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藏」角度而言，「書札」固然是「尺牘」之義，卻是指廣義的，內中是包括了一些筆記、題辭、手稿、札記、公牘、訃告、收條、請帖、名刺、板報等等種種紛繁的「雜多」形式。換言之，「書札」是紛繁的搜藏項目的一種概括。
書札收藏故事
搜藏「書札」的廣狹義
「書札」，也作「書札」，或作「手札」、「書啟」、「尺牘」，其實就是書信，是異名同實。但諸種名稱之中，算「尺牘」一詞最為普及。因為四九年前，中小學在「國文」之外，另設「尺牘」科目，所以上一輩人，都多曾讀過樂毅《報燕王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答蘇武書》、丘遲《與陳伯之書》、史可法《答多爾袞書》等等，也有讀《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等。這足見舊時通訊落後，但對人際溝通的「尺牘」則是十分重視。
但從「收藏」角度而言，「書札」固然是「尺牘」之義，卻是指廣義的，內中是包括了一些筆記、題辭、手稿、札記、公牘、訃告、收條、請帖、名刺、板報等種種紛繁的「雜多」形式。換言之，「書札」是紛繁的搜藏項目的一種概括。
舉個例，往日鄭逸梅在《藝林散葉》就說過「周南陔藏孫中山請柬，錢化佛藏黃克強訃告，湯國梨藏黎元洪書贈章太炎東南樸學四字橫幅，均為辛亥時代革命文獻」。像上述這「請柬」、「訃告」都是很難作為搜藏的立項，只有歸屬於「書札」。今日討論之前，特先作解釋和「正名」。
尺牘的搜藏是史料
如上所述，「書札」的狹義就是指「尺牘」，而尺牘多是真情所流露、心聲所寄。其中會觸幽動隱，是歷史宏觀視角所不及見的。所以讀史者，往往愛從尺牘微言，用之作歷史的補充和解釋。舉最近的一個例，關於王國維自沉，有說是親家羅振玉迫債所致。九十多年，這些悠悠眾口，習非成是，即使碩學鴻儒，如郭沫若、傅斯年亦在所不免。當中亦夾雜著罵遺老以搶占道德高地為心。誰知1980年代羅振玉嫡孫羅繼祖在北京《讀書》雜誌（1982年第8期）發表《跋<觀堂書札>》一文，刊出王國維寫於1926年10月24、25和31日致羅振玉信三通，內容是述及王國維將長子王潛明逝世之海關恤金寄羅，羅不肯收，將款退回，王再寄，羅復退，後來才勉強收下。據此，足證「迫債」事的不可信了。要不是這三封信的曝光，則白璧青蠅，誰能湔雪？
尺牘搜藏的鑑賞開始和價值開始
至於因仰慕其人品，玩賞其書法，那又是書札搜藏的另一種角度了。
在《漢書》記載有位陳遵，說他（陳遵）「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大概這位陳遵擅文辭，書法出色，他的書札就為人所珍藏。他該是書札被收藏而姓名可考的第一人。但可惜的是，陳遵的書法畢竟沒有流傳下來。
有收藏，自然會有人去居奇和出賣。晉代王羲之書《黃庭經》換鵝，宋代蘇東坡信札被人換羊肉，這兩例又都是「書札」有經濟價值的先聲。
在宋人趙令畤的《侯鯖錄》卷一中有說到：「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制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這「斷屠」是唐代武則天的典故，就是禁殺牲。蘇軾知韓宗儒以他的書札換羊肉，他就對其等回信的僕人說：今天「斷屠」了。要是當時有拍賣行，又何至於用「斷屠」一詞。
近世最大宗的書札買賣
有收藏，自然有買賣。書札之買賣，最大宗是發生在近代。
先前說過，書札搜藏的定義是很廣，任何傳遞性的文字，當中又具受件人和付件人的形式，這都合「書札」之義。而近世最大的「書札」買賣，數量據說是八千麻袋，是明清檔案，這事詳見於羅福頤先生1948年發表的《清內閣大庫明清檔案之歷史及其整理》一文中，近年也有王若撰《羅振玉與「八千麻袋」事件》刊於《中華讀書報》2011年7月20日第15版，兩人都說得很全面，諸君可自行參閱，我在此不虛耗大家時間了。
近世最慘痛的書札搜藏
而最慘痛的書札搜藏也是在近代，那是舒蕪所藏的胡風手札。
先說舒蕪之留意書札似乎早已有之，未必限於胡風一人。舒蕪在口述自傳中，就說過一件有關書牘的事：
大約1943年9月間，胡風轉來了陳家康給我的一封信，信的格式很古氣，開頭就是「家康白：管君足下」末尾又是一個「家康白」。信中談了他對《釋無久》的意見，也略談了一下他的工作和研究的矛盾：「餘杭章君曰：『學術和事功不兩至，』余未敢必其兩至也。」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給我的來信。他是周恩來的秘書，又那麼有學問，所以印象極為深刻。
引文中，舒蕪所說的「家康白」，絕不是舒蕪在揶揄，反而該是心焉嚮往的。舒蕪在後文更說過：「中共西南局這邊有幾個人，一直比較接近；主要是陳家康、喬冠華和胡繩他們三個，陳是周恩來秘書，喬是《群眾》雜誌主編，胡是《新華日報》的……據說有些人就把他們叫做『才子集團』。」（見《舒蕪口述自傳》125頁）
但舒蕪的關心書啟，誰料到這習慣會換慘痛？1955年舒蕪交出那私人收藏的百多封胡風的來信，換來一場全國性的災難。舒蕪事後多次講到：「真沒想到會搞得那麼厲害！」這該是書札搜藏史上的最血淚的一筆。
只是「書札」的搜藏，向來是無所忌諱的。附說一下：「搜藏」是一項強調「知性」的行為。所以「血沁」、「屍席紋」、「遺囑」、「訃告」都百無禁忌成為把玩清賞之物。前文說到錢化佛收藏黃興的訃告即是一例。名人訃告若出現在拍賣場，許多藏家是要爭奪的。要是什麼絕命詩、絕筆書，則更顯珍貴。我的藏品中有王時敏的遺囑，有王國維的訃告，從來不忌諱。前幾年北京泰和嘉成拍賣一件邱逢甲的訃吿，我出價不低，但也鎩羽而返。
另外，書札收藏不必有所謂立場，不管所收的書札是岳飛還是秦檜、是姓蔣的還是姓汪的。愈是反面人物就愈是難得。但誰料到舒蕪搜藏的百來封「書札」卻招來一場全國性的大災難？但雷霆霜雪的過後，要是這批書信能保存下來，那該是一項天價的拍品。
存世最早的「書札」
要論存世最早的「書札」實物，那是西晉陸機陸士衡的《平復帖》（唐宋以前的名人書札，後人尊為法書而稱之為「帖」）。董其昌跋此帖云：「右軍（王羲之）以前，元常（鍾繇）以後，惟存此數行為希代寶。」這是留存下來的最早的書札。而且有著重要的收藏故事。
書者陸機（261-303）是吳郡華亭人，即今天上海松江人。這是陸機以禿筆中鋒的草隸，在麻紙上寫的信牘。內容說及陸機三個朋友賀彥先（循）、吳子楊、夏伯榮等的近況。雖然只有9行84個字，但文辭古奧，不易誦讀。啟功先生是首位釋讀全文者，並撰有《「平復帖」說並釋文》。
在抗戰爆發那年，張伯駒是通過傅增湘用4萬元向舊王孫溥心畬買回來的，該件歷經戰亂和避過日本人覬覦，能倖存下來，實在很不容易。1956年張伯駒將此帖和其他稀世的書畫一併捐贈故宮。此事王世襄先生有專文詳述。
為什麼談「書札」的收藏卻會談到《平復帖》？因為帖也是在「書啟」範圍中，更主要是該帖是真跡實物，而不同於王羲之父子的《快雪時晴帖》《中秋帖》那樣是唐人據原信的雙鉤壑填。
《平復帖》是無法估價的，但說到收藏，總要論其價值，在此我只能說個例子，就作為一個比擬。
現今的書札市道
宋代的《功甫帖》
前年9月紐約蘇富比拍賣蘇東坡寫給郭功甫的信（《功甫帖》），美元822.9萬（人民幣5037萬元）成交。全信只有九個字，幾乎是每字美元百萬。雖然拍賣前後對此帖都有不同意見，但822.9萬美元成交則是事實。更前幾年，一片曾鞏的信，雖然專家意見不一，也以億元落槌（2009年11月23日北京保利秋拍夜場「尤倫斯夫婦藏重要中國書畫」專場，曾鞏《局事帖》以1.08億成交）。如果據此而論，那《平復帖》又該值多少呢？諸君聽了，自行比擬吧！
再說一個例：1996年紐約佳士得搞了個「上海張氏涵廬舊藏——宋元翰牘明清書畫精品」專場拍賣，這個拍賣宋人信札就有十餘通。曾鞏《局事帖》首次在這拍賣場現身，還有蘇東坡、朱熹、曾紓、張即之、朱敦儒、倪瓚、張雨等等，鬨動藏界。當時曾鞏《局事帖》成交價約55萬美元（合港幣429萬元）。
再說一個例：2010年秋上海道明也搞了個《聽帆樓後人藏宋元明尺牘》，15件拍品中宋人4件，元至明初有9件，其中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頁》（北宋熙寧間唐垧從趙君錫處得知胡宗愈的兒子夭殤，寫信安慰）以人民幣9000多萬元成交。
今日明人書札是新貴
宋元手札，大都歸了故宮、上博這些大博物館了。以此之故，明人書札遂成為新貴。現在，明人手札，名頭大的，隨便一件釋出，藏家都不會輕易放過。
2002年秋天，北京嘉德舉辦的拍賣中有《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收有明一代四百多名人，共六百餘開信札，裱裝成冊頁共廿本。這套信札包括了明代的王侯將相、名臣仕宦、騷人墨客、忠烈奸佞，包羅頗廣。這部明代名人尺牘最後以990萬元成交，是上海圖書館投得。現在看來這不足千萬元，似乎不怎麼昂貴，但在2002年，這個數字已是世界紀錄了。
今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拍大觀夜場凌晨十二時正拍至末二件，L813吳門名士手柬（吳寬、祝允明、唐寅、蔡羽等）卷，就要3250萬元下槌。比較一下剛才講到十多年前拍賣的錢鏡塘藏明清信札廿厚冊，也只不過是拍了900萬元而已。可見升值之高且快。
民國書札也有價
明人手札不多了，又輪到清代和民國的書札成為藏家追逐對象。
古人的信有價，近現代人的信也有價。近人信札，只要享盛名，有內容的，政界若袁世凱、孫中山、宋教仁、陳其美、蔡鍔、蔣介石，共產黨如南陳北李、毛周朱，文士學人如魯迅、徐志摩、胡適之、陳寅恪，畫界如三石二鴻大千心畬之類，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別小看這些爛紙，往往「佳」書抵萬金，是黃金萬兩還是萬斤就要看是哪一位了。
袁世凱手札
周作人致李守常手札
《陳垣先生往來書札》
舉一個例，上世紀90年代末，在北京中國書店看到陳列出一整批陳援庵往來書札，是台灣「中研院」新成立的文哲所剛出版的《陳垣先生往來書札》數百通信札的原件，往來書信的五十八位名人有：馬相伯、蔡元培、李石曾、葉恭綽、英斂之、王國維、胡適之、孟森、高步瀛、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等等，都是民國俊彥，越看越令人心動。當時聽書店的人說，索價要人民幣百萬。同去參觀的朋友岑英權，是我表哥陳幼南博士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岑剛賣掉其上市公司，雄於資。岑先生剛開始收藏書法，我力勸他買下這批信札。但岑有點猶豫。而轉瞬這批書札已被人買走。隔了兩年，友人趙君邀我去其郊區大宅，參觀其珍藏書畫，赫然發現援庵的書信在此。重睹這批手札十年之後，如今又在北京嘉德拍場展覽廳出現，假如分散拍賣，真是有些可惜。幸好嘉德也明白，這批書札不分散拍賣，而是整批「私洽」，聽說索價是人民幣5000萬元。我略為盤算，結論是：合理。
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
近年拍賣公司都很積極地尋覓名人書札來拍賣，尤其是那些一整批的，如2011年杭州西泠拍賣公司的秋拍，有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二百三十函》，爭奪的人多，當時就以人民幣2415萬元高價成交。所謂高價，是就當時大家的感覺而言。但如果比較一下今年6月18日夜間廣東崇正「九藤書屋」（谷牧）專場拍賣，郭沫若「建設」兩個大字大中堂（有康生加題章草數行），落槌價是人民幣1400萬元，那麼西泠拍賣的這批郭老的手札，又不算貴了。
「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
2012年北京匡時秋拍，搞了個「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專題拍賣，這個專拍以信札為主，總共有287通，包括梁啟超胞弟梁啟勛所藏的梁啟超手札240餘通、康有為手札23通、湯覺頓致梁啟勛手札17通等。內容涉及民初許多政界名公巨卿如袁世凱、馮國璋、孫傳芳等等。康有為的手札涉及保皇會的秘史（如在美國芝加哥瓊彩樓案和廣西振華案等），有些手札也反映出康有為擅於貨殖經營，是股票、地產炒家先驅。整批拍品估價人民幣5000萬元，最後以6700多萬元成交，成績算很不錯了。該專場上康、梁的手札，都要幾十萬元一通，豈是我輩寒士所能問津。但匡時為這批書札的宣傳費了大氣力，也曾把展品搬到這兒（上海圖書館）展覽，讓許多有興趣此道的朋友一飽眼福。匡時在北京國際飯店拍賣預展時，我們可以到現場細賞這些書札實物，匡時編印的這批信札的圖錄甚為精美，隨時可以翻閱，誦讀上個世紀康梁的手札，是精神領域很好的享受。
錢大鈞舊藏「蔣介石密令手諭」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賣錢大鈞舊藏「蔣介石密令手諭」（L650）一組百餘通（140紙），分裝二厚冊，估價人民幣800萬至1000萬元，結果成交價為人民幣1700多萬元。錢大鈞是侍從室主任，他保存的這些手諭，涉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武漢會戰等近代中國的重大事件，是研究1936年至1945年這段歷史的重要文獻。保利拍賣圖錄將全部手諭刊出，功德無量。買家只能是一位（是東北哈爾濱的高揚所得），但圖錄載有全部手諭，將惠及無數研究者。行文至此，謹向該圖錄的編輯先生致敬。
胡鄂公上款書札
今年7月5日，西泠印社春拍有一個專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書札專場」。
胡鄂公上款書札，內容特殊，有不少鮮為人知的訊息，反映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努力。這批材料從未公布，前幾個月曾在復旦大學展覽，引起研究者關注，也特別受藏家青睞。所以競投者眾，全場百分百成交，總成交額達800多萬元。
這批信札最受注目的是1940號「周恩來有關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通信」，此信是西安事變前幾個月（1936年9月23日），周恩來寫給胡鄂公的長信，小小的一頁紙（19.5×13.5cm），密密麻麻的蠅頭行楷，體現了周恩來擬整合全國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周恩來此信估價不便宜，是人民幣80萬至150萬元，但爭奪者眾，競拍激烈，一頁信就拍了十多分鐘，最後由場內買家投得，落槌價人民幣310萬元。
另一通1921號「李濟深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重要信札」，只有一頁（25.5×16.5cm），寫於1936年12月30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第四日，顯示此一時期李濟深擬聯共抗日的政策。此信估價8萬至12萬元，最終落槌價為58萬元，創李濟深手札成交最高紀錄。
談我的書札搜藏
有些收藏界的朋友，好奇我的書札收藏，要求我講講自己的搜藏。
我收藏信札是以近現代為主，因為近現代的書札更具現實意義，也比較容易獲得。我最早收的信札是孫中山致盧煊仲手札，是澳門「爛鬼樓」（關前街）大石樑先生承讓的。
而更多的則是來自汪孝博先生。汪老或出於照顧，或念我有意長久保存，以極廉的價錢，陸續轉讓了一整批陳援庵先生寫給他的論學手札，是一批，不是一兩通。又曾讓我一疊葉恭綽寫給澳門楊敬安先生的手札，內容是討論編印梁鼎芬遺著《節庵先生集》。還有一些清末民初名士陶邵學、張學華、潘飛聲等，致汪兆鏞先生（汪老的尊人）的。這些手翰，成為我的最早藏品。至今近四十年。
《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
三十多年前汪老轉讓的陳垣手札一批，是我頗為看重的藏品之一。陳垣過世不久，汪老將這批手札整理，並加註釋，編詮《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由周康爕的崇文書店印行（1972年9月）。現翻開此書扉頁，見汪老題贈之年干為1975，距今足有四十年。汪老也往生廿二年，援老則離世四十多年。贈書當日同登澳門聖味基街汪老寓所的李鵬翥丈亦已仙逝半載。撫卷茫然。
援老這批手札原件並無裝裱，毛筆信件粘貼在簿上，鋼筆書寫者則按年夾於對摺的紙中，更便於保存。選印於書中共32通，由1933年至1963年，而未印入書又數十通，最末者為1969年。
《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
「明萬曆九枋相致戴愚齋書翰卷」
旅日藏家程伯奮（琦）先生所藏宋元明名家書畫（包括燕文貴、宋徽宗等劇跡）名聞遐邇，在十多年前程氏珍藏一整批由台灣藏家林百里先生承接，據說當年的成交價是好幾億人民幣的。這批藏品是一攬子交易的，其中有部分書畫並不為林先生所喜，遂被剔除送到北京嘉德拍賣。當年我在圖錄上看到林先生處理的程氏舊藏中有一件「明萬曆九枋相致戴愚齋書翰卷」，包括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許國等十有七通，諸札皆致戴洵（愚齋，浙江奉化人，萬曆八年官南祭酒），內容多言國子監事。卷後還有丁傳靖、柯紹忞的題跋。當時向啟老等前輩請教，意見相當一致，遂奮勇競投，終歸寒齋庋藏。這是有心人集合明代九個大學士等十多位名臣的書札，裱裝為一卷，保存了幾百年。我們現在花不了多少錢，一舉而得此煊赫名跡，應該感恩。感謝歷代前輩藏家的保護文物之功，才有我們今天得以為研究之資和暫時擁有之樂。
「明萬曆九枋相致戴愚齋書翰卷」中張居正（右）和申時行（左）兩通書札
楊漣家書冊
我的藏品中有楊漣家書冊。楊漣（1572—1625）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重臣，官至左副都御史。他上疏「劾魏忠賢」，因此而被逮，慘遭虐殺。崇禎登基才為之平反。
手札冊是兩通家書。一通寫給孟蘭孺人，一通寫給其長子楊之易。給孟蘭孺人的共四頁，首尾完整。
此冊是在北京的誠軒拍賣，由沈樹鏞、林朗庵、丁氏念聖樓先後遞藏。台灣大藏家收晚明書跡著稱的何國慶先生，去歲蒞寒齋觀此冊，為之嘖嘖稱嘆。
楊漣家書冊
孫中山手札卷
我藏有兩卷趙士覲舊藏的孫中山手札卷。趙士覲是紐約同盟會創辦人之一，他本來保存有孫中山、黃興、趙聲、胡漢民、朱執信等諸賢給他的手札160多通，20年代中寄存於廣州市梁季寬家並請梁氏跋尾。惟1927年廣州暴動，不幸毀於戰火，僅存孫中山兩通遺札。
1923年至1924年，孫中山責令沈鴻英卻兵，囑趙籌餉給遣。沈邀餉2萬元。孫公信中以2萬元令沈休兵，是合算的。信原文：「答應沈鴻英退兵之款既交萬元，其餘一萬，自不可中變，當照撥之。一齊由朱軍長派人帶去與沈部交涉退兵。果能退兵，則交款，不退，則將原數帶回。此事可責成朱軍長負完全責任。倘能以二萬元而令他退兵，較之以兵驅逐他出境為有利。故已經答應之款，當要照交為是。」（民國13年2月17日）
孫中山遺墨卷（嘉德2011秋L192）
李大釗致胡適之手札
胡適之在美國的媳婦（胡適之子胡祖望的夫人曾淑昭），藏有各方友好致胡的手札，其中有李大釗、陳獨秀、徐志摩等，極為稀珍。本擬整批讓與國家文博單位，傳聞作價只是人民幣25萬元。但是有「專家」嫌貴，一疊舊信，哪值這許多錢。結果嘉德收去拍賣。
據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經理拓曉堂說：「這些信件涉及的時間主要為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時期，是與胡適討論如何辦好這份肩扛新文化大旗的雜誌、兩人又如何產生分歧以及『善後會議』陳獨秀對胡適的支援等內容，其中具為可以補充某些歷史事實的重要文獻。」
嘉德分兩次拍賣。第一批是陳獨秀、梁啟超、徐志摩等致胡適的一批手札，搶到幾百萬元（據嘉德提供的資料，2009年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13通27頁以554.4萬元成交，梁啟超致胡適詞稿及信札11通34頁以78.4萬元成交，徐志摩致胡適信札3通9頁以112萬元成交）。本來有關部門擬動用國家優先條例，由國家文物局購買轉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收藏。適逢中國人民大學有校友擬捐款購買，贈送人民大學新成立的博物館，這令新文化館好不失望。
第二批系李大釗致胡適之手札，討論《新青年》在廣東辦的事宜，附周作人致胡適之手札。時我正巧在京，以我的藏品系列中，有陳獨秀墨跡而無李大釗的墨跡，每以不能雙美為憾，現此件無論內容、品相，均系精真新，於是踴躍參加競投。開拍前，遇到幾個收藏手札的朋友，出言謂某君出價超過200萬，志在必得，言外之意你老兄就不必「多此一舉」去爭了。拍賣此件之前，拍賣官宣布國家文物局定此項拍品為一級文物，投得者不能立即提貨，要等七天，如果國家有關單位認為需要，有優先購買權。為避人耳目，我站在拍場最後面的門口，待到拍賣官叫價200萬時突舉牌應價，最終以250萬咬牙切齒的價格投得。事後立即轉身沖入廁所小解。時有數人追出尾隨，初以為系記者，後才發覺系拍賣行工作人員要我簽名確認。七天過後，急電嘉德，知未為國家購去，即囑書畫部的朋友將此拍品調離古籍善本部之庫房，轉去書畫部保存。急上京結帳提取。後通過其他管道知悉，文物局出價120萬，後追加至150萬。此件落槌價250萬，連佣金280萬。幸虧文物局所詢專家不諳市場行情，否則好東西輪不到我輩布衣收藏了。
扯遠一點，B先生見我拍得李大釗手札，很驚訝我肯出此高價。並道出胡適這批手札，曾與他擦身而過。B先生就是拍場中專舉天價書畫拍品的豪客。他通過友人介紹，找到胡適媳婦，也看了這批信，但無法判斷價格。要是當時他能出後來拍賣價的十分一，就可以拿下來的。他的蹉跎，讓嘉德冷手執個熱煎堆。我才有機會從嘉德拍賣場上探驪得珠。
李大釗致胡適之手札
名人書札不可亂丟
這裡再說一個故事。有盧冠群丈，論公，他是東京報界前輩，也是台灣「中國時報」駐日代表。早年因韓戰，盧撰文預測美軍將於仁川登陸，後果然如此，遂名噪一時。論私，他是虛白齋劉作籌的暨大同學，亦潮籍同鄉。是由《星島日報》老編何錦玲大姐介紹我認識的，盧丈晚年仍出入記者俱樂部，常賜我食涮牛肉，且要我吃雙份。而其日婦，只通過電話，未見過面。
往時張大千赴日，都是盧冠群丈和黃天才丈接待陪伴的，所以盧也藏了不少大千的書畫、手札，更有毛澤東的親筆信。惟盧丈歿後不久，其日婦將盧所藏書畫手札等寶貝全當垃圾丟棄。老太婆可不知道，忙了一輩子，辛辛苦苦做餐館所得，遠不如被丟的這些「爛」紙，單單毛公一信（2013年11月24日嘉德拍賣毛澤東的一個親筆致傅宜生、薄一波的手遞公函封成交價人民幣655.5萬元），就可以換取東京美國大使館旁一幢三層高的獨幢洋房（雪江堂所在地）。然而無知就無畏，無有恐怖，該得而變為無有得。無奈啊！
我的鎩羽
《黃氏憶江南館珍藏清代名人翰墨》
不過收藏也有碰壁的時候，記得商務印書館老臣子黃蔭普喜收藏書畫，明清書札也收了一大批（汪老見告，章士釗秘書王益知幫忙黃收藏，不久將明清人信札郵寄與黃）。他70年代曾經刊印《黃氏憶江南館珍藏清代名人翰墨》三冊（葉恭綽題書名）。後來黃先生晚歲要處理這些信札，托集古齋代售，那個時期香港收藏界不大注意手札，所以放售許久仍無人問津。孰料我聽到消息去集古齋詢問時，才知已為台灣某藏家席捲而去。我是至今悵恨的。
盛宣懷與朋僚往來函電書札
1980年代初，日本藏家程百奮（琦）收得一大批盛宣懷與朋僚往來函電書札共600多家7424通，都18178頁，分貼77冊。寄存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並擬讓與中大。但程氏收購這批信札成本極重，就算半賣半送也要港幣30多萬元。研究所所長鄭德坤教授知道這批信札的重要性，亟欲羅致。唯研究所經費有限，鄭公曾問我是否可請家父捐贈，我則唯唯，不敢慷父之慨。最後鄭公總算解決經費（由北山堂利公榮森出資和程氏襄助），此一大批關乎近百年中國歷史的第一手資料，終歸香港中文大學。由歷史系王爾敏、陳善偉教授編輯，楊增新孫子楊紹箕作釋文整理，選百家書牘1700餘件，編為9大冊，名曰：《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饗世。這套書的序言由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先生撰寫（1987年元旦）。
如果從經濟角度看，今天這一大批手札，沒有幾千萬元是拿不下來的。
來源：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