天的工夫, 就成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那天村裡的人遊行, 歡呼慶祝。當時很多東西沒想清楚, 也不讓老百姓想清楚。成立人民公社之後, 就宣布吃飯不要錢。也不知道從哪裡颳起一陣風, 要深翻地, 翻地一尺。據說, 這樣可以豐收。我記得有天晚上, 我領了4個人, 每人背件行李, 帶把鐵杴, 出發去深翻地, 走到哪村就吃到哪村。這一年我在農村的生活還是很豐富的, 畢竟年輕, 吃點苦不在乎。
下放開始時, 強調搞體力勞動。過了一段時間, 駐地校工作組領導提出來教員不能光參加體力勞動, 應該發揮知識和技術特長, 搞些技術革新。在此號召下, 我們在達摩村的教員, 包括數力系、中文系、圖書館系3個系的人, 就發揮「優勢」乾了兩件事:一件事是請吳光磊幫助辦小學。吳光磊在我們這些人中年紀最大, 讓他跟著一起干體力活有困難。碰巧村裡小學的教員因為年紀大退休了, 就請吳光磊接著辦小學。這個小學老師就一個人。所有事情都由吳光磊主持, 既要教數學, 還要教語文。另一件事是, 我們抽了個人負責用杏作原料造酒。這個人叫何志強, 是我的學生, 1953年入學的。他出去學了一下, 就在村裡空地上開始干。我記得他搞了很久也沒有造出酒來。學校工作組的想法是好的, 想讓我們為農村多做些貢獻, 但不切實際。我了解這方面搞得好一些的是化學系。因為山區出核桃, 化學系的教員用核桃殼做成了活性炭。當時要我們學習化學系的經驗。不過, 化學系做活性炭後來也沒有太大的結果, 因為完全沒有市場觀念, 做出來賣給誰、成本有多高都沒有搞清楚。
訪:通過這次下放鍛鍊, 您主要有哪些收穫?
丁:我覺得這一年的生活, 對我是很有意思的經歷, 使我對中國的國情增加了不少了解, 讓我知道北京郊區還有達摩村這樣貧困的地方。從一件事情可以看出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達摩村在山區, 老鄉說我們可以打山雞吃, 還告訴我們, 把山雞的毛拔乾淨, 把骨頭砸爛, 好吃得不得了。後來我了解到, 這個地方還不是中國最窮的。不管怎麼說它還是在北京郊區。
1997年秋, 我和張景德、鄧成光一起回達摩村看了看。那天中午, 清水鄉政府請我們吃了頓飯, 飯吃得很簡單。我記得, 這次還有當年在達摩村時把山雞的骨頭和肉一起砸碎了吃的這道菜。我覺得很難下咽。但從達摩村下山來陪我們的人, 還覺得這道菜很好吃。可見1997年那裡生活還很苦。
訪:您是什麼時候回到北大的?
丁:大概在11月份。調我回來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北大要把董懷允從數力系調到學校去工作。懂懷允在系裡是個幹部, 讓我回來頂替他的工作。
六、從教育革命到四清
訪:1958年底, 全國還在搞大躍進, 大學在搞教改和紅專辯論。您回到北大後, 數力系的情況怎樣?
丁:當時數力系正在搞教育革命。學生亂鬨哄的, 貼了很多大字報, 提出教學跟科研都要結合實際, 批判過去的科研如何脫離實際。而且, 學校出現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如讓低年級學生為高年級學生定教學計劃、編教材, 說這樣才能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就是那個時候, 中文系學生編了一本文學史。因為費振剛是支部書記, 就讓他當頭。後來據我了解, 學生編的教材, 包括中文系的文學史, 教師花了很多工夫修改。那時遇到這種情況, 我就禁不住發表很多意見, 說這是胡鬧。
我講一件最荒唐的事情。58年底, 57年入學的學生在系裡一位總支副書記的領導下, 突然宣布他們那個宿舍進入共產主義了。那個宿舍的學生把我們這些人都叫去, 把學校的團委書記張學書也叫去感受一下他們的熱情。在那種極「左」的情緒下, 誰也不敢說一句否定的話。誰也不敢說群眾的意見不對。我當時就感覺到, 張學書非常為難。他一方面要肯定學生的熱情是對的, 但他也清楚這是不切實際的。從這件事就可看出當時「左」得相當厲害。
訪:這個宿舍宣布進入共產主義有沒有標誌性的東西?
丁:沒有。這個口號提得太突然了。連張學書來了之後, 都無法表態。他是北大黨委副書記、團委書記。雖然當時我對共產主義沒有具體的了解, 但心裡覺得這件事荒唐, 可是也不敢說。
訪:到1958年底, 中央已經發現全國「左」得過了頭。1959年開始, 整個風向就變了, 要糾「左」。政治氣氛變得比較寬鬆了。
丁:是的, 大家的情緒也好了不少。北大提出要整頓教學秩序, 逐漸恢復正常上課。當時對我自己來說, 有一個重新選擇科研方向的問題。因為1958年貼了很多針對我的大字報, 說我的科研脫離實際。我對此很生氣, 就下決心不再搞代數了。
訪:那您選擇了哪個新的科研方向?
丁:我下放鍛鍊回來之前, 數力系已經由程民德組織一批四年級的學生搞控制論。儘管我不懂控制論是什麼東西, 系裡要我領導這批學生搞, 我就答應了。當時學生們正在念一本名叫《控制論》的科普書。我跟他們一起念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務虛的書, 儘是空話, 只提出一些觀點, 並沒有真正的方法。我想, 領著學生念這樣的書, 他們很難得到好處, 應該學些實實在在的知識;要理論聯繫實際, 必須要有一些方法, 而方法要到成熟的數學知識里去學。因此, 我給學生講, 你們不能赤膊上陣, 要先學會一些東西。
當時世界上比較時髦的東西是計算機。但計算機的編程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 非常煩瑣。我就領著學生學編程序。我的想法是設計一種比較接近人的語言的中間語言, 給計算機編一種程序, 能把中間語言變成機器語言。這實際就是當時美國和蘇聯都在搞的程序自動化。蘇聯強調理論, 出了一本書, 叫《程序自動化》。我就領著學生念這本書。美國人走了另一條路, 是比較實際的一條路, 設計了一套fortran語言。我們比較習慣蘇聯這一套。當然, 這條路蘇聯人最後也沒有走通。搞了一段時間後, 我發現要真的把這些東西從理論上搞清楚, 就一定要把數理邏輯搞明白, 弄通算法論。算法論要定義算法, 要給出一個明確的概念, 有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訪:算法的概念好像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了。
丁:對, 是在1936年。所謂算法, 簡單地說, 就是非常機械的一個方法。它不是針對一個問題, 是針對一類問題, 不依賴具體的問題、具體的數字。算法概念的形成是數學上的一大進步。於是, 我就給學生開算法論的課, 所選的教材是蘇聯數學家馬爾科夫 (, 1903—1979) 的《算法論》 (3) 。當時這本書沒有中譯本。我一邊學這本俄文書一邊給學生講。同時, 吳允曾給學生講數理邏輯。他原來在燕京大學哲學系工作, 是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到北大的。
訪:您領導的這批學生有多少人?程序自動化是當時國際前沿的研究方向。您和這些高年級學生一起做下去可能對我國的計算機科學及其應用有極大的好處。
丁:有六七個人。其中有個洪加威後來搞得比較好。很可惜, 我們沒能沿著這條路做下去, 最終放棄了這個方向。
訪:這是為什麼?
丁:我說過, 1958年底我回到北大時, 反對過學生參與制定教學計劃和編教材, 提了很多意見。1959年下半年反右傾時, 我受到了批判, 被剝奪了對這個科研方向的領導權。當時數力系黨總支認為我不聽黨的話, 反對教育革命。因此, 我被迫離開了控制論組。現在看來, 這種批判是有背景的, 就是陸平調來了, 要批判江隆基, 要用他的一批人取代老的一批人。陸平給數力系派來的是呂正操的夫人劉沙。劉沙其實是小知識分子, 來了之後做系黨總支書記。她發現底下的人都不聽她的話, 而是聽林建祥的。她就組織批判林建祥, 同時批判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教師, 把我們所有科研方向的領導權都剝奪了。
訪:據我們所知, 林建祥這個人非常好, 是一個十分誠實、本分的人。劉沙要批判他總得找些理由吧?
丁:劉沙抓他的辮子, 說他右傾。抓什麼辮子呢?林建祥的父親在什麼場合曾把蔣介石的佩劍帶回家。就因為這個原因, 說林建祥接近異己分子, 說他家裡反動, 決定把他開除黨籍。
訪:真是荒唐!
丁:當時的荒唐事很多。回想起來, 放棄研究程序自動化這個方向, 是我一生的遺憾。實際上, 我們搞程序自動化, 起步並不晚。1958、1959年世界上也是剛開始搞語言, 我們跟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不大。當時我們念蘇聯的書, 並沒覺得困難。況且, 我們搞這項研究有很大的優勢。因為我們都是學數學的, 有紮實的數學基礎, 並且我領導的這批學生也很強。可是系黨總支剝奪了我的領導權, 我就一賭氣放棄了這個研究方向。1960年我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 開除黨籍。1962年甄別平反之後, 洪加威和另一個學生來看我。我還跟他們講放棄研究程序自動化是我終生的遺憾。
訪:您說1960年您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 開除黨籍。是有什麼嚴重的「罪狀」嗎?
丁:一條罪狀是說我隱瞞自己名下的房地產。在我很小的時候, 祖父為了逃避遺產稅, 把鎮江的房地產登記了我的名字。當時我很小, 根本不懂這種事。儘管房地產在我名下, 但我並沒有經營這些房地產, 就沒有向組織彙報。另一條罪狀是說我隱瞞我父親的罪行。我父親懂點醫, 幫別人流產, 出了事, 被判了刑, 但沒執行。這事我完全不知道。因為這兩條, 就把我定為階級異己分子, 開除出黨。
訪:您對這種懲罰是什麼態度?
丁:我非常惱火。當時我還在北京東郊的國棉二廠搞超聲波。系黨總支派人到國棉二廠找我談話, 宣布對我的處理決定。我一氣之下就在對我的處理決定上籤了字。當時我政治上很幼稚, 不知道階級異己分子是什麼意思。
訪:搞超聲波?超聲波屬於物理學的研究領域。您是學數學的。為什麼要搞超聲波?
丁:1960年, 全國突然興起了一股超聲波熱。這完全是彭真他們胡鬧, 認為超聲波可以創造許多奇蹟, 不管什麼東西用超聲波超一下, 很多不能完成的事就可以完成了。當時北京各行各業都在搞超聲波。有很多人認為搞超聲波很容易, 把水管子壓得扁一點, 水出得急一點, 就是超聲波。我不是學物理的, 不懂超聲波是怎麼回事。數力系讓我帶著學生到國棉二廠去搞超聲波。這實際上也帶有思想改造的性質。在國棉二廠, 我們用超聲波超麻稈這類沒有什麼纖維的東西, 認為用超聲波把它們超一下, 就可以用了。當時我們還超纖維不太好的棉花, 認為超一下, 它的纖維質量就提高了。
訪:當時你們沒有表示懷疑或覺得奇怪嗎?
丁:沒有。領導讓我們超, 我們就超。
訪:您被開除黨籍後還教課嗎?
丁:1960年暑假前, 我們從國棉二廠回到學校。系裡有一段時間不讓我上課, 只讓我給我以前的學生張恭慶改習題。據張恭慶後來講, 他經常挨系黨總支的批, 說對我太客氣了。
訪:1962年您就被甄別平反, 恢復了黨籍。這距1960年被開除黨籍大約兩年, 時間不算很長。
丁:在我甄別平反、恢復黨籍這件事上, 桂琳琳起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暑假, 桂琳琳帶著我的大兒子丁誦青回上海。當時因為心情非常壞, 我就沒有一起回去。桂琳琳在上海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我的所謂「罪狀」——我的房地產問題和我父親的問題的前因後果都了解清楚了。桂琳琳認為我受處分的依據是不符合事實的, 相信我對這些事情確實不知道, 而不是隱瞞。於是, 她在上海寫了份詳細的材料, 回到學校交給了校黨委。
我們反映問題的時機正合適。當時剛開過七千人大會, 學校黨委正準備給1960年以來的冤假錯案甄別平反。因此, 我們的材料交上去不久, 學校黨委就決定要重新審查對我的處分。當時數力系黨總支書記劉沙生病, 學校派來了代書記, 叫陸元灼。陸元灼也是位女同志, 由她來處理這些遺留問題。她了解了有關情況, 找我談了話, 最後研究決定給我甄別平反, 恢復黨籍。從1961年暑假開始, 系裡就恢復我講大課, 繼續教代數。1962年, 數力系還讓我當1960級學生的年級主任。
訪:這意味著系裡又對您重用了。當年級主任順利嗎?
丁:不算順利。我當年級主任時, 60級學生情緒很大。原因是1960年政治氣氛比較「左」, 北大招生主要看成分, 不大重視成績。由於學生成績參差不齊, 給教學帶來很大的困難。1961年學校整頓教學秩序, 對學習成績有嚴格要求, 學習太差的學生要處理。當時數力系就出現了一種情況, 即「三大面積」。所謂「三大面積」就是學生大面積不及格、大面積留級、大面積退學。這件事對這級學生影響相當大。因而, 他們對系裡很有意見, 發了很多牢騷。
作為年級主任, 我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撫他們, 穩定他們的情緒, 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當時我雖然恢復了黨籍, 但過去政治運動使我懂得了對待成績不好的學生一定要慎重。我對學生的態度可能在以後的運動中被提到階級立場的高度來評價。所以當年級主任時, 我非常小心, 在工作中緊緊依靠學生黨支部。當時1960級學生黨支部書記, 是高年級留下來的一個學生, 叫周壽松。在一年的工作中, 我跟他配合得很好。周壽松畢業後分到了浙江, 據說死得比較早。
訪:當年級主任不順利, 對您的情緒影響大嗎?
丁:儘管我已經甄別平反, 恢復了黨籍, 但當時我的情緒非常壞。這不僅是因為當年級主任不順利, 主要還是因為經過幾年的折騰使我非常灰心。記得1962年系裡找我, 問我想搞點什麼研究。我的回答非常乾脆, 說再也不搞研究了。同時, 我還講一定把書教好, 爭取把我的高等代數講義出版。等到書出版以後, 我要離開北大。當時我對問題的看法比較簡單, 認為我的遭遇是北大造成的;其實不是, 這是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造成的。
另外, 我的情緒不好跟我的學生郭悅成也有關。郭悅成是數力系專修科學生, 大學只念過兩年。他人很聰明, 學得非常好, 1954年畢業後就留在系裡的代數組。1958年, 他被借調到內蒙古大學, 1962年回到北大。當時他情緒非常壞。原因是這樣的:他的家族過去很有錢, 在上海開了個很大的百貨公司, 叫上海永安公司。解放後, 他的父輩就跑到美國去了。1956年他父親死在美國, 留了一份遺產給他, 大概有幾萬美元。當時他是團員, 不知道是否該要, 就請示系黨總支。系黨總支可能還請示了校黨委, 最後認為這個錢他應該接受。他按組織的意見接受了這筆遺產。可是, 他借調到內蒙古大學時, 正值「反右」後期, 內蒙古大學就把他批了一通, 並開除了他的團籍。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他認為自己沒有錯, 是組織讓拿的。內蒙古大學的領導就不理采這一點。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很大的陰影。他認為共產黨說話不算數。
1962年他回來之後, 我發現他完全變了, 變得灰心喪氣, 對搞數學全無興趣。我問他想幹什麼。他說想回上海, 跟愛人團聚, 到上海乾什麼工作都可以。到上海後, 他沒再搞數學, 只在一般的學校里教教書。就因為政策不一致, 把這麼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毀了。「文革」以後, 我還給他寫過信, 說他想搞數學我可以幫助他介紹適當的工作。但他仍然很灰心。以後我就沒見過他。
訪:政治運動毀了郭悅成。很可惜!1959至1961年, 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 全國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和饑荒。一般稱這三年為三年困難時期。在此期間, 您的生活受到的影響大嗎?
丁:從59年下半年, 吃的東西就很少了。好一點的香煙也買不到。當時我抽的是沒牌子的煙, 六分錢一包, 質量很不好。到60年下半年, 供應我們的糧食定量就減少了。我由原來的定量每月31斤減為每月27斤。
更嚴重的是, 外面什麼東西都買不著, 只靠27斤糧食, 加點大白菜。當時很多人開始浮腫。我家裡有杆稱, 每頓吃多少米都要量一量, 以免月底沒吃的。有一次我騎車到頤和園, 發現一個小鋪里賣幾分錢一碟的果醬, 很高興。但他們一次只賣一碟, 每天我就去買好幾趟。有一次, 李舜偉 (4) 從情況稍好的上海回來, 帶了兩個肉罐頭。中午吃飯時我們打開一個, 這就是一頓很好的午餐了。當時丁誦青在幼兒園吃飯。一次我們去看他, 給他帶了一個蛋糕。他拿到手就趕緊往嘴裡塞。還有一次把他接回家, 給他吃一個白薯。他把爛的都吃得乾乾淨淨。三年困難時期, 我們的生活相當慘。當時學校里所有的晚自習, 所有的體育課, 全都取消了。
訪:1961年情況是否有所好轉?
丁:到這年一二月份, 北京百貨大樓開始賣高價糖果和高價點心, 糖果五塊錢一斤, 比平時貴十倍。飯店這時也開始賣高價菜。據說這是陳雲的主意。從這以後, 我們的日子好過了一點。因為我們的工資還算是高的, 錢我們是有的。62年下半年開始, 學校比較強調科研。當時同調代數是比較新的數學分支, 我在段先生組織的討論班上講了它的一些基礎知識。
訪:自1964年起, 全國又開始了比較大的政治運動, 即搞四清。當時您下到農村搞四清了嗎?
丁:去了。四清之前, 是在63年, 我有一段時間參加萬哲先在數學所組織的一個討論班。因為要到農村去搞四清, 半途退出, 很可惜!
訪:這個討論班討論的內容是什麼?有誰參加?
丁:參加者主要是萬哲先的學生。北大數力系去參加的就我一個人。這個討論班主要念1955年謝瓦萊 (Claude Chevalley, 1909-1984) 發表的一篇文章《李型單群》。1956年我們曾試圖念這篇文章, 但因政治運動停頓下來了。到了1963年, 萬哲先認為這篇文章非常重要, 就組織人念。這次也是因為政治形勢沒有念完。我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開了個頭, 但不等到有結果就不得不放棄。有人問我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知道了我的經歷, 就知道了原因。由此可見, 頻繁的政治運動對於學術研究和經濟建設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訪:您什麼時候去搞的四清?下到哪個農村?搞四清的情況, 您還記得嗎?
丁:1964年1月, 學校派一些人到農村搞四清。我被派到懷柔縣張各莊公社。和我在一個村裡的有數力系的一個老師, 叫周民強。他比我年輕一點。我們到的時候, 村裡已有一批北京市的幹部。數力系跟我一批下去搞四清的, 還有姜伯駒、林振寶等。他們在另外的村子。我們在四清中主要依靠當地的支部, 做得比較文明, 也沒有亂批鬥人。到五六月份, 四清並沒有搞出什麼名堂, 但上邊說還要繼續搞下去, 讓我們這些工作隊員到縣城集訓。大概6月份, 我們來到懷柔縣城, 住在縣委招待所。當時懷柔縣城就一條馬路, 根本沒有像樣的鋪面。
這次集訓長達3個月。為什麼要這麼長時間?因為原定的學習任務快完成的時候, 桃園經驗出來了, 又需要繼續學習。雖說是學習, 實際上沒有太多的事情。我們經常出去轉一轉。那裡的西瓜很便宜, 5分錢一斤。我的工資比較高 (107元) , 經常出錢請大家吃。當時力學專業畢業的學生武際可在懷柔縣城的四清辦公室。我們晚上沒事, 就走到他那裡閒聊天。這樣, 我跟他就比較熟了。
訪:集訓結束後, 是回校還是繼續搞四清?
丁:集訓是1964年9月份結束的。結束後人員重新分配。我被分到朝陽區三間房。當時, 北大又來了一批教員。北京市的人也不是原先在一起的了, 從房管系統下來一批幹部。我在三間房當了工作隊隊長。我的頂頭上司是市房管局副局長。這個人倒不錯。記得姜伯駒在三間房旁邊的一個村, 叫定福莊。這時四清按照桃園經驗的辦法來做。我是工作隊長, 跟房管局副局長之間有一個聯絡員。這個人就是北大哲學系教員湯一介。當時我們工作隊開全體大會, 或者隊長會, 都要跑到通縣縣城去。
訪:您是什麼時候從三間房回到北大的?
丁:1964年11月。大概在10月份, 我聽說北大也來了四清工作隊。隊長是中宣部副部長, 叫張磐石。北大四清的目標是批陸平。這時聶元梓就已經跳出來了。11月份, 我突然接到通知, 要調我回學校, 但沒說明理由。我把工作交給湯一介, 背上行李包, 騎了輛自行車回到北大。第二天, 我去數力系的工作組那裡報到。工作組給我的答覆非常奇怪, 說其實我可以不回來, 讓我先回家休息。過了幾天, 我才知道就在調我回來之後, 毛主席的關於社教的「二十三條」發表了。「二十三條」表面上是糾「左」, 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的。「二十三條」第一次提出社教運動的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儘管我不知道背後的東西, 但從字面上理解好像是打擊面要縮小。到「文革」開始後, 我才知道「二十三條」是針對劉少奇的。
據說社教期間, 數力系貼了我不少大字報。當時專門設一個房間貼大字報, 是對內的。我沒去看。不知道大字報的內容是什麼。學校的社教最後是草草收場。社教中把陸平批了一通。後來彭真出面, 召開了一個國際飯店會議, 把學校總支以上的幹部和社教的積極分子集中在一起, 重新澄清是非。
訪:您參加這個會了嗎?
丁:我沒參加。據說, 會上給在社教中受到批判的人恢復了名譽。國際飯店會議在北大的歷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後來聽說背後支持這次會議的人是鄧小平。
訪:1964年春節, 毛澤東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在座談會上, 他發表了很多關於教育的看法。有一個觀點是「現在書多得害死人, 近視眼成倍增加。現課程多, 砍一半。」 (5) 北大數力系的課程受到毛澤東講話的影響了嗎?
丁:影響很大。影響範圍還不僅僅是我們系。記得當時毛澤東說大學的課程可以砍三分之一, 比砍一半要少一些。1965年底, 教育部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 就調了一批各門各類的人到上海來討論。我去參加了, 住在衡山飯店。按照砍三分之一的要求, 我們重新修訂各科的教學大綱。當時抓得很緊, 要求1966年的暑假後實行新大綱。教學大綱修訂完以後的任務, 就是重新寫教材。我接受了寫一本《高等代數簡明教程》的任務。內容要比原來的教材少三分之一, 並且要在1966年暑假前出版。現在回想起來也很有意思。毛澤東沒做任何調查研究, 就要把大學的教學內容砍三分之一。而且, 我們就毫不猶豫地執行了。
訪:後來您按時完成這本書的寫作任務了嗎?
丁:完成了。由於時間緊迫, 我只能用剪刀加漿糊的辦法, 從1953年我和聶靈沼、王萼芳翻譯的斯米爾諾夫的《高等數學》第3卷第1分冊中挑選內容, 自己再添點東西, 把前後的內容連接起來。1966年2月, 初稿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準備出這本書。他們審稿抓得很緊。當月我又到了上海, 住在華東師大的一座小洋房裡。審稿的人有華東師大數學系主任曹錫華、北師大的劉紹學、吉林大學的謝邦傑, 高等教育出版社還去了個編輯。記得審稿前後用了兩周時間。在這兩周里, 我一邊審稿, 一邊根據大家的意見做修改。編輯就進行編輯加工。兩周後, 稿子就可以付印了, 效率非常高。
審稿完成之後, 我回到北京繼續上課。大概4月份, 高等教育出版社通知我, 他們準備將這本書拿到日本的圖書展會上展覽, 讓我認真校對一下。我認真校對了兩遍。這本書剛出版, 「文革」就開始了, 所以我沒看到新書。我第一次見到這本書, 是在1971年。當時我剛從江西幹校回來, 在學校圖書館見到這本書。圖書館的人告訴我, 這本書在海淀中國書店當廢書在賣。我就去買了一本。1974年, 總參三部要我們給他們培訓一批搞密碼的幹部。他們送來的學生一般都是高中畢業, 課要從高等代數講起。北大數力系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段學復。他建議總參三部的人去找高等教育出版社, 把我寫的這本書的底版要來。總參三部利用這個底版印了一批書, 給他們的學員使用。
對這本書, 我還是有點傷心。因為我花了很大力氣, 結果它沒有起到應該起的作用。「四人幫」打倒後, 大概是1978年, 教育部又想重新修訂高等代數教材。我當時有點氣憤, 拒絕參加這項工作。最後是在這本書的基礎上, 由王萼芳、石生明稍作修改, 改名《高等代數》出版。1988年, 這本書獲得高等學校教材一等獎。我雖然沒有參加修改, 但後來這本書每次得獎, 他們都把獎金分我三分之一。因為這本書的底子是我打的。
訪:儘管這本書沒有如您所願, 起到應該起的作用, 但此後經過修改在大學高等代數教學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樣的結果應該令您欣慰。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1954.《北京大學:1898-1954》 (校慶紀念特刊) .北京:北京大學自印本
傅鷹1955.高等學校的化學研究--一個三部曲.《化學通報》. (9) :513-520.
國立編譯館編訂1945.《數學名詞》.重慶:正中書局.
陸定一1956.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人民日報》.6月13日第2-3版.
梧1956.紀中國數學會論文宣讀大會.《數學通報》. (9) :42-44.
[]佚名1956.中國數學研究工作發展迅速.《人民日報》.8月24日第7版.
注釋
1 幾何代數教研室後來分為幾何教研室、代數教研室。1954年當年或稍後, 數力系共設6個教研室和一個天文組。6個教研室分別為數學分析教研室、代數教研室、幾何教研室、微分方程教研室、高等數學教研室、力學教研室。參見北京大學1954, 頁11-12。
2 關於這件事, 丁石孫的回憶與傅鷹所述略有出入。傅鷹原文為:「一個農業研究機關中有一位育種專家費了若干年的心血, 培養出許多優良品種。一個幹部認為這種工作是浪費人民財產的勾當, 趁這位科學家出差的機會, 將這些品種攪混在一起。他的一舉手之勞不但毀壞了多年的研究成果, 而且使我國的農業增產可能受了不可估計的嚴重打擊。這類違反革命利益的行為在高等學校中可能不會實現, 但是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危害性卻是存在的。」傅鷹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外行領導的不正確見解若化為行動, 其危害性不可估計。參見傅鷹1955, 頁515。
3 馬爾科夫的《算法論》出版於1954年。
4 李舜偉, 桂琳琳的表弟, 協和醫院醫生。
5 《毛主席在春節座談會上對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學制研究簡報》, 北京:中國科學院檔案:1964-1-75。
來源：《科學文化評論》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