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文 | 閆桂花
《南中國的世界城》出版於2019年，是人類學家、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及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和他的學生林丹博士、楊瑒碩士的著作。三人在2010年至2015年，分不同時段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和訪談，研究了廣州的廣園西、小北等地區的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人際關係和生意往來。該書試圖真實地描繪出，在廣州這個最多元文化的城市裡，有著怎樣的全球化場景和中外關係。
由於各種印象式解讀和傳聞，中國人與非洲各國人在交往中存在諸多誤解。麥高登和林丹在書中澄清了許多迷思。比如，來廣州的非洲人其實並不窮，他們屬於本國的中產階級，不僅比本國人富裕，甚至比許多廣州本地人都有錢。比如許多非洲人聲稱，中國人做生意時喜歡欺騙他們。這其實也源自雙方的假設不同。非洲人喜歡砍價，把價格壓得特別低；而中國人則喜歡在答應成交後，按低價做出產品。顯然，這樣的產品的質量，會跟非洲人預想的不一樣。
藉由一個個精挑細選的人物故事，作者們呈現了全球化的另一個側面：自下而上的、底層的、更普世的以及更富人文情懷的部分，作者將之稱為低檔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它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學主導的語境下的全球化截然不同，有著更多人情味和人文關懷。
在全球貿易開起倒車、經濟政治化傾向明顯，尤其是疫情肆虐導致全球合作面臨嚴峻考驗的當下，人類學家視角下的這種全球化，也許是我們更需要的一種視角。「中國人不僅合法地為發展中國家製造了很多廉價商品，也給發展中國家帶去了很多仿造品和山寨貨，這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當歷史寫就的時候，21世紀時的中國將被大大地讚揚，因為是她把全球化帶給了發展中國家。」身為人類學家的麥高登，總結的觀點更具歷史和人文關懷。
本文內容主要基於對麥高登教授和林丹博士的訪談，部分內容整理自林丹的公開講座，刊出時有編輯。
正午：為什麼寫這本書？
麥高登：這個話題本身很有意思：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外國人聚集在廣州？尤其是考慮到中國一直不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很多外國人去廣州，而且規模這麼龐大。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的學生們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了。楊瑒（本書第三作者）以廣州奈及利亞人的研究寫成了她的碩士論文；林丹（本書第二作者）已經在做她的博士項目，研究廣州非洲人與中國人的日常交往，所以大家就決定一起寫本書。
正午：在廣州的非洲人到底有多少呢？
林丹：最新的官方數據是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在今年4月12日通報的：截止到2019年12月25日，「非洲國家人員」在廣州常住的是13652人，疫情期間下降到4553人。坊間傳言有二三十萬非洲人，可能是源於廣州口岸非洲人出入境按人次計算的數字，不過人次不能等同於人數。
正午：能不能給身在廣州的非洲人畫個群像？很多中國人一提到非洲人，似乎就會一些刻板的印象。
麥高登：很難概括，就好比，你怎麼去描述在英國的亞洲人，比如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非洲這麼大，索馬利亞人跟奈及利亞的基督徒就非常不一樣。
林丹：我們書里講的非洲人，大部分是撒哈拉以南的、膚色為黑色的非洲人。實際上非洲人是非常diversified（多元化）的，而且就我訪談過的人來說，絕大多數人都有對自己的國家有非常深的認同感，你統一稱呼他們「非洲人」，他們有時會覺得這是一種冒犯。
而這一點似乎是大部分中國人，甚至政府，都沒有意識到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外籍人數報告，政府文件在統計在華外國人的時候，單獨列出了日本、韓國等等，但是把從非洲大陸來的統一列為「非洲人」。
麥高登：許多中國人普遍認為，在廣州的非洲人都非常窮。實際上不是，他們都屬於本國的中產階級，他們能來到廣州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能坐上飛機，不管是從奈及利亞還是剛果，他們本來就比其他非洲人富裕得多。而且很多人——雖然不是所有人，但占比很大——生意做的非常大。可以說，很多人都比中國廣州小北的居民富裕得多。當然也有些人很窮。
而且，他們來中國是採購商品，然後賣回到非洲，所以你需要大筆的錢來購買貨櫃規模的商品。幾乎所有來到中國的非洲人都是奔著這個目的來的，他們在廣州謀生活，然後回國，基本不會留在廣州。
林丹：我訪談過的非洲人中，不難遇到隨身帶著上萬或幾萬美金（摺合超過人民幣十萬）的人，確實比他/她在日常接觸到的中國人富裕。我們很難精確地給「非洲人」畫個群像，因為這是一個內部非常多元的群體，他們有不同的族群、講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宗教、甚至在中國有非常不同的謀生手段。但是如果說廣州的非洲商人都非常窮，那是中國人的一個錯誤想像。我可以補充一個例子：訪談期間曾經在小北碰到一個來自東非的女商人正在跟店主吵架，因為後者聲稱這位非洲商人欠了她80塊錢，等我到的時候雙方爭執得已經非常激烈，店主認為她很窮，給不起錢。這位非洲商人憤怒地打開包，拿出一沓美金，說「我有美金，你能找開嗎？」
說到非洲人，有人會提到「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我想強調的是，不能把「非洲人」簡單粗暴地跟「三非」畫上等號。確實不排除有人非法入境、居留和就業的，實際上「三非」涉及多國籍的人，也不全是非洲人。
麥高登：我們認識的在廣州的非洲人，大多數都是合法居留的，少數人不是。滯留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奈及利亞人擔心，如果他們下了單就回到非洲，會被中國的中間商欺騙，所以他們寧願等到商品完工且運出去之後再走。但他們所持護照時效比較短，所以就可能滯留一兩年甚至五年、更長時間。
正午：你們在田野調查的時候，類似印象深刻的故事肯定還有很多，能否再分享幾個？
麥高登：我們跟很多非法滯留的非洲人相熟，他們中很多人通常隨身帶著自己的行李包，就是擔心隨時可能被警察逮捕。
有一個從非洲人嘴裡經常聽到的故事是，中國人欺騙他們。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確實有很多人被騙，但經常是做生意討價還價的結果。非洲人特別喜歡討價還價，把價格壓得特別低；而中國人特別想賺錢，於是就會說好啊，沒問題。最後的結果呢，就是在非洲人要求的價格下能做出來的產品。顯然，這樣的產品的質量，就會跟非洲人預想的不一樣。在這個過程中，非洲人假設的是，中國商人故意給他們報很高的價格，而中國人假設的是，非洲人知道什麼樣的價格對應什麼樣的商品，這就是誤會出現的原因。
另外印象比較深的是，很多中國商人會僱傭特別漂亮的年輕女孩，讓她們跟非洲人聊天、開玩笑，聊著聊著就達成交易了。
林丹：有訪談對象告訴我，他在公交車上曾經被同車的中國乘客摸胳膊，確認他皮膚的黑色是不是真的擦不掉，是不是因為他沒洗澡。
另外比如有的非洲訪談對象跟我抱怨經常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他們認為這是膚色歧視，其實這背後還有經濟的原因。我問過好幾個計程車司機，他們都說這樣做是出於經濟原因。因為非洲人喜歡噴香水，但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司機說，載過一個非洲人，可能接下來兩個小時都很難載到中國人，因為車廂里縈繞著濃烈的香水味兒，所以他們不願意為了一單可能二十幾塊的收入影響了接下來好幾個小時的收入。
另外很多非洲人特別喜歡「open invitation」（開放式邀約），所以就會出現這種情景：一個中國人邀請了一個非洲朋友，結果這位非洲朋友帶來了好幾位他的朋友。很多中國人對此就無法理解。所以相互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就特別重要。
正午：書中將在廣州的非洲人所從事的事情，稱為「低檔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這個概念跟我們通常所說的全球化有什麼區別？
麥高登：高檔的全球化（high-end globalization）是我們普遍認為的全球化。其主體包括蘋果、華為、星巴克、麥當勞等跨國公司，這些我們都知道。而低檔的全球化，它們通常沒有商標品牌，甚至沒有公司，只是商人購買相對少量的商品，有時候是跟朋友合夥，有時候是跟家庭成員一起，然後把商品帶回自己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還經常觸犯到法律。這是低檔全球化運作的方式，這也是全世界70%的全球化運作的方式。在非洲，比如南非等地方，大部分的貿易都屬於低檔的全球化。
中國，某種程度上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雖然中國製造正在從低檔走向高檔，但一定程度上也還屬於低檔全球化。我們必須理解這種形式的全球化。
正午：低檔全球化過程中經常觸犯法律，你們支持這種低檔全球化嗎？
麥高登：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觸犯過法律？我確信你有過。有時候紅燈亮著的時候你就過馬路了，有沒有？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某個時節觸犯過法律。誰都不能否認。
觸犯法律的情況更頻繁地發生在非洲商人身上，部分是因為，他們販賣的商品大概10-20%是仿造品（copy goods）（這是我通過調研發現的）。仿造品指的是，仿照其他品牌製造但沒有原產logo的商品。他們也大量販賣山寨貨（knock-off goods），這些商品仿照的是別人的商品，但不放上所仿造商品的品牌名稱。
許多貿易商都接受這些產品，對商人而言，只要你能賄賂到相關的官員，你就不會有問題。中國有個別海關人員也會接受賄賂。所以不能說是非洲人在做壞事，確切說，也是他們跟中國人一起做壞事。
這是大家一起賺錢的方式，人們不在意誰是製造商。當然，如果賣的是毒品，那肯定不能接受；如果在中國從事性工作，也不是一件好事，雖然沒有販毒那麼惡劣。
不過如果交易的是商品呢？這就不是那麼容易定性了。我個人認為，這些仿造品，甚至山寨貨，對世界來說是個好事，因為它們讓非洲變得更加美好了，而中國在這方面發揮了作用。
正午：但現在中國已經不再鼓勵這種低檔產品的製造了。這些非洲商人還會繼續留在廣州做生意嗎？
麥高登：廣州現在加大了對本地貿易商的管控，有些非洲商人已經離開了廣州。部分原因是，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了，越來越向富裕國家靠攏，不願意容忍假冒偽劣產品了。
而且，這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白人更受歡迎。我估計如果我在廣州的話，我可能受到的待遇會更好一點。所以這部分能用階層化來解釋。
我認識的很多非洲人，現在去了越南胡志明市。那裡越來越富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控制沒那麼嚴格，房子也更便宜。
不過我猜，大部分人應該還會待在廣州，哪怕不開心，估計大概5000名原來在廣州的非洲人，現在離開去胡志明市了。
林丹：5000已經是個不小的數目了。根據我的觀察，現在不少人還留在廣州，不過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集中了，有些人去了別的社區，很多人不再停留在小北或者三元里附近。
正午：最近幾年，中國跟非洲的貿易關係有哪些變化嗎？
麥高登：中國過去曾經非常受非洲商人喜歡，因為中國是他們交易的商品的來源地，就像書里有個商人說，在肯亞，除了陽光，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製造。不過，過去幾年，對中國的感受變了，當然這也取決於不同國家，有些國家跟中國關係好，有些國家不那麼好。部分因為商業因素。許多非洲國家喜歡中國人的前提是，他們在批發商品的鏈條上站在更高的一層級上，一旦中國人也加入到零售環節，就會跟非洲人產生競爭。
我認為，許多非洲國家對中國還存在一些疑慮，但同時，他們仍然非常熱愛中國商品，隨著非洲人均GDP的增加，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仍然會增加。
還有一個因素是，我認為，中國政府越來越希望中國製造商去非洲，而不是希望非洲商人來中國。
林丹：Gordon（麥高登）的意思是，越來越多中國製造商到非洲，中國商人將他們工廠的產品直接在非洲大陸售賣，成本會遠低於非洲商人來中國採購再回去售賣，非洲商人的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小，他們就不會再來了，而且中國政府不希望他們來。但是關於中國商人會完全擠兌掉非洲商人的這個判斷我是存疑的，我認為還有待觀察。現在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吧？至少現在看還有不少非洲商人在廣州，而且還繼續有人過來。
麥高登：我看過很多貿易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你在阿里巴巴有個帳號，你可以自己去賣，就不需要中間商了。
林丹：我認為不是，首先市場這麼大，現在不管是中國人去非洲還是非洲人來中國，都可以賺錢。其次我們的研究也顯示了因為信任的缺乏，在場（presence）做貿易的重要性。
麥高登：前年在廣州我做過一個演講，題目是中國會不會出現中國版的歐巴馬。目前來說，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中國更想成為一個基於民族性的國家（ethnic Chinese），有點像日本：我日語說得很好，但是如果我告訴日本人我是個日本人，他們會覺得我瘋了。「你怎麼可能是日本人？你不像日本人。「 中國也差不多。
問題是，中國人是否想讓外國人移民進來成為中國人？如果非洲人和中國人結婚生了混血的孩子，那他們是不是會成為中國人？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在韓國，已經有10%的婚姻是跨國婚姻，通常是跟中國人、印尼人或者越南人通婚。韓國已經改變了，中國是不是也會改變？我覺得中國將不得不改變；但眼下，中國似乎還沒有往這個方向變化。
這確實是個很難做的決定。日本已經開始向移民社會改變了，因為人口在流失。從這個角度說，讓外國人進來也許是個好事。
正午：人類學家對全球化的看法，是不是跟經濟學家不一樣？
麥高登：這是個好問題。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數據，比如，人們在海關申報單上填的退貨（returns），他們從中國運出來的商品數量。這都是謊言！它們都不是真的，通常來說，人們只申報貨運量的一半，為了逃稅。所以，經濟學家根本看不到這些「看不到的」貨物，哪怕仿造品或者山寨貨都看不到。
因此，要想了解真正的低檔全球化就得跟人們談話，比如跟小北的手機商人談話。可能要跟他們接觸好幾個月，才能讓他們真正信任你，這時候你就可以問他們了：你是怎麼讓這些山寨貨運出中國海關的？進索馬利亞海關的時候付了多少賄金，要想入關得怎麼辦，等等這類問題。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賄金，所有跟貿易有關的都如此。有個有趣的故事，我有個索馬利亞朋友，有一次他把貨從杜拜運到索馬利亞碼頭的時候，我們正在電話上，當時他正想入關，然後我就臨時充當了一把他的律師，他的西方律師。這正是人類學家會做的事情，當然不一定是要造假。但你懂得，你得參與進去才能了解事情到底是怎麼運作的。人類學家深入到他們的貿易中並能從中發現很多。人類學家了解人，了解他們的生活，而這是經濟學家辦不到的。
林丹：人類學家常常是從下往上（from the bottom up）看，很強調對人、特別是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也很強調地方社會、文化的獨特影響。在全球化上，人類學家很關注全球化在不同層次上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地方社會對全球化的反應（respond），包括由此在生活、制度、文化等方面作出的改變。像Gordon說的，經濟學家常常關注看報告上的數字，而人在這些報告里往往是缺位的。從報表上你看不到地方社會和文化的多元化，而這恰是我們關注的。
正午：全球化有沒有導致不平等加劇？
麥高登：我不認為全球化導致不平等加劇了。是的，過去50年，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平等都在攀升，但與此同時，整個世界也在變得越來越富有。50年前，世界人口中有40%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下，日平均生活消費不足1美元，現在這個比例大概是10%。這是個巨大的變化。
當然了，不可否認，富人以很快的速度變得更快，而窮人只是變得富有了一點點，但即便如此，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我仍然相信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美好。相比不平等，我更擔心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問題。但不管怎麼說，網際網路正讓世界變得更加平等。有了網際網路，你可以查到大部分信息——當然不是全部，畢竟還有付費牆——但仍然是自由了很多，因為你可以獲知信息。雖然有語言障礙，但畢竟信息就在網際網路上，這本身就是個好事。它讓世界變得更平等。
正午：低檔全球化會成為未來嗎？
麥高登：這個問題不錯。經濟學家對此爭論很多，我確實無法預知未來。確實，在很多國家，甚至在非洲、在南亞，政府正在試圖阻止低檔的全球化。比如肯亞，以前受賄的事非常盛行，但是現在顯然，政府管控越來越厲害，這樣的事越來越難做了。
然而，因為低檔的全球化永遠都有吸引力，我認為它會繼續，只要世界上還有窮人，低檔的全球化就會持續存在。
某種程度上，我自己就參與到了低檔全球化里了。我最早去日本的時候，在那教英文，我的客戶，醫生什麼的，他們不會通過政府給我支付薪水，而是直接給我支付現金。我收到的工作報酬都是現金，我可不會為這個向哪個政府彙報我的收入。所以，這就是低檔全球化。這不是什麼隱秘資金（secrete money），但我能拿來付房租，這對我是個好事，因為當時我沒掙多少錢。
這種事還會以各種方式繼續。現在各個地方的政府都在想著要減少低檔的全球化，但是也要看到低檔全球化的好處。是的，或許某種程度上會觸犯到法律，但是這些法律基本上也是大公司自己制定的，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服務的。
比如，如果有人要仿造一部iPhone手機或者華為手機，這確實不能算是個好事，因為蘋果公司和華為公司花費了大量的資金用於研發。然而，如果有人仿製的是一個路易威登的時尚包呢？這算是個很糟糕的事嗎？也許一些時尚人士會認為確實很糟糕，然而，那又如何，反正我就是這麼想的。
製造假藥可能很惡劣，因為可能導致人命傷亡，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能製作出一些跟原版一樣好價格卻只有原版20%的商品呢？我覺得這是好事。我覺得手機就可以列入這個範圍。不管怎麼說，對非洲來說，手機不管從哪個層面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讓這麼多非洲人得以跟世界連通起來。他們可以通過手機接觸各種各樣的信息，包括經濟方面的信息。
這些手機多少錢？查查就知道了，十年前根本不可能想像能以現在的價格買到。所以這讓世界變得公平多了，因為人們能夠獲取信息。所以我認為這是個好事。
我也知道到仿造品和山寨貨有不好的地方，但總體來說，我認為利大於弊，尤其是山寨，山寨確實存在智慧財產權問題但不能說是犯罪。換句話說，如果我買個仿造的iPhone，但我不把商標放上去，蘋果可以起訴我，但政府不能把我送監獄裡去。偷竊智慧財產權確實不好，但對那些沒有錢買原版產品的人來說，這些產品真的能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好很多。
林丹：我同意他說的山寨產品「好」的一面，這其實是一個基於當地人觀點（insider perspective）的解釋。我認為這也許是作為人類學家的一個好的地方：我們經常可以了解到一個現象之後的不同解釋，看到灰色地帶，也看到好的一面（the bright side），比如我們看到的是這些半合法的產品為世界上某些群體的人帶來的福祉，不單是城市裡特定階層的人可以享受某種技術成果，它讓一些非洲國家的人、其他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以及一些住在偏遠地區的中國人，享受某些技術成果成為可能，這也是個好事。當然提到灰色地帶，我也要藉此特彆強調違法和犯罪的區別，Gordon前面提到說沖紅燈無傷大雅，但是如果是涉及犯罪的行為絕對是不被允許，不能為其找藉口。二者在法律上有明確的區分，我強調的是他們社會傷害程度不同。
麥高登：中國人不僅合法地為發展中國家製造了很多廉價商品，也給發展中國家帶去了很多仿造品和山寨貨，這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當歷史寫就的時候，21世紀時的中國將被大大地讚揚，因為是她把全球化帶給了發展中國家。也許這裡面有些做法不那麼合法，那又如何？
你可以直接引用我這句話：我愛中國，因為她製造了半合法（semi-legal）的商品，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確如此。
《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
麥高登（Gordon Mathews）、林丹、楊瑒著．楊瑒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
五個廣州外國人的故事｜正午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