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開始，我國開始有序釋放被關押的戰犯。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提出釋放戰犯，自然有其深意。
但是，釋放後的戰犯如何安置，是個問題。當時，我們採取了寬大政策，叫「來去自由」。就是說，特赦人員可以到香港、澳門、台灣或者海外，也可以留在國內，出去了想回來也歡迎。他們中的不少人因為親戚在外面，去了台灣、香港或者海外，但是大部分人還是留了下來。
如何安置留下來的這些人呢？
經過總理提議，設置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進入委員會工作的人，稱之為文史專員。文史專員的工作就是收集歷史資料。因為這些特赦戰犯本身就是歷史的參與者，很多事情他們都是親歷人，讓這些人來收集整理資料，更具可信度和權威性。
這些特赦人員成了文史專員之後，生活有了保障，還能發揮作用，真是一舉兩得。不得不佩服總理的眼光。
我們知道的很多著名戰犯，特赦之後都進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了文史專員。1961年2月，經總理批示同意，在北京的7名特赦戰犯被聘請為文史專員，這7人分別是：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強、鄭庭笈、楊伯濤，他們的工資是每人每月100元。不得不說，待遇還是挺好的。總理在接見他們時，曾鼓勵他們把自己在舊中國的親身經歷、親見、親聞的事情寫出來，作為自己對新社會的貢獻。
今天這組老照片，集中展現了當時文史專員們工作、生活的情景。
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上世紀60年代，特赦後任文史專員的楊伯濤、溥儀、王耀武、周振強（從左至右）在一起研究工作。
第一批文史專員合影：溥儀（前右二）、杜聿明（前右一）、宋希濂（後左三）、王耀武（前左一）、楊伯濤（後左二）、鄭庭笈（後右一）、周振強（後左一）。
1975年3月29日，鄭洞國與被特赦的文強（左）親切握手。
鄭庭笈、劉斐、章士釗、宋希濂撰寫的文史資料手稿。
文史專員填寫的稿件處理單：注意看，姓名一欄寫著黃維的名字。
上世紀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傑、溥儀（從左至右）在文史專員室研究史料。
文史專員們的工作成果：《文史資料選輯》。
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英文版本。
總理與歷史學家范文瀾（右二）等人交談。後來，范文瀾擔任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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