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人的線上活躍度正在暴跌。
來源｜投中網(ID:China-Venture)
作者｜蒲凡
設想你是一名草根創業者，剛剛在一場投融資對接活動上認識了幾名投資經理。他們幹練利落，效率至上，在簡單了解需求後就當場發出邀請，約定在某個工作日一起過一遍BP，詳細了解你的核心團隊、產品洞察，市場分析、同類競品和具體的融資需求，「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合作」。
幾天後，會談如約進行。你帶著技術合伙人用30分鐘熟練地講解了這份精心調整過好幾版的PPT，又回答了投資經理們關心的幾個問題。結束後你怕自己沒有發揮好，又點開私聊對話框補充了幾條你認為很關鍵的項目要點，並著重地暗示對方最後一頁寫的融資目標「不是一口價」「可以談」——對方似乎也很能理解你的心意，很快回復了幾個捂嘴笑的表情，告訴你「懂的X總，我們下來研究一下哈」。
可讓你沒想到的是，這就是你們最後一次有效溝通了。投資經理們大多數時間「在忙」，需要「稍後回復」；偶爾「和團隊討論了一下你的項目」，但需要等「大領導出差回來」再推進到下個階段。你因此深感焦慮，熟悉的「打水漂感」籠罩著你，開始思考這次該怎麼向團隊交代，總不能說「這次對方又不感興趣」吧？甚至在某個emo的夜晚你心中充滿了不服，準備翻翻朋友圈，看看對方到底具體在忙什麼，或者具體在哪裡忙，實在不行可以強行製造一次「偶遇」，卻發現對方設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見，慘白的手機螢幕里橫亘著一條沉默的白線。
這是自媒體數星星的星哥在《消失的投資人》里描述的場景。雖然沒有指名道明地對應到任何具體的當事人，但這篇文章在推送之後反覆地出現在我的朋友圈裡，閱讀量很快突破了10W+。轉發的讀者們相信，文章里的故事情節貼切地還原了當下投資圈的一個古怪現象：投資人的線上活躍度正在暴跌，如果你和某位投資人的聯繫僅靠社交軟體維持，那麼你們的交情就相當於絕交。
而且在很多人看來，投資人表現出來的「冷漠」甚至超過星哥的描述。有負責產業招引的朋友，發現投資人幾乎把微信從「即時通信軟體」用成了「留言板」，每次回復需要以「天」為計量單位，和「客客氣氣接待自己」的企業創始人大相逕庭；有創業者總結出來一個規矩，認為現在投資人在微信上主動說「我們通個電話」，基本已經變成了「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的高情商替代詞。
而我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說，你得習慣，投資人不回微信大概有兩種情況：一，已閱但沒興趣；二，臣妾做不到啊。前者算沒禮貌，後者情況則更現實：跳槽了，轉行了，沒錢了，轉崗了，被裁了……都不是沒可能。
於是出於職業本能和好奇，我也向身邊的投資人朋友發起了這個話題，希望能從他們的視角來還原「消失」本身，並試著把討論延伸到兩個更現實的子命題：投資人為什麼會選擇「下線」？「下線」之後他們又把時間用在了哪兒？這一系列的變化中，又有哪些機會和意外收穫嗎？
01
理論上的假說
其實關於「投資人集體消失」這件事，無論是美元市場還是人民幣市場都已經有了很多學術性的討論，一個最常見的觀點是「風險投資的從業者，本來就處於一種冗餘的狀態。」
美國考夫曼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Diane Mulcahy就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人物。她通過大量的創業者訪談發現，明明「沒有創業者，就不會有風險投資行業」——兩者即使稱不上誰是誰的衣食父母，也至少應該是互惠共贏的關係——但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在投資人打交道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到被動的位置上」。與此同時，隨著網際網路對各行各業加速透明化，一個新的趨勢是公眾媒體在進行商業報道時，除了描寫創業者本身的成就，也開始習慣性地點出「是誰在最開始支持了初創階段的他們」，造成了公眾們普遍對「風險投資充滿了神話般的想像力」。
於是在2012年，她聯合兩名考夫曼基金的同事共同發布了一篇題為《我們遇到了敵人，而「這個敵人」就是我們》的報告，試圖還原這樣幾個事實：
-風投並不是創業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即使在金融市場活躍的美國，大概也只有1%的初創企業通過風險投資籌集資金，僅統計截止2012年天使投資者（投資早期項目的高凈值個人）為初創企業提供的資金，整體規模就能達到風險投資機構的16倍以上；
-風投並不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同樣無力對抗周期到來的影響。同樣以金融市場活躍的美國為例，風險投資行業在90年末到達一個巔峰後，就進入了一個以10年為跨度的衰退期，活躍的市場化風險投資機構從2001年的744家下降到526家，募資總額度也從390億美元萎縮到不到190億美元；
-風險投資並不總是能提供讓人瞠目結舌的回報，甚至在大部分時間裡都無法提供足夠高的回報。考夫曼基金在20年里出資了近100隻風投機構，其中大概只有20隻基金能夠每年跑贏市場的平均水準，並且這個贏的幅度其實也只有3%至5%；
-風投也並不是一個成長型的行業，業績表現並不會隨著資金管理規模的擴大而等比例的放大。一項學術研究發現，當基金管理規模超過2.5億美元，該基金業績水平就會下降。具體到Diane Mulcahy所就職的考夫曼基金本身，他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當一隻基金的管理規模超過4億美元，那麼這隻基金就很難再提供「有吸引力的回報率」。
而這些事實的客觀存在讓「投資人」必然成為一個不穩定群體：他們是市場繁榮後的副產品，也因此會在市場衰退的過程中率先退場。
「網際網路女王」」Mary Meeker為這一規律提供了非常具體的證明。雖然Mary Meeker對網際網路行業的看好可以追溯到1993年；英特爾等矽谷公司也是在1996年看到Mary Meeker的行業報告之後，才意識到需要全面擁抱網際網路；甚至到1998年，已經有網際網路公司公開表示「和銀行的合作是多餘的，因為只有和摩根史坦利合作，我們才會得到Mary Meeker的更多關注」。但直到網際網路泡沫最鼎盛的2000年初，Mary Meeker才被廣泛認為不僅僅是一名「分析師」。
當時Mary Meeker離開了摩根史坦利，以1500萬年薪的身價加入了美國最大的風投機構凱鵬華盈KPCB，KPCB合伙人John Doerr認為Marry Meeker的角色到了被重新定義的時刻：「我認為Mary不再是一名分析師，我將她看作是一位向投資人、企業家以及管理團隊提供服務的人」。
並且隨著2000年下半年泡沫被戳破，Mary Meeker姍姍來遲的「職場躍升」又幾乎在沒有任何緩衝的情況下遭遇了市場的集體罷免。散戶們認為長期堅持看漲的Mary Meeker需要為科技股的崩盤負責。亞馬遜、ebay等在「泡沫」中遭遇嚴重損失的網際網路投資者們向Mary Meeker則提出指控，認為其涉嫌操控股票市場、蓄意誤導投資人、「出賣投資者以取悅摩根史坦利的大客戶」。
最終在2001年，在法官以「證據不足」「濫用程序」為由駁回投資者的指控後，Mary Meeker宣布將進入為期數月的「休假期」，一直到2004年Mary Meeker發布200多頁的《中國網際網路報告》，預計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的整體市值會在五年內超過日本，才正式回到公眾視野。
矽谷創業者、商業媒體人Brian McCullough基於Mary Meeker的經歷，還提出了另外一種假說。他通過整理數據發現，網際網路泡沫並不是一次全方位的潰敗：在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這段時間裡，網際網路企業的創始團隊、早期投資者們總共套現了430億美元，仍然達到了是1998年估值規模的兩倍。如果再將時間精確到在納斯達克指數見頂的那一個月（2000年3月），賣出解禁的原始股差不多能實現23倍的收益。
Brian McCullough認為這種狀況讓散戶們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幻滅感」：他們聽從建議，保持著和投資人們相同的決策，卻最終成為了唯一的輸家。
再加上2001年至2004年初，僅在矽谷範圍內就有20萬個工作崗位因為「泡沫被戳破」而消失，一夜之間「大量的年輕人從改變世界的主角變成了多餘的人」——作為普通人視野範圍里，最接近規則制定者、最接近紅利分配者角色的「投資人」，已經不可能再按照以往的姿態，停留在公眾輿論當中。
02
現實中的理由
除了社會責任感層面的假說，我也嘗試通過對話尋找一些更「現實」的理由。
「好學生心態」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詞。儘管能夠理解「高學歷」「好學校」代表著風險投資行業需要的判斷力、人脈資源和投研技能，但由於「好學生」在成長階段中絕大部分的肯定，來自在既定規則的競爭體系下取得高分，很多人都相信「好學生」這個標籤在當下的創投環境里，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反饋」。
「好學生很擅長在一個穩定的環境里，通過解題找到一個標準答案……而現在他們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過去的解題方法論沒用了，取得高分越來越難，最主要的一個成就感忽然就沒了。」一名90後投資經理向我抱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給博士們進行心理按摩，太累了。」
一位文化產業的投資人對深有同感，她覺得身邊的同行們確實習慣性地停留在一種博弈的狀態里，「別人投了你沒投、別人沒投你投了、別人和你都投了，都有能讓人焦慮的地方……所以乾脆少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關於網際網路泡沫的跟進報道里，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網際網路泡沫消失的同時會放大教育泡沫，因為「在金融圈，大部分人都是教育體系的優勝者、受益者」，會默認「如果接受更多教育，總能會賺更多的錢」。美國科技媒體Techcrunch報道過這樣一個案例：PayPal創始人Peter Thiel與Founders Fund的管理合伙人Luke Nosek在網際網路泡沫後，曾經推出過一個名為「20 Under 20」的計劃，希望通過為20名20歲以下的年輕人，提供兩年10萬美元補助的方式，鼓勵灣區保持現在的創業氛圍，而不是躲在學校構建的「舒適圈裡」——結果由於計劃「過於順利」（全部的400多份申請里常青藤等頂級名校的學生占到了絕大多數，僅史丹福就有17名學生報名），遭遇了來自校方、家長、媒體等多方面的強烈反對。
以杜克大學創業和研究商業化中心主任Vivek Wadhwa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當下的年輕人不應該高估自己成為「扎克伯格」的可能，最明智的選擇是儘可能地接受所有的教育，「如果可以的話，至少完成學士學位並獲得碩士學位」。同時Vivek Wadhwa強調學位不一定來自哈佛或史丹福這樣的精英大學，「任何教育都會帶你走得很遠」。
也有人覺得「不回微信」這件事並不值得大書特書。一位投資人援引《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研究報告，認為創業者們過多在意是否能得到即時反饋，本身就是對「商業規律的不尊重」：「我記得有一份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說，平均每次成功的交易都需要經歷28次見面……雖然這個數字可以通過PR、社群活動等其他手段加速吧，但你總不能指望依靠會場上的一次短暫見面，一下子就能推進到一個建設性的階段。」
他目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募資上，最大的感受「有決策權的出資方一天恨不得開20個會」，經常是「一杯清茶就開始直入主題」，幾乎很難挪出精力到「情緒社交」上，因為「投資的底層邏輯是價值交換，價值交換里最需要的提供經濟價值，其次是提供社會價值，最後一環才是提供情緒價值」——而這個感受又反向地壓縮了自己的「情緒社交」空間：「為了搞明白那些『心照不宣』『桌面上下』，我看了幾十本書，和胡雪岩學送禮、和盛宣懷學說話。」
甚至有一位投資人認為，投資圈應該養成「不要過多地在社交網絡上暴露個人生活」的意識。
邏輯是「一級市場本來就是一個水下市場」。尤其是對於很多中小基金，「多則50%，少則15%」的LP是通過「熟人關係」來決定出資的：「（人和人之間）能達到託付錢的信任，前提不就是熟人關係得在裡面嗎……當然前提還是基金的DPI和IRR得合理，也不是每個LP都是這樣（憑熟人關係出資），但你說（中小機構）就是靠手藝硬募……說出去才沒人信了，對不對？」
在這個前提下，創投圈從業者們的個人社交生活實際上既關鍵又敏感，朱嘯虎在前不久更是貢獻了一個「活教材」：6月的某天，朱嘯虎在朋友圈裡轉發了「衝進球場擁抱梅西」的小伙子，感嘆其「少年像風一樣的飛」；不久之後，有人將這條朋友圈截圖轉發到了推特上，文案是「已拘留，勿念」，對應這名18歲小球迷被行拘的最新動態；到了當天晚上，這條推特又被截圖發到了微博上，文案描述卻被營銷號加工成了「金沙江創始人朱嘯虎已拘留，勿念」。
憤怒的朱嘯虎在朋友圈公開喊話：「網絡秩序確實需要嚴格整頓！」
但對很多投資人尤其是GP來說，維持每周幾條的朋友圈活躍度，反倒成了必要的任務。
03
壓力下的選擇
我想，我應該給「不回微信」再找幾個正能量的解釋。
在整理的所有答案里，有一個最樂觀的版本，提供這個答案的朋友認為投資人之所以不愛回微信、朋友圈也越來越少，是因為風投行業的大部分從業者都擁有「留學經歷」，這讓他們在潛意識地嚮往「能夠把生活和工作分開」，更強調「工作對於生活品質的影響」。一個最直接的證據是，不少投資機構至今保留著「放暑假」的習慣。
當然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稍微頓了幾秒，補充了一個前置條件：「這要看老闆有沒有見過大錢。」
我也收到過一個非常讓人難過的答案。一些朋友表示，由於他們對創業的難度有著充分的認知，於是會在盡調過程中花大量的時間進行創業者訪談，以更好地判斷「這名創業者是否對未來可能面對的困難」做了足夠的準備，然後久而久之整個團隊發現自己變成了「情緒垃圾站」，「精神極其不衛生」。
於是他們花大量的時間開始健身，玩劇本殺、密室逃脫，通過物理或者意識上的方式強行把自己抽離出工作場景，最誇張的同事已經把健身時間從每周兩次、一次1小時拓展為了每天一次、一次3小時，「好些基金合伙人們都開始每周遠郊騎行了，70公里起」——有意無意，大家確實「戒網」了。
不過LP們的壓力也很大，雙方在情緒交集的推動下增加了很多「工作場景」之外的相處空間。我問這能不能理解成飯桌文化的異化，只不過80後、90後的談話場景里通常沒有白酒，而是旅遊、騎行、滑雪，他們沒有否認這一點。其中一個朋友這樣向我解釋：「我希望他是我未來五到十年的LP，能陪伴我一起成長，所以我是願意花這個時間去陪伴他們的。」
也確實已經一些「意外收穫」開始出現。比如一位朋友曾經嘗試帶著LP一起玩密室逃脫，「結果這LP現在看AI和遊戲賽道，很多概念一講就懂。」
*免責聲明：本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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