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功德林勞改營迎來了一批新的「客人」，這些人曾經是國民黨的舊將，在解放戰爭中兵敗被俘。
他們之所以被關押在功德林，其實有一定的深意，很多國民黨將領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他們在革命時期替蔣介石賣命，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但是客觀來說他們受到蔣介石蠱惑並不是太深。
對於這些戰犯，關押不是目的，讓他們的思想發生轉變，儘快回到人民群眾當中去，才是功德林所有管理人員的最終目標。
從1959年到1966年，我黨先後進行了六次特赦，這些戰犯大多數都已經對舊社會的腐朽有了清醒的認知，對自己的過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先後成為了新中國的合法公民，並且各自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默默奉獻。
但是功德林中的戰犯並非都積極配合改造，個別人把對蔣介石的愚忠當成是軍人的骨氣，所以這批戰犯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
這次特赦也是新中國的最後一次特赦，共有接近300名戰犯重獲自由，這些人大部分都已經是兩鬢白髮，在勞改所里度過了大好年華。其中有10名戰犯被特赦後請求前往台灣生活，他們的結局令人感到唏噓。
一、「臨走前請他們吃頓飯」
上世紀七十年代，愛國詩人余光中的《鄉愁》在海峽兩岸流傳，「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短短的幾句話寫滿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酸與無奈。
主席看到這首詩後頗具感慨，於是產生了將最後一批戰犯特赦的想法。1974年底，時任公安部部長整理出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
這篇報告詳細列出了最後一批特赦人員的名單，主席閱後發現特赦人員名單中不包括黃維、周養浩、文強等13名國民黨戰犯，於是批示說：「他們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經到了遲暮之年，也該和家人團聚了。」
「將所有戰犯全部特赦，而且這次特赦沒有任何前提條件」，這一提議在當時有些人不太理解。到了1975年還沒有釋放的人幾乎都是頑固分子，這些人早年都是犯下了累累罪行。
尤其是名單中未列出的13人，各個都罪孽深重，而且在勞改營中抗拒改造，態度極其惡劣，比較有代的就是黃維和周養浩。
黃維曾經是蔣介石的嫡系，淮海戰役期間為了阻擋我軍進攻的步伐，違反國際公約，使用化學武器，二野官兵深受其害。
黃維時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只是敗將，不是罪犯。」為了抗拒改造，他竟然提出製造永動機。只要一有時間就會放聲背誦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就連曾經的下屬楊伯濤都看他越來越不順眼。
周養浩曾經是臭名昭著的「書生手」，在他手裡犧牲的革命烈士不計其數，著名的愛國將領楊虎城就是被他設計害。
周養浩在功德林拒不承認自己的罪行，曾經還對積極改造的沈醉大打出手，是功德林中最大的刺頭之一。
除了周養浩、黃維，文強、劉鎮湘、蔡省三、陳士章等人也都是功德林中讓管理人員頭疼的頑固分子，所以他們只能目送同行們一批一批的被釋放。
即便這些人尚未達到被特赦的標準，主席卻現得十分大度：「這13個人雖說態度不好，但如果大家都走了，再繼續扣押著他們，也就顯得我們太小氣了，都放了吧，一個不留。」
強行對一個人改造，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經過了20多年努力，我黨已經把新中國建設成了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讓這些人出來感受一下中國的變化，或許能夠讓他們的思想發生轉變。
1975年，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當他們走出勞改營的那一刻，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主席還做出了批示：「臨走前請他們吃頓飯，然後每人發給他們100元生活費。願意留在大陸的，當地政府負責為他們安排穩定的工作崗位，如果願意回台灣，那就發給他們足夠的路費，允許他們經香港回到台灣。」
我黨的真誠最終還是打動了這批頑固分子，他們紛紛對我黨的寬容示感謝。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陸，只有10人選擇了回到台灣。
當時的主席已經步入了晚年，這也是他為解決台灣問題作出的最後努力，他希望這些人回到台灣後能夠宣傳我黨的政策，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然而他們卻辜負了主席的期待。
二、國民黨的棄子
這十名要求回到台灣的人其實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九人均是因為家人曾經在1949年跟隨國民黨來到了台灣，他們只是想單純的和家人團聚。
我黨尊重了他們的選擇，即便是依然心繫國民黨的蔡省三，我黨也沒有過度為難，臨行前還給他們安排了一場踐行飯，並給他們發放了足夠的路費。
黨中央特意安排了專機將他們送到了深圳，然後在前往香港，考慮到這些人大多數已經步入老年，所以我黨工作人員幾乎是保姆式全程陪同，並對他們說：「如果在台灣生活的不如意，隨時歡迎回到大陸。」
然而，國民黨的做法卻與我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於當時蔣介石剛剛病逝，蔣經國正在為父親主持葬禮。
蔣經國認為，這些人手上都有累累血債，共產黨怎麼可能這麼輕易的釋放？這十個人很有可能早已被大陸策反，這次回台灣也是想要從事間諜活動。
對於這十人遞交的入境申請，蔣經國不但沒有批准，反而派特務到香港將這十人集中審訊。特務要求他們承認「前往台灣是為了幫助共產党進行統戰工作」。
這些曾經功德林的頑固分子，無比失望，此時他們大多數都已經是兩鬢斑白的老人，怎麼可能會協助我党進行統戰工作，即便是能回台灣，他們大機率也會過起普通人的日子，只想與家人團聚，無心再涉足其他。
但是在國民黨特務的眼裡，這些辯解毫無價值，所以他們始終被軟禁在酒店中，這種漫無目的的等待十分痛苦，有些人再次向國民黨遞交了申請，並詳細的解釋了來到台灣的原因，但是這些申請要麼被監視他們的特務扣留，要麼被蔣經國無視。
黨中央得知這些消息後，再次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並告知他們，如果不能順利回到台灣，可以再次回到大陸，組織會妥善安排他們的生活。
由於他們過度思念家人，所以一直對國民黨心存幻想，直到一件意外事件發生後，他們才真正的認清了現實，無論以前他們為蔣家流過多少血、多少汗，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說已經毫無價值，他們正在被拋棄。
三、心灰意冷，各奔東西
這十人中，下場最慘的當屬原國民黨第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鐵石。
當時負責監視他們的國民黨特務也都個個沒安好心，特務們編造各種理由騙取我黨發放給這批人的路費，其他九人都非常清楚特務們都是什麼貨色，唯獨張鐵石，為了能夠回到台灣，絲毫沒有對這些特務有防備之心，結果身上的財物被騙得一乾二淨。
特務們拿出了一份悔過書，逼迫張鐵石簽字，悔過書上寫著：「我回到台灣的目的是為了瓦解國民黨，我對此示懺悔。」
張鐵石看過悔過書後勃然大怒，大聲斥責特務們的無中生有，然後將悔過書撕得粉碎。特務們甚至用家人來威脅他：「如果你承認自己的罪行，不僅你回不了台灣，就連你在台灣的家人也將會受到牽連。」說完這句話後，特務們便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張鐵石的房間。
此時的張鐵石心灰意冷，他為了國民黨奉獻了半生，沒想到晚年卻遭到了猜疑。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讓自己的家人遭遇不測，張鐵石在當天晚上選擇了自縊。
國民黨在這一事件發生後，作出了一個更加讓人難以接受的決定，他們阻撓張鐵石的家人前往香港辦喪事，幾個月後，才允許他的家人將骨灰從香港帶回。
這一消息馬上傳到了其餘九人的耳朵里，此時人人自危，誰會成為下一個張鐵石，不得而知。
蔡省三曾經是蔣經國的親信，解放戰爭時期，蔣經國乘坐火車南撤，蔡省三為報蔣經國的知遇之恩，留下來帶領一支小部隊阻擊我軍追擊，結果被我軍俘獲。
和其他9人不同，蔡省三回到台灣是想繼續在蔣經國手下效力，為國民黨服務。雖說我黨知道他的心思，但是依然給他一路開綠燈，尊重他的選擇。
蔡省三原本以為憑藉自己和蔣經國的舊情，能夠被台灣接納，但是蔣經國對於他入境許可的審批一拖再拖，在香港簽證即將到期的時候，蔡省三對於國民黨徹底失望，於是決定留在香港度過自己的後半生。
之後蔡省三在香港成為了一名媒體撰稿人，雖說他已經被國民黨拋棄，但懾於國民黨的淫威，蔡省三每當寫到那段歷史時，他總是諱莫如深，所以生活還算是穩定。
當時和蔡省三一樣留在香港的還有王雲沛，但是王雲沛的心態顯然沒有蔡省三那麼樂觀，王雲沛在香港無依無靠，沒過多久便鬱鬱而終。
段克文、周養浩、陳士章、王秉鉞在得知前往台灣無望之後，也無顏再回到大陸，於是登上了前往的飛機。
四人前往後，周養浩、陳士章和王秉鉞都過起了平凡的生活，唯獨段克文由於在無依無靠，為了生計開始宣揚一些反華、反共的言論譁眾取寵。
為了賺錢，段克文還寫了一本名叫《戰犯自述》的書，講述自己在功德林「受苦」的日子，這本書很快引起了記者的關注。
一名記者得知周養浩也曾在功德林中「受苦」，於是主動找到了早已淡出公眾視線的周養浩，希望他能評價一下段克文這部書。
沒想到周養浩大罵段克文：「他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如果沒有主席和共產黨的政策，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後來周養浩在安享晚年，1990年去世時，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還為其敬獻了花圈。中美建交之後，段克文越來越不受待見，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至於他的結局一直沒有明確記載。
王秉鉞的女兒來到發展的時間比較早，所以他到了後也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
陳士章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的家人跟隨國民黨前往了台灣，但是在台灣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能前往和陳士章團聚，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据，據說晚年的陳士章曾經依靠幫富人家庭院除草為生。
這十人中比較有先見之明的是楊南邨、趙一雪、張海商，他們三個在遭到國民黨的拒絕之後，果斷選擇了返回大陸，從此成為了地方的政協委員，最終落葉歸根。
1987年，蔣經國迫於壓力放棄了「三不政策」，允許台灣老兵回大陸進行探親，余光中口中的「淺淺的海峽」不再成為兩岸同胞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當年那批被特赦的戰犯卻無意回到台灣，這足以看出，他們徹底的看清了國民黨的本質，以及對我黨寬大的感恩。
結語
縱觀人類的戰爭史，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給予戰俘如此多的包容，我黨以仁為本的方針贏得了世界範圍內的一致好評。
正是因為我黨對於曾經的敵人始終懷有包容的態度，才讓海峽兩岸的關係穩步發展。如今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完全有能力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但是考慮到兩岸同胞的感情，我黨始終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相信兩岸統一的那一天終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