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契約和契約精神，現代人的認知存在太多混亂和臆斷，甚至乾坤顛倒，以黑為白。
最大錯誤是，認為契約和契約精神契約於西方，而中國則是缺乏契約精神的。事實是，契約是起源於中國的，不僅如此，契約在中國文明居於始源與核心地位。可以說，中國文明就是契約文明，春秋以前的中國社會就是契約社會。
《周易 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所描述就是契約社會，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的兩種形態。
而整個西方則是缺乏契約的起源史的，而且卻非真正的契約實踐史。不僅西歐文明如此，即便被現代歐美人奉為人類文明始源的古兩河文明也是如此。
不過，西方的契約的確出現在古兩河。但是，古兩河的契約，不僅是缺乏起源史，是突然冒出的。更重要的是，從屬性上看，古兩河的契約，包括與其一脈相承的猶太教、基督教的契約，一些現代歐美的契約，都是有契約之形，而無契約之實，壓根稱其不上契約。
以中國的契約看，契約的根本目的是「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是幫助表達和實現契約雙方的真實的意志、意願。因此，契約精神的核心就是「誠」、「直」。從甲骨文字形看，這兩個字都是契約文字，其字形都是直接借用了書契符號。
對於「直」的字形含義，我已經已經做過專門的分析，就是將自己的真實的想法，直截了當地呈現出來，呈現在書契上。即契約記錄的是契約雙方最直接的想法、意見，沒有任何隱瞞、被迫、不情願。
「誠」的母字是甲骨文「成」，關於其字形含義，以後會做專門的分析，這裡只是指出，指的契約之成，契約的成功簽訂和執行。契約的「成」，是雙方「誠」的結果，因此「成」中是包含著「誠」的義項的。「誠」出現比較晚，戰國才有，在此之前，其義項用「成」來表示。
但是，西方的契約，從起源上看，則是神學式的，講的是對神靈，對神靈意志的服從，而不是契約雙方的「誠」和「直」，不是其真實想法和意見的真實表達。
古兩河的契約，是以法律的存在為基本前提。其最早的法律的出現在烏爾第三王朝，即《烏爾納姆法典》，大約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相當於中國的堯舜時期。後來的《漢穆拉比法典》正是在其基礎上發展而出。漢穆拉比的時代處於中國的夏朝。
但是，無論《烏爾納姆法典》，還是《漢穆拉比法典》，從基本原理上來說，都是神的意志，而契約則又是以法律為基礎。
顯然，猶太教的法律和契約思想來自古兩河，甚至將兩者等同，都是直接來自上帝，是上帝的意志，也是上帝對人類的要求，與人類的約定。《摩西十誡》既是法律，也是契約、約定，是上帝對人的要求，是神意，因此是法律。但是，同時上帝又承諾如果人遵守摩西十誡，上帝就承諾給人類很多好處，因此，也是契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聖經》也叫「約書」，猶太教的叫《舊約》，基督教的叫《新約》。
但是，無論是古兩河，還是猶太教、基督教，在其契約中，最為契約的參與者，人是沒有任何主體性而言的，人的真實的想法和意見也毫不重要，人只是一個絕對的服從者，絕對服從上帝的意志。
這樣契約壓根不是契約。
現代歐美的契約正是在基督教契約的基礎發展而來，強調的是對法律的遵守，對契約條文的機械遵守，而非契約雙方的真實意見和想法。人是沒有任何主體性的，與「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更是八竿子打不著。
在現代的契約意識形態看，《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如約割掉還不起高利貸的安東尼奧的一磅肉，就是契約精神，如果不割，反而違背契約精神。
春秋之前的中國社會，是實實在在的以契約為基礎的契約社會。春秋出現的「禮崩樂壞」，實質就是對此前的契約秩序、契約社會的破壞。這種破壞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達到高潮。
儘管貌似強大的秦國，在秦始皇時期統一了中國，並將法家式的高壓的集權專制在全國推行。這引發了最底層的老百姓的不滿，於是他們就搞農民起義。秦朝也僅僅維持了十餘年。
為什麼老百姓拚命發對秦國，原因很簡單。有史以來，中國就是契約社會，就是協商社會，就是道義社會，就是大人社會，對秦朝的不尊重個人主體性的專製做法，老百姓非常不適應。即賈誼在《過秦論》中所總結的「仁義不施」。
最終的解決方案到漢武帝才出現，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的「百家」，不過是在外來的法家衝擊下，在中國出現的異端，可以說「百家皆法家」。而「儒術」則是對春秋之前中國固有的契約社會的總結和提煉，是中國文化的嫡傳正宗。因此，「罷黜百家」實為「罷黜法家」、「罷黜西方」，「獨尊儒術」實為「獨尊契約」、「獨尊中國」。
概而言之，儒家是在古代的契約社會業已崩潰的情況下，努力堅守和傳承契約精神。契約社會的肉體消失了，但是契約社會的契約精神是永恆的。儒家思想就是契約精神。而契約精神的要義則是在維護人的主體性，反對凌駕於個人主體上的任何權威主體。因此，儒家發對法治，而倡導德治、仁政，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而奉行禮樂教化。
但是兩個原因使得儒家並沒有真正做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一個原因是，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崇尚暴力專制的法家文化繼續盛行，並不斷地侵入中國。譬如匈奴，譬如伊斯蘭，譬如北遼，譬如滿清。
第二個原因是，在中國內部，被法家化的不僅僅有政府，還有民間。不僅政府，包括皇帝和官員，崇尚權勢和財富，民間也興起崇尚權勢和財富的風氣，不斷湧現出壟斷產業、兼并土地、魚肉鄉里的豪強。要對付這些豪強集團，必須一個強大的政府，一個權勢更高、財富更多的政府。
因此，漢武帝之後，中國所形成穩定的制度形態，是非儒非法、亦儒亦法的，儒家和法家的因素皆有。但是，儒、法因素的地位是不對等，是「儒體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