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聊聊西方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思想流派——功利主義。
說起功利主義，很多人馬上想到的，都是些不好的東西。比如，我們說一個人做事情「太功利了」，感覺像是在罵他。一提「功利」二字，就總是和「唯利是圖」、「貪得無厭」這些詞攪和在一起。尤其在咱們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讀書人一向是恥於言利的，正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利字頭上一把刀，躲還來不及。
其實在西方，批評功利主義的也大有人在。19世紀英國著名作家托馬斯·卡萊爾，就曾把功利主義看做是「豬的哲學」。豬的生活有些啥呢？無非是吃飽了睡，睡飽了吃，見了異性做羞羞的事情，人活著若僅僅為了滿足這些低級趣味，那和豬確實沒啥兩樣了。
當然，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以上這些觀點，都是對功利主義的曲解，要想真正了解功利主義，我們首先得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去。
1/6 功利主義的起源
功利主義盛行於19世紀的英國。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像法國與德國，都已經有不少偉大的思想家。從思想史的角度，英國的地位不算突出。你可能覺得奇怪，為什麼功利主義誕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呢？
拿破崙曾把英國比作「小店主的國度」。聽起來不懷好意，實際卻準確概括了英國這個國家的特點。英國的私營經濟非常發達，故而造就了繁榮的工商業，這也是它能夠成為「日不落帝國」的重要原因。然而，英國的崛起，與它獨特的政治環境同樣密不可分。
英國是第一個推翻君主專制的國家，長期以來，英國一直被視為君主立憲制的樣板。然而，儘管國王的權力被約束了，卻不意味著英國政治就是「民主」的。因為它依然被貴族壟斷，這些貴族，主要來自傳統的地主階層。
從18世紀末開始，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商人的力量不斷壯大。與此同時，工業革命還催生了不少新興城市，像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罕等等。這些城市的居民和商人一樣，希望在議會中謀得一席之地。
但正如前面所說的，英國議會仍舊由貴族把持，貴族掌握上議院，而平民則集中在下議院。然而，由於當時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很多傳統選區的人口大量流失，卻保留了不少席位。而許多新興城市竟沒有一個代表，這自然引起了大家的不滿。
從19世紀三十年代起，英國的資本家開始和工人聯手，共同向議會施壓，要求給予更多的政治權利，不少城市爆發了集體抗議，商人們甚至威脅不再給政府納稅。終於在1832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項改革法案，對下議院的選區重新分配，並按照人口多寡，適度調整每個區議會代表的比例。改革之後，英國的選民增加了約22萬人。
不過，這僅僅是開始，1832年改革的真正意義，是它改變了英國議會由貴族壟斷的歷史。但這場改革還是無法讓民眾滿意，他們嫌政府給的席位太少。1848年，老百姓向政府遞交了一份有500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並組織大型集會，要求進一步擴大權利。
之後，英國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一會兒遊行，一會兒罷工，搞得政府焦頭爛額。而與之隔海相望的歐洲，此刻正捲入革命的洪流中。為防止英國重蹈歐洲的覆轍，1867年，英國再次通過一項改革法案，100萬城市工人獲得了選舉權。儘管上議院仍舊是貴族的天下，而且英國的農民也沒能獲得選舉權。然而相比過去，這已經是一個顯著的進步。
直到1884年，英國政府才將選舉權擴大到農民階層，英國的民主制度逐漸成型。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19世紀的英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平民化」的過程，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財富積累，為他們謀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而平民化從思想觀念上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功利主義。
2/6 傑米里·邊沁
1832年，也就是英國議會擴大選舉權的那一年。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傑里米·邊沁去世。今天說起功利主義，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邊沁。
邊沁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是優秀的法理學家與經濟學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研究法律和政策條文。21歲那年，邊沁取得了律師執業資格，但他很快就對英國的法律制度產生不滿，他希望從卷帙浩繁的法律條文中，找到一個理性的基礎，從而規範人的行為，這成了他一生的奮鬥目標。
傑米里·邊沁
從嚴格意義上，邊沁和英國的民主化改革沒有直接聯繫，從他個人的著作與書信中，也看不出邊沁是個民主派。在他生活的時代，英國平民的政治訴求還不像後來那麼強烈。然而，邊沁所提出的原則，卻對後人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幸福最大化」原則。
邊沁認為，評價一個行為或政策的好壞，唯一的標準就是效用。所謂效用，就是我們所獲得的滿足程度，通俗地講，就是幸福感。
舉個例子，你說你愛某個人，愛固然是一種寶貴的情感，可你的愛究竟好不好，不是你說了算，還得看你愛的人是否接受。很多父母對孩子溺愛有加，樣樣都寵著他，慣著他，他們以為這是對孩子好，殊不知，這樣的愛讓孩子倍感煎熬，他們覺得自己被掌握在別人手中。所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溺愛不是愛，而是一種自私與無知。
由個體推廣到全社會，邊沁指出，既然效用是衡量幸福的出發點，那麼公共政策的目標，就是讓所有人的效用總和最大化。這也是他致力於優化法律程序，完善政策制度的初衷。
這樣的想法，今天看起樸實得很，但也有些天真。它首先面臨一個技術難題，效用如何被度量？父母對子女的愛，丈夫對妻子的愛，兩者可以被量化嗎？如果能被量化，難道還要分出個高低不成？其次，如果某項政策讓一群人非常喜歡，而另一群人則不那麼喜歡，哪怕喜歡的人占大多數，但由於不滿足「效用總和最大化」的條件，是否就不應該執行呢？
當然，除了以上這些技術問題以外，邊沁思想最為人詬病之處，在於他借功利之名，抹殺了自由。曾有人指出，邊沁的「效用總和最大化」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由於效用既無法衡量，更難以疊加，結果反而會給當權者提供獨裁的理由，他們會以「為了讓所有人幸福」的名義，強行改變他人的偏好。
邊沁設計的環形監獄
就連邊沁自己，也未能逃脫類似的指責，他曾經設計了著名的「環形監獄」，把監獄長置於監獄中心，周圍的牢房呈環形排列，方便監獄長對每個人進行監視。邊沁認為，這種做法有利於罪犯改過自新，他顯然忽視了囚犯的感受。畢竟，在「社會總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之下，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犧牲的。
3/6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邊沁讓功利主義聲名遠揚，但他也險些把這一思想帶進了死胡同。進入19世紀，英國民眾對君主專制早已深惡痛絕，即便是溫和的專制，也被他們視為最壞的制度。政府若想取得民心，唯一的辦法就是對被統治者負責。
邊沁生前曾聘用過一位秘書，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穆勒。他同樣是一位優秀的思想家，且擁有傑出的行政才能，曾在東印度公司做了20年的高級職員。而詹姆斯·穆勒的兒子比父親更有名，他就是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國內有譯做約翰·密爾）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受父親影響，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從小就熟悉邊沁的著作，由於父親是邊沁的信徒，兒子也將邊沁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
穆勒生於1806年，卒於1873年。見證了轟轟烈烈的英國民主化改革。穆勒從小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對政治、經濟和歷史廣泛涉獵。16歲那年，他隨父親進入東印度公司，並在那裡工作了36年。
如果你對穆勒的生平感興趣，可以讀讀他的《自傳》，從《自傳》中我們看到，穆勒是個非常嚴於律己的人，他的童年生活很壓抑，父親對其要求嚴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穆勒的早年時光，深受功利主義的影響，功利主義要求一個人以數學化的方式看待世界，曾幾何時，穆勒認為自己變成了一台只會計算利益得失的機器，這讓他很痛苦，因為他感覺自己正失去正常人的感情。
儘管穆勒的青年時代如同苦行僧一般，但從內心深處，他仍然渴望擁有一個活潑自由的世界。他打心眼裡痛恨英國人的沉悶無聊，卻又無可奈何地接受著這一切。
從穆勒身上，我們能發現其潛藏著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是對傳統，對規則，對理性的高度崇拜，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掙脫這一切，給私人情感留下空間。從某種意義上，穆勒與神學家奧古斯丁有點類似，而正是這種張力，方能成就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穆勒的生活，是被一個女人改變的，她名叫哈麗雅特·泰勒，是個有夫之婦。丈夫去世後，穆勒與她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可惜對這位思想家而言，幸福似乎永遠是稍縱即逝的，婚後不久，泰勒便得了肺結核，為了紀念她，穆勒寫下了他最為膾炙人口的名著——《論自由》。
4/6 自由的維度
若不是因為之後出版了《功利主義》一書，穆勒會被很多人當做是自由主義者。《論自由》的影響實在太大，以至於出版不久，就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推介到歐洲各國。然而，穆勒的自由思想仍舊建立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之上，雖然他對邊沁的功利主義進行了改造。
功利主義的基本觀點：幸福是衡量行為的終級標準，被穆勒繼承了下來。從穆勒開始，他打算徹底改變人們對事物的評價方式，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基於虛無縹緲的東西。
這該怎麼理解呢？比方說在傳統社會，人們習慣於對各種自然現象貼上善惡的標籤。如發生水旱災荒，人們會認為這是上天對暴君的預警。如果我們得了不治之症，顯然是有魔鬼在搗亂。而穆勒就極力反對這種泛道德化的做法，在他看來，災害與疾病，沒有任何道德含義，道德應該是一套規則，看它是否對自己和他人有利。
在傳統思想中，我們往往習慣於從超驗的視角，對事物做價值判斷。比如基督徒根據教義，來評斷人的善惡。中國古代的儒家，則把世事更替歸結為「天道」。就連哲學家康德，也把人的道德建立在先驗的基礎上。總之，這些思想的共同點是：價值判斷的標準，必須來自經驗以外，否則就不牢靠。
而穆勒則打破了這一思路，他把道德理解為一套規則，把行為的判斷標準給可見化了。隨後，穆勒就能對自由採取全新的解釋。
穆勒認為，在一切價值觀裡面，人對自身的情感和判斷，無疑是最重要的。穆勒把個人價值，置於所有價值之上，這是個非常大膽的想法。由於個人價值的至高無上，穆勒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哪怕這種干預是出於善意。
但你馬上會反駁，這豈不是縱容一個人為所欲為嗎？但穆勒立即強調，這個準則適用於所有人，換句話說，如果你為追求你的幸福，妨礙了別人的幸福，那這種行為就應該被制止。
舉個例子，你喜歡聽音響，這是你的自由，因為音響能帶給你愉悅。但如果你在午夜聽音響，打擾了鄰居的休息，警察就會來敲你的門。但是反過來，只要一件事我喜歡，且沒有妨礙到他人，無論我做了什麼，別人都管不著。
英國著名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把穆勒的思想總結為「消極的自由」。即「一個人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值得保留的空間，法律的任務，就是給個人空間劃定清晰的邊界。
以賽亞·伯林
這便是功利主義的自由觀，它不基於任何崇高的理念，而完全是從規則出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規則一旦得以推廣，全社會就能達到均衡解。在我看來，功利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價值觀，不如說像一套程序，它使建立一個普遍的規則系統具備了可行性。
5/6 暴民的統治
穆勒的功利主義遭到了大量批評，很多人覺得，穆勒的主張似乎是：只要不犯法，不管我做啥都無所謂，反正開心就好。
為此，穆勒也很苦惱。雖然他繼承了邊沁的思想，但並不認同他的所有觀點。比如，在邊沁看來，藝術作品無論好壞，只要能帶給人愉悅，兩者便是「等價」的。穆勒完全無法接受這種觀點，我喜歡聽交響樂，你喜歡看肥皂劇，同樣是沉浸其中，難道我倆的品味沒有差別嗎？更重要的是，穆勒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國民主化改革的高潮，當他看到越來越多的平民獲得選舉權，卻並未因此感到高興。
穆勒所受的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這種教育從小就提示他，社會是由偉大的個人推動的。英國的政治傳統，也是貴族干政。從某種程度上說，穆勒和貴族們一樣，對平民持不信任態度。
儘管穆勒贊成民主制度，但他不希望看到民主被多數人裹挾。因為他們缺乏自己的判斷力，只會人云亦云，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罷了。
穆勒對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讚賞有加，但他也對作者筆下的美國異常警惕，穆勒看到，美國沒有偉大的思想家，恰恰是因為人們受制於大眾輿論，滿足於低劣的思想快餐。在這裡，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老學究，一邊鼓勵年輕人獨立思考，大膽追求自己的夢想，一邊又對娛樂選秀節目嗤之以鼻，號召大家少看為妙。托克維爾則乾脆說，美國社會根本不鼓勵個人的獨立思考。在兩者看來，民主最終的結果，就是淪為「多數人的暴政」。
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會覺得穆勒與托克維爾的觀點很奇葩。民主制度與獨立思考是否衝突，現實早已給出了答案。既然如此，為何兩人仍舊對民主制度保持謹慎的敵意呢？
托克維爾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穆勒與托克維爾都是社會精英，托克維爾是貴族後裔，雖然他們的思想走在同時代人的前例，卻還是能看到傳統的遺蹟。何謂傳統的遺蹟？就是對事物，依然保留著價值判斷，相信這個世界上，始終有一些絕對的東西。
比如，儘管穆勒的《功利主義》被批為縱容唯利是圖，但穆勒仍辯稱，人們在做出選擇時，必須得受到「良知」的影響。但穆勒無法對良知作出準確的定義，但他似乎也感覺到，單憑快樂和痛苦，無法充分地揭示人性。而真正健全的民主制度，還是得來源於某種價值認同。但穆勒仍舊把這一認同，寄希望於少數人。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穆勒會在他的《代議制政府》一書中，會提出讓受過教育的選民獲得更多的投票權。因為穆勒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讓民主淪為「多數人的暴政」。然而，他也有意無意地落入了價值判斷的圈套，至少在他眼裡，社會參與不是人人都有資格。你總得先相信點什麼，才能有更多的發言權。
6/6 功利主義的果實
當然，以上這些觀點，並不是否定穆勒和他的功利主義思想。前面說過，偉大的思想家，往往是矛盾的，他們從來不想給世界一個現成的答案。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給後人無限的解讀空間。
至於邊沁的功利主義，也並未過時。邊沁試圖把幸福加以量化，從而變成一門科學，在當時看來有些異想天開，可是在今天，隨著認知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很多人重新對邊沁產生了興趣。比如，著名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就試圖把邊沁的思想移植到行為經濟學領域，並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丹尼爾·卡尼曼
不過，功利主義所孕育的最大的一顆果實，是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並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開枝散葉。功利主義不僅給人的自利行為以正名，還建立了一套基於自利的價值框架，在此基礎上，經濟學家得以觸及一些更深層的問題，並開展更為精細化的分析。
比如，經濟學裡有個著名的學派，叫做「公共選擇學派」，探討的就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對個人效用所產生的影響。只是與穆勒那些老一輩思想家不同，「公共選擇學派」的學者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技術問題上，比如投票權的設置，公共政策的對人約束等等。在「公共選擇學派」眼中，政治家已經失去了昔日的神聖光環，他們和商人一樣，都是一群精於算計的「理性人」。政治是一項交易，不帶任何感情色彩。
到了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那裡，民主政治更是直接被簡化成一道數學題。「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提出，使人們徹底懷疑起民主政治的有效性。「阿羅不可能定理」在此不做詳細介紹，以後我會專門加以討論。這個定理簡單地說就是：選舉不一定能反映多數人的意願，因為個人偏好無法傳遞為集體偏好，如果我們把一件事情交給集體來決策，可能會陷入永遠的扯皮。
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
阿羅用嚴格的數學公式，證明了民主政治無法取得多方滿意的結果，而這也徹底推翻了功利主義的基本觀點：政府目標就是所有人效用總和的最大化。既然效用總和根本就不存在，「最大化」也就失去了意義。而諷刺的是，推翻這一觀點的，正是功利主義所倡導的數學方法，功利主義用自己發明的刀，殺死了自己。
從邊沁到穆勒，從公共選擇學派到肯尼斯·阿羅，功利主義在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歷經嬗變，它不僅見證了民主制度的發展，也讓民主不斷地拆解和反思自己，正是功利主義，讓世界得以祛魅，使之失去了往日的崇高與神秘。通過功利主義的視角，世界不再變得有趣，然而，這就是清醒的代價，也是現代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