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文彬丨 主播 簡寧
詩歌是存在，死亡是存在，存在通往存在，因此，詩歌親近死亡。與小說不同，詩歌這一文學藝術的最高形式無需理解死亡，因其本身就是在以書寫的方式實踐著死亡。
有必要追問的倒是，詩歌在怎樣以書寫的方式實踐著死亡？然而，那麼多年過去了，無人關心這個追問。何故？
因為無人面對存在。善用眼睛的人們始終為表象所迷惑，故而根本傾聽不到存在的詩語。要知道，存在並不顯現，存在只是召喚。在存在的場域裡，視覺終將一無所獲。
現在，終於有人悄然打破了這個沉默，這便是此刻擺放在我面前的一本新著：《20世紀中國新詩中的死亡想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作者譚五昌。
譚五昌首先打破了沉默，是由於他首先傾聽到了沉默，而這種傾聽正是基於詩人的一種非凡想像。在詩歌的領地里，沒有喋喋不休，惟有大面積的沉默，所有的話語皆指向沉默。
同樣，只有沉默才能通往沉默。於是，我驀地意識到，譚五昌已然沉默良久。即使是在翻開書頁之際，我依舊能夠感受到其沉默的力量。他在說嗎？不，他是在讓我——一個聽者在說，他在賦予我以說的能力。
此時此刻，我不是正在說嗎？我想，這就是他這部新著的價值所在吧。它不讓你空手而歸，它挽留住你，讓你的心靈在一次深入的對話中漸漸豐盈起來。
挽留是隨時隨地的，在這樣一個句子面前，我的思緒又一次難以離開：「回過頭來說，中國古典詩歌中表現與書寫死亡想像的作品並不多見的事實，並不能說明中國詩人悲劇意識或悲劇精神的淡薄與闕如，恰恰相反，中國詩人歷來是極富悲劇意識或悲劇精神的文人群體。
」沒錯，悲劇精神並不單單是以死亡意識的有無來確認的，儘管我們可從這一意識里把摸到悲劇精神的實質。中國古典詩歌經由對時間的傷逝以及還鄉衝動等主題一貫表現出來的愁怨美學氣質，恰是東方悲劇精神的一種深刻流露。
在我們這裡，死亡意識的淡漠絕不似某些人以為的那樣，是緣於我們對死亡的隔膜，而是緣於我們對死亡的敬畏。事實上，我們並不重視生，我們更重視的是死。只需回顧一下中國古人的葬禮文化儀式，這個問題即見分曉。
曾在另一個場合，我把這種獨到的生活形式稱之為「向生而死」。迥異於西方人所認同的「向死而生」，我們把未來留給了生，把生看作了人之永恆。故此，現世的生只是一次死亡的歷程。換句話說，我們死亡著自己的生。
於是，死之終結乃永生之開端。譚五昌在著作中引述的當代詩人楊煉的一段話，表達的恰恰也是這樣一種生死領悟：「從最淺顯的角度來說，死亡不是只發生在每個人生命的最後一剎那。
其實從每個人誕生剛剛開始的時候，死亡也開始了。它是一個隨著你的整個生命過程不斷加深、不斷增加比例的一個因素……」
維根斯坦說：「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沒有經歷過死的。」維根斯坦心目中的死，不過是物質軀體開始冷卻的那一瞬間表象。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死，我們又如何知道自己是生的呢？
「向死而生」昭示的難道不是我們生活著自己的死嗎？無論是「向死而生」抑或是「向生而死」，生與死實質上一刻也不曾分離。死是時間的逝去，當時間不再逝去，我們便進入了永恆。
由這一意義說來，死的完成不就是生的永久開端嗎？我們來自於無，又回歸於無；這無超越了生死，蘊蓄著生的能力。它給予，它是有，我們將其視作永生。永生是不在場的在場，永生屬於有。
中國古人不談論死，是因其無法談論生：「未知生，焉知死？」生死的存在沒有答案，它只是讓我們去經歷。實際上，我們的思維已然跨越了存在，直接奔向了有。
但是，當我們把死的完成視為未來永生的起點時，這死便註定被我們賦予了創造的意義。在海德格爾那裡，寫詩即意味著追憶，追憶即意味著創造，而這不也恰是我們所理解的死之實質嗎？在對生的追憶之中去進行創造。詩與死也就是在這裡達成了默契。
忽然，我又發現這樣的語句：「儘管悲劇精神是中國古典詩歌一種比較鮮明的審美意識與精神品質，然而悲劇精神的真正覺醒卻是在20世紀中國新詩的萌芽與發展階段。」
隨即，譚五昌試圖藉助李金髮、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一大批現代詩人的文本來詳盡認證自己的觀點。但是，我想關注的是，此種所謂「真正的覺醒」與傳統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結果，我沒能看出有任何關係。詩人們朝現代西方靠攏的思路，致使「空虛感、荒誕感、焦慮感成為其最主要的精神特徵」，那種「向生而死」的氣度顯然已不覓其蹤。
那麼，此種被虛無所重重糾纏的情緒同真正的悲劇精神又有多少關係呢？我以為，真正的悲劇精神最終直面的總是存在，不是虛無，是承當，不是放棄。虛無否認希望，而真正的悲劇精神就在於它始終悲觀地希望著；它無以理解絕望。
悲劇精神離不開信仰，虛無卻拒絕承認這種信仰。無需否認，虛無也是悲劇精神的一種體現，但這不是其高貴的一種體現，而悲劇精神的真正品質乃是高貴。因此，虛無作為悲劇精神的體現只能是過渡性的，它等待著被超越等待著被克服。
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在絕大多數中國現代詩人和作家們的筆下，這種虛無卻被目的化了：希望全然被絕望所吞噬，意義敗給了無意義。有鑒於此，這「真正的覺醒」充其量其實只不過是一次真正危機的開始，它將人—命運交付給了否定。
這永無休止的否定使得我們至今似乎也不能目睹到它的盡頭，以致一種高貴的品質在我們這裡始終難以紮根。這一事實促使我不得不再次發起這樣的質詢：現代悲劇精神的真正覺醒怎麼會讓我們距離真正的悲劇精神越來越遠了呢？
我們對於存在的逃離究竟還要持續到什麼時候？必須認識到，這是逃離而非超越。
我無意將此當成譚五昌的一個失誤，他所表述的不過是一個民族的集體共識。
況且，在此後的章節里，他也一直在著力通過對詩與死關係的構建，儘可能地彰顯出20世紀後期詩歌文本中的悲劇精神；儘管這種精神所占有的文學領域或許還是相當有限的。
但我慶幸的是，他卻由此誘發我開啟了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的征程，這不是一部論著價值的又一種體現嗎？
2008．5．1
路文彬
本篇文章原名《20世紀中國新詩中的死亡想像》：詩與死，出自路文彬著作《被背叛的生活》
本文作者簡介
路文彬，作家、學者、翻譯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長篇小說《流螢》《天香》《你好，教授》，隨筆《閱讀愛情》《是誰傷害了我們的愛》《被背叛的生活》《當教育遇上電影》等。譯著《女性與惡》《迷失的男孩》《動物英雄》《安琪拉的灰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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