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與俠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特有的產物，它們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扮演著不同角色。
前者作為維繫階級統治的根本思想，從上至下影響著社會方方面面，而後者作為自民間而起的社會現象，反應了大眾自發產生的普遍心理。
但它們並非是水火不容的文化形式，反而在漫長的歲月間產生了碰撞與吸收融合，形成了互補的形式——儒俠精神。
特別是在唐朝時期，隨著國力的興盛，社會呈現出極高的包容性，而人們也以更為開放的心態，積極地延俠入儒，使之融入社會。
也正因為儒俠精神在唐朝文人間大為盛行，從而衍生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儒俠並行的風流場景，更是讓後世無數墨客人俠心嚮往之，魂牽夢繞。
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個詩酒風流的時代，感受唐朝文人的儒俠精神，體悟為何儒俠之風能盛行於世。
儒、俠文化的內涵與起源
「俠」，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多以遊俠、俠客等稱謂出現。
韓非子曾論：「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東漢班固也秉持相同觀點，認為遊俠是禍亂社會破壞法治的惡人。
當時的戰國，處於社會形態轉型過渡時期。
頻繁的戰亂使得民不聊生，而自我意識的覺醒又使人民對貴族肆意殺戮的行徑極為不恥。
有識之士開始關注到萬民之苦，各種學派思想一時間風起雲湧。
在這其中，墨家學說對俠精神的影響最為深遠。
墨子強調的「兼愛」與「利人」等思想，是非常古典樸素的人道主義主張。
正是這種主張，奠定了俠精神中的道德信條與行動目標。
「俠」們信奉萬事莫貴於義，重武學講義氣，願為他人所急而不顧生死，秉承著懲惡揚善的樸素善惡觀。
而戰國時的社會環境也為這些俠們提供了活動條件，讓俠們得以登上社會舞台。
後人將俠精神比較穩定的內核概括提煉為正義、勇敢、信用與共濟。
而作為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的儒文化，它具備仁義禮智信樂的完整文化結構，但這種結構本身也同樣擁有極大的彈性。
當人們強調仁禮樂時，它便呈現出柔和一面。
而當人們關注義智勇信之時，它便又形成了以義為核心的剛性文化，也因此，儒家文化展現出剛柔並濟的特性。
雖然從表面上看，儒強調中庸之道，而俠卻愛走極端，重視善惡終有報。
儒，更為注重有等級、有秩序的忠孝仁愛，而俠卻強調無條件的正義，二者氣質似乎天差地別。
但實際想來，兩者間存在相似的文化因子，這也使得兩者間最本質的精神可以互相契合。
儒文化藉以俠文化的熾熱張揚而發掘出自身剛烈一面，而俠文化也因為儒思想的介入而得以審視自身，沒有徹底跳脫失序。
唐朝以前儒俠之間的交流碰撞就時常發生，譬如魏晉時俠風變形，有許多遊俠借義之名，放浪形骸，不軌於行，這時儒學就發揮了引導作用，通過對傳統俠意識的揚棄，重塑俠之形象。
曹植《白馬篇》中就塑造了這樣一位捐軀赴國，視死如歸的少年俠客形象，並藉此將國家觀念與功業意識引入俠的精神中。
這樣不僅使俠文化以武犯禁的形象趨於多元豐滿，又將其塑造成了國家可以賴以依靠的豪傑，就這樣使遊俠們獲得了上層統治者的認可，實現了俠的轉型。
俠的世界開闊了，自然也為之後唐朝儒俠精神大行於世奠定了思想基礎。
唐朝儒俠產生社會背景
所謂儒俠便是文人間的尚俠崇武風氣濃厚，在儒文化與俠文化的長期碰撞交融中，出現具備俠氣的儒者。
而經魏晉六朝改造過的俠之精神與儒家的功業意識在盛唐之初與時代風氣一拍即合。
在唐朝歷史中，儒俠文化得到了真正正名。
俠不再只是單純的出身底層的布衣之俠，也不是放浪形骸的犯禁團伙，而成為了有自己理想追求與抱負的完整群體。
透過儒俠之風大盛的表象，探究其本源，這主要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存在密切聯繫。
首先，初唐以來，邊塞戰爭時有發生，政府與東西突厥和西域各種小國間常有摩擦。
頻繁的戰爭，使得軍功成為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唐朝兵力強盛，推行府兵制。平民百姓在戰時為兵，閒時為農，並自備武器，在這種制度下的社會氛圍是整體尚武的。
而政府的重視，也引起了人們為國投身，立功封侯的狂潮。
對唐人來說，從軍邊塞可謂是效古的最佳手段，是豪縱之舉，其中更蘊含著報國濟世的崇高理想，這一切都在客觀外部大大加深了儒俠的融合。
其次，李唐王室中多有西北胡漢血脈。
貴族王室中受到胡風影響頗深，好鮮衣烈馬，騎射飲酒，這也潛移默化地促使李唐王室保留了少數民族直白，崇武的風氣。
而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上層統治階級的偏好，勢必會影響到民間的審美趨向，因此在唐朝尚武之風興盛。
這也為儒俠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此外，隋末社會的動亂也使得一批俠士有機會活躍於政治舞台上。
當時許多地方豪傑遊俠戎馬倥傯，直接參與了改朝換代的政治鬥爭，並助力唐朝建立。
開國皇帝李淵征戰沙場時，手下就有一大批武功高強的俠客為之效力。
而隨著大唐建立，各部遊俠作為開國元勛也受到了封賞，為李唐所用，這也奠定了儒俠發展的社會基礎。
唐朝四大賢相之一的姚崇，就曾自豪地表示過三十歲前他便是個「呼鷹逐兔」的肆意遊俠。
另外，唐朝的三教融合，也成為儒俠產生的思想依託。
道家的洒脫，佛教的因果觀念，儒學的捨生取義君子氣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俠的外在表現，並成為俠與儒融合的內在動力。
最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唐朝時期鼎盛的國力與繁榮的社會經濟，也助推形成了開放包容的社會整體氛圍。
唐朝施行的開明文化政策，使得多種文化被一同兼容。
這也進一步使得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百花齊放，呈現出寬宏博大的文化景象，這也成為了儒俠精神發展的內生動力。
唐朝詩文中的俠氣
唐朝詩風大行，而其中有詩仙美喻的李白，更是中華文學史上久傳不衰的名字。
他的詩篇，躍動著盛唐的時代脈搏。
李白雖是文人，可身上卻有俠的特質，可謂是儒俠精神淋漓盡致的代表之一。
李白自小學劍，傾慕古代俠客們慷慨悲歌、豪氣肆意的俠義氣魄，而他一生，也始終踐行著行俠仗義之事。
他曾一年散財三十萬，只為接濟萍水相逢卻十分有緣的落魄公子，也曾因友人離世而白袍慟哭，伏屍泣血，並斥重金予以厚葬。
在他前半生，除卻自身的壯志抱負外，多是一種遊俠般精神追求。「劍歌易水湄」寫他及時行樂，「託身白刃里，殺入紅塵中。」寫他尚武豪情。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更是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一個唐人心中的完美儒俠形象與精神內核，展現了睥睨萬物的豪氣，堪稱絕句。
哪怕後期仕途不順，被賜金放還，他也仍然堅持不事權貴的豪颯俠心。
當然，李白只是唐人儒俠追求的一個縮影。
在當時，許多文人對俠士的崇拜都可以在他們筆下窺見一斑。
王維一句「相逢意氣為君飲」，寫盡俠士相逢的豪邁，楊炯在《從軍行》里強調「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就連性格冷淡的賈島，也曾提筆幻想劍客生活是「十年磨一劍」的鋒芒盡斂，更是「誰有不平事」的仗義疏狂。
可見當時遊俠精神已根植社會血脈。
此外，在唐朝盛行的話本傳奇中，各種打抱不平，身懷奇技的豪俠報恩故事也是層出不窮。而這些文人對遊俠的盛讚，本身就展現了儒俠之風的鼎盛。
在安史之亂之前，文人間精神形態主要以以內儒外俠形式表現。
其後，隨著唐王朝陷入內憂外患之中，文人任俠走向了極端，耽於享樂，士人「風流恣綺靡」。
民間任俠，也多趨於平定叛亂的理想訴求，而非個人價值的實行。
面對朝堂言路堵塞，許多唐人紛紛舉起手中武器反抗，吟詩作賦表態，一時間湧現諸多忠臣義士。但搖搖欲墜的政權統治者已然缺乏以往的氣魄。
因此在大唐中後期，更傾向於用儒家正統思想引導俠義精神，對其進行改造，實現以儒並俠穩定統治的訴求。
中唐儒學復興運動鼓動者韓愈就曾對俠士的出路提出建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意思是面對詭譎的時事，與其沉淪歸隱，不如發揮善武之長，為國所用，接受感化，以儒學倫理重構人生信念。
而李德裕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所謂的義化改造。
意在以儒家之義，代替俠之義。
本質上是將儒家的倫理標準作為評判俠的依據，排斥原始俠精神中不符合禮法的一切行為。
但這本身並不是相互兼容而是徹底改造，因此在此舉之後，產生的多是官俠、偽俠之流，真正意義上的俠變得越來越少，俠文化也不可阻擋的走向了式微。
結語
曾強盛一時的唐朝，顯現出與前朝舊代迥然不同的時代特徵。
它因自身的旺盛生命力，而展現出理性與感性，節制與肆意並容的和諧社會氛圍。
而大唐獨特的社會心理文化，也同樣對文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法產生了重要影響，亦影響了文人們的藝術創作。
因此我們才可以在盛唐的詩文中，盡情領略豪情張揚與氣勢磅礴。
而唐時頻繁的戰爭，也為儒俠文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武台」，使其粉墨登場。
經過與儒學間相互的交融吸收，俠文化被注入全新的時代內涵，並藉以擴大了發展空間。
在儒俠的精神世界裡，國家與民族利益被置於高處，為國立功成為榮耀的勳章，「有為國之忠，有濟民之義」變成儒俠們的抒揚。
盛唐時期的儒俠精神，不僅可以代表自由個性的嚮往，更可以作為理想世界的依託，蓄結豪氣，一洗腐酸，形成令人神往的盛唐氣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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