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了幾百個抑鬱症家庭後，我對青少年抑鬱有了深刻的認識

接觸了幾百個抑鬱症家庭後，我對青少年抑鬱有了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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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 | 簡老師Jane

本篇編輯 | 董小姐

今日導讀

今天的文章非常重磅，作者來自我們鬱金香家長學校的資深心理導師、南京鬱金香金牌會長簡老師，她是一名心理學碩士，長期致力於家庭教育、思維升級、心理諮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對青少年抑鬱有很深的研究。

在與幾百個抑鬱症家庭深入接觸後，她深刻探究了青少年抑鬱的成因、模式與解決之道，為抑鬱症家庭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

註：本文篇幅較長，乾貨滿滿，觀點深入獨到、專業性強，且鬱金香為全平台首發，建議大家先收藏、再慢慢閱讀。

應對青少年抑鬱，要從根源上深刻理解

臨床心理諮詢工作讓我看到一種趨勢，心理障礙發生的年齡越來越提早了。我過去接待的心理諮詢來訪者中，有很多的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現在呢，我接待的來訪者中有大量父母帶來的初中生、高中生。

從2019年開始，我受校長鏡面老師之邀，在鬱金香家長學校帶領二階段的網絡共修課程。在與幾百個抑鬱症家庭深入接觸後，我為被定性為青少年抑鬱症的人數之多、抑鬱症家庭對青少年抑鬱的認識之偏頗，感到深深的震驚、無奈與悲哀。

一位孩子在初中，就被診斷為很疑似精神分裂，各種藥物吃的無數，幾年過去了，但現在除了躲在房間，不理睬父母，毫無起色。一位父親，已經帶孩子做過4次電擊治療，但仍然無法消除孩子想自殺的想法。當然，類似的案例還有許多。

我記得有一次在家長課堂上，我做過《從根源看抑鬱的症狀》的講座後，有一位家長與我互動說：「我不想知道這些理論，理論我都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告訴我應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想這位家長的想法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聲。一件事情發生了，很難理解，也很難接受，只想快點解決問題——這也是大部分人面對問題時的思維路徑。

心理學研究發現，面對重大負面事件時，人們在心理上會經歷：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悲傷、接納五個階段。我想抑鬱症家庭的成員，應該也都經歷過如上的心理歷程，只是每個家庭處在自己獨特的階段——有的家庭已經走向接納與改變，而有的家庭還處在憤怒、討價還價、悲傷之中。

何季穎老師邀我為鬱金香陽光會寫些文章，談談我對抑鬱的理解與解決之道。我想來想去，開篇第一章，依然需要從對青少年抑鬱的本質認識談起。如果不能從根源上深刻的理解青少年抑鬱，那麼所有的方法與技巧都會成為無源之水，南轅北轍，刻舟求劍。

每一個青少年抑鬱家庭首要的任務，是去標籤化

20世紀中葉，隨著整個西方醫學的發展，特別是腦神經科學的發展，人們發現人的化學遞質跟神經電流跟大腦運作的關聯。當時整個精神醫學界都認為改變大腦的電流可以改變「抑鬱」的狀況。

20世紀中葉另一個大的發展是心理疾病分類與診斷系統，1952年美國第一部診斷與統計手冊，也就是後來的DSM問世，這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心理學界的聖經」。

在第一本DSM裡面，Melancholy這個詞，就被「Depressed reaction（抑鬱反應）」一詞取代了，用來形容一種很嚴重的情緒低落。最早的診斷標準說，這種情緒低落是來自於一種內部衝突和未知的生活實踐，比如失業或離婚。

當心理學家在這邊忙碌地分類，把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做分類時，製藥公司也沒有閒著，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一些可以改善情緒的藥物。於是，50年代時，鎮靜劑開始變得非常流行，它用來治療焦慮症。當藥物可以用來改變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和情緒狀況時，就為未來鋪了一條路，大家慢慢開始意識到可以用吃藥的方法治療抑鬱症。

回到中國，在「抑鬱症」一詞出現之前，大家遇到「抑鬱」這種感受時，都會用另外一個詞來形容這種感覺——「神經衰弱」。遇到「神經衰弱」，失眠心悸的情況，醫生通常會給你開營養神經的藥，像谷維素、維生素等。

但這兩年我們也被「科普」了——不存在「神經衰弱」，其實就是「抑鬱症」。

這兩年我們的抑鬱症患者越來越多，在紀錄片中也提到了中國抑鬱症增長的數字，是很觸目驚心的。

人們迫切需要一個詞來命名大家經歷到的無力感、挫敗感、焦慮感，尤其是在大城市。在北上廣這些城市會有特別鮮明的感受，人們需要一個名字來命名自己的情緒體驗。因為人也是創造意義的生物，我們不停在自己的經驗中試圖去總結出一些東西來，找一些詞來描繪我們的感受。以我們今天在中國大城市裡所經歷到的壓力，「焦慮」、「抑鬱」這些詞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出口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下人們所談論的「抑鬱症」確實有一些人為製造的成分，尤其是當我們從它背後商業利益的運作去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實推動它的相關利益團體更願意把「抑鬱症」呈現為一種嚴重的疾病。

根據臨床觀察，越來越多的假性抑鬱症正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之所以會這樣，首當其衝的便是社會輿論的傳播問題。由於近年抑鬱症研究步伐的加快，我們在原有的內源性抑鬱和廣泛性焦慮基礎上，定義了很多新型抑鬱症：如青春期抑鬱症、產後抑鬱症、精英抑鬱症等等。這些新種類的發現，讓輿論廣泛地討論引用，但更多的是討論危言聳聽的高自殺率、高影響度，讓人們對於抑鬱症無法從本質上科學客觀地認知，以為心情不爽到極點就可能和抑鬱症搭邊或者掛鉤了。85%的假性抑鬱症患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自我認同感，並且形成大量對抑鬱症的錯誤認知。

在接觸了無數個被貼上抑鬱症標籤的青少年家庭後，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精神科主流的論斷，就那麼輕易的給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貼上了抑鬱症的標籤，從此走上了就醫、吃藥、試藥、調藥、迷茫、痛苦、避世、病恥感的道路；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從此也進入了一種煉獄一般的生活。作為每一個個體而言，有時一個標籤，就是命運的分水嶺。每一個青少年抑鬱家庭，首要的任務，就是去標籤化。是時候深入探討與重新理解青少年抑鬱的本質了。

童年發展出的「假自我」，是抑鬱的元兇

瑞士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在她的著作《天才兒童的悲劇》里就有探討過抑鬱與童年情感創傷的關係。她的主要觀點有：童年創傷常常具有深遠影響，也是造成成年後心理問題的主因，她反對給專家、醫師等給抑鬱患者開藥，她認為藥物會阻礙患者感受此時的感覺與體驗，而那些負面的甚至是痛苦的感覺恰是聯結患者悲慘童年的關鍵信息。

抑制抑鬱的藥物讓你一時感到爽了，但是卻使你更難去了解自己童年裡柔弱無助的「情感體驗」方面的事實真相。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用藥的抑鬱症患者斷不開藥，且常常總會復發的原因吧！

這本書，感興趣的家長可以自行閱讀

如果你忽略了個人在其自身的經歷與遭遇當中所「獨有的」感受與情感體驗上的事實。那你是無法真正理解抑鬱的本質的。

個人的情感（emotion）發展狀態則恰是一個人抑鬱的主要原因。抑鬱症的狀態表現為沒有活力、對事物喪失興趣、感受不到自己的真實情感體驗，被挫敗、沮喪、恐懼、痛苦與黑暗籠罩著，並難以從中走出來。

生理層面的化學生物上的激素、腺素所發生的紊亂更多是情緒狀態失調的反映、而非其根源。就比如一些事情使我生氣、激動而腎上腺激增，而感到血液上涌，呼吸急促、以及害怕後身體驚出一身冷汗。這些情緒背後都有生理上的化學變化，但是不能說這些化學變化是情緒的根源。恰是情緒才引發了生理的聯動變化。

抑鬱症的根本原因，在於童年創傷性情境導致我們必須要壓抑那些在關鍵遭受上真實情感的反應，而當這些真實情感體驗被壓抑、遏制，以及對於糟糕情境的適應，人們就不能充分自由地發展自己情感上的自主性。

當我們並不被允許依照自己的真實情感做出反應，反而是被父母無意識的情感體制的要求、糟糕情境的壓力所逼迫，就會發展出一個「假自我」。（這個假自我作為我們適應那個成長經歷的固定的角色或人設。它幫助我們斡旋那些特定遭遇、情境與經歷）。

而這個「假自我」在後來常常會發展成為一個我們將自身價值感所繫於其上的「ego」，這個或者叫優越感、妄自尊大，或者叫營造的良好自我感覺，其存在的基礎與依託是外界的認可，而非真實的自發自主的情感發展的狀態。（我們真實的情感與需求由於早年處境當中的潛在遏制的緣故，其實並未真正隨著年齡增大而隨之發展。）

我們在頭腦里為自己營造（且往往也父母老師配合著）的宏大的自我投影，（比如以學習成績論英雄），並誤認為這就是自己的身份。在這種情況下，當假自我在後來的生活當中因為現實的挫折、出現動搖、坍塌、瓦解的時候，（比如成績不再優秀了），原本的虛假影像所掩蓋下的問題就不免暴露了，抑鬱的狀態也就不免出現了。

當假自我解體與崩塌，抑鬱便發生了

抑鬱爆發最直接的原因常常是由舊的虛假的自大幻覺的坍塌所引發（比如學習成績不再優、在同伴中被誤解、被老師批評等），這些舊的自大幻覺由於藉助一些外界的認可得以維繫著，而真實的自我和情感發展程度的缺失與滯後永遠是藏在其背後的問題。

在我們的文化里，由於特定原因，沒有尊重孩子的權利、意願、感受的習慣，所以很多的創傷其實被隱匿在了我們的文化習慣和語言方式之外（除了少數極端情況，比如被嚴重家暴等），而事實上，隱形創傷數量遠比被揭露和公開討論的極端情況多得多。

大多數孩子，或多或少都會被自己的父母所要求著，在部分父母本身的情感發展狀態並未成熟的情況下，他們就會將太多的情感需要寄託於孩子去滿足，當孩子的自我發展是以照顧父母的情感需求為核心時，這時孩子便難以表達及發展出自己的真實自我了。

為了維繫與父母之間的聯結，孩子會壓抑自己的真實需要與感受，服務於父母的情感需要，在這種模式下發展出來的自我是一個以外界的目光和認可為依託的 ego（假自我）。它與那個依託於孩子自身真實的感受與需要而發展出的 true self（真自我）相對。

抑鬱的發生主要就是在 ego （假自我）解體與瓦解的時候。此時我們常常意識到自己可能再也無法得到那些我們依賴著的認可，或者無法實現自己基於幻象而構建出的成就，以維持自己想要的外部形象。

這個時候，對於自小便活在父母（後來為老師同學等待所替代）的期待之中、並通過符合某些外在標準（比如學習成績）而不斷獲得認可以維繫自我感覺的人來說常常是難以承受的痛苦。此時自己的真實自我並未得到發展的缺陷就會暴露出來，在沒其它的藉助物以平衡那個失落的時候，抑鬱必將接踵而至。

虛假的自大是對抑鬱的抵禦，而抑鬱則是對那些深切的悲傷與痛苦的無意識的分離與抵禦，當受創者能穿越恐懼（這些恐懼也是童年裡的恐懼的延續與變種）觸碰到內心壓抑潛藏多年的真實的情感時，這個強烈的情感爆發常常會帶來巨大的解脫。

因此應對抑鬱問題的關鍵，在於對自己自童年裡的情感世界進行發掘，將那些在創傷過程當中所壓抑與分離出去的真實情感與合理反應（如被父母傷害時的痛苦與絕望、被剝奪時的憤怒、以及深切的悲傷等等）進行重新體驗及宣洩，如此才能帶來真正的解脫。

而對於真實自我遺失的持續性哀悼可算作是在抑鬱之中進行治癒的過程，那些原本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情感在這個哀悼的過程中，能得到重新的生長與發展，許多的活力會重新從我們的內心生長出來。

要知道抑鬱的反面並不是沒有快樂這麼簡單，抑鬱的反面是活力、是去體驗真實的自己與情感的自由，哪怕這些情感是痛苦、是悲傷。縱使是悲痛，那也是我們真實命運里的重要內容，它是我們自兒時里的故事的重要真相，那些被自己的虛假的 ego所把持著的人必須要依賴源源不斷的來自外界的認可與關注進行補血，只要那個ego持續得以被維持，他們就可以免於抑鬱的困擾，但是也無法觸及他們內心深處所有的真實的故事與命運。

抑鬱症患者常常還會出現許多人際關係上的問題

傳統的集體主義文化與價值觀遺留的慣性，依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看待事實的方式。在講求以孝道為重的過去，我們並不鼓勵父母給予孩子平等的對待，甚至默許父母將孩子當做自己的所有物，與財產幾乎無異。

此時父母尊重孩子獨立的情感發展簡直是一個奢侈與例外，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會濫用自己作為父母的權力，給孩子強行攤派自己的意志，進行情感索取，而社會並不將此當作錯誤或不當。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孩子們都只能妥協，無形之中背負著父母潛在的情感債務，並被這些背負所塑造著，當孩子逐漸放棄自己本來的自我表達，將自己的真實需要壓抑下去，並努力扮演父母的要求與期許以維持父母的接納時，可以說這就是假自我形成的基礎。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內化的父母，當我們自小內化的這個父母沒有給予我們的感受充分的尊重與理解時，我們也沒有學會理解自己的真實感受，而當我們與外界互動、尤其是建立親密關係時，其互動模式常常會重複著過去的創傷與缺憾。

在人際關係里缺乏安全感與自信幾乎是所有抑鬱症患者的通病，這些安全感及信任的缺乏恰恰是因為過去作為孩子時的真實感受並未被自己的父母所理解甚至所看到的緣故，因為真實的感覺不被接納，壓抑下去後所為維繫的也不過是有條件的接納，如此在後來長大後，為了獲得與別人之間的關係，他們也會過多地妥協與壓抑自身的情感需要。

越是親密的關係，創傷遺留的展現則越是淋漓盡致，我們渴望向伴侶得到的，恰恰是我們自童年裡就缺乏的東西。父母因為自身情感發展程度的原因，無法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愛，這甚至超乎了父母的意願，因為也許父母本身也處在他們自身的童年缺憾當中不得解脫。

抑鬱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轉型的伴隨物

在現代社會，適應不同環境和與不同人相處的方式成為了一項基本要求，人格缺陷容易顯露。當環境出現變化、要求我們走出一種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時，抑鬱的狀態往往更容易出現（暴露），因為這樣要求人們有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我去應對斡旋生活的各種挑戰。

我們文化里的習慣與價值觀，無形之中所導向出來的並不是鼓勵我們去擁有真實的自我，不是鼓勵我們去認真對待自己的情感，而是否認自己的真實自我與情感。幾千年以來的集體主義文化，要求我們的不過是去扮演好那個文化和群體所要求的角色。而現代化過程之中的中國，那些潛藏著的問題得以爆發，抑鬱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病。

從神經系統理解抑鬱症的症狀

首先要強調的是，我們可觀察到的抑鬱症人群的悲傷、快感缺乏、厭惡感、消極迴避，焦慮失眠，以及行為和生理反應（例如退行、失活、，食欲不振），我們稱之為症狀。藥物治療，主要緩解的也是軀體層面與神經系統層面的症狀問題，而我們更需要了解的，是軀體症狀背後，神經系統運作的機制。

認知科學先驅阿朗·貝克徹底改變了抑鬱的科學研究，他闡明了抑鬱障礙的生物學機制，鞏固了這種障礙的一些認知特徵。貝克和他的同事基思·布雷德邁爾（Keith Bredemeie）發表在《臨床心理科學》的一篇文章，形成一個全面的抑鬱症理論依據。

貝克是美國心理科學聯合會成員、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獎獲者，他和布雷德邁爾吸收並借鑑了多層次的分析以及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包括臨床、認知、生物和進化的方法——為抑鬱症的症狀學及其自身特點提供一個從誘因到痊癒的廣泛框架。

阿郎·貝克 Aaron Beck 2016

根據圖一綜合模型可看出，遺傳風險和早期經歷/創傷都有助於信息處理的偏差和生物應激反應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傾向會導致「消極認知三聯組」的發展（即消極自我、消極世界和消極未來的信念）。

反過來，這些信念的形成和活化進一步加劇了認知偏差和應激反應。早期經歷/創傷在消極信念的形成中起著直接的作用。升高的壓力反應和根深蒂固的認知偏見導致了這些處在風險之中的個體對消極信念的信奉。消極自我 、消極世界信念和消極未來的信念，這三種信念的結合，貝克稱其為「消極認知三聯組」。當這些（例如，通過壓力性的生活事件） 被激活時，這些信念觸發了一致的情緒，如悲傷、快感缺乏、厭惡感、以及行為和生理反應（例如退行，失活，食欲不振）。

圖一 抑鬱傾向

根據圖二模型，沉積的壓力和消極信念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消極的認知評價。如果個人認為自己已經失去了一項重要的資源，就會啟動各種進程節省精力以補償這種損失。

具體而言，這些過程包括：（a）消極自動化思維產生的認知和情感症狀（例如，悲傷，自卑感）和（b）自主反應和免疫應答造成的「病症行為反應（例如，厭食症，快感缺乏）附加失眠症，進而導致消極信念的增強/加強。

一旦這一神經系統運作程序被激活，決定是否/何時終止該神經系統運作程序的因素有許多。這些因素包括：個體擁有的社會支持系統，個體思維心理認知的重構，以及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勇氣與毅力。然而，消極的信念潛在地破壞了這些心理程序的運作，神經系統傾向於維持抑鬱症狀的相反的過程（例如：反芻思維、迴避應對，心理衝突）可以對個體產生附加的應激因素。

圖2 「抑鬱項目」的沉積、表現和維持

因此，解決抑鬱症狀的關鍵，也在於解決三大攔路虎：第一，用正念訓練緩解反芻思維的自動化運作；第二，通過心理諮詢與正念練習幫助個體直面心理問題，增強自我接納的心理耐受性與定力；第三，通過心理諮詢與正念認知行為療法，幫助個體改變負面消極認知結構，重塑思維與行為，尤其強調行為的規範化與結構化重塑。有關於正念心理療法的理論與實踐，在以後的文章中會進一步探討。

個體如果處於應激狀態下，承受力不足，在精神科醫生的指導下，用藥物緩解一下軀體化症狀，是十分有必要的。但當個體處於平穩期時，父母還是需要幫助孩子直面問題，進行心理層面的干預。其實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心理諮詢師。

孩子求病的動機與求助的意願

抑鬱症的爆發，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在我們這樣一個追求物質、成功與效率的時代，家庭養育、學校教育，乃至整個社會文化大背景，都在造病。

尤其是不合理的教育觀念，更容易使家庭教育走向兩個極端。一端是管束與強求，如強求孩子學習，強求孩子聽話，強求孩子優秀。普遍的強求給許多孩子的心靈造成壓抑，當壓抑到了一個極限，就會爆發為反叛。有許多孩子在青春期，選擇抑鬱症狀作為一種反叛形式，因為只有這個才可以打垮強硬無比的父母。

另一端是放縱與溺愛。在父母溺愛之下，許多孩子心靈幼弱，不敢與世界接觸，害怕跟人相處，習慣於一個人呆在一個地方，發展出孤僻怪異的個人行為，使他們更加難以融入群體。強求與溺愛也表現為父母對孩子過度限制、過度保護、過度給予。我們的時代處處都是這樣的情況。限制太多，讓孩子經驗單一、思維僵化、不知變通、缺乏應對生活多樣性的靈活性。

保護過度，讓孩子心靈幼弱、缺乏勇氣、不敢嘗試、更不敢有適當的冒險，但求偏安一隅。父母給予太多，如同過度喂食，讓孩子厭倦，便損害了孩子求生向好的自然動機，甚至引起孩子強烈的反感，以致形成條件化反射：只要父母讓他們做的事，他們都毫不在意地加以拒絕。

當他們出現了所謂的各種心理及生理症狀，則把父母嚇壞了，病急亂投身，於是，什麼單向、雙向、抑鬱、躁狂都來了，醫生開藥，原生家庭理論，各種理論，十八般屠龍之技（自行百度含義），紛紛登場 .....

孩子躲在抑鬱症這個病中，而這病，既是他們自己找來的，也是父母和這個時代製造出來的。父母一下子從過去的強求，變成現在的依從，對孩子過度保護，孩子便樂得呆在病中，苟安於一時、逃避以求舒適，他們不知道心理症狀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更不關心他們失去的是什麼。

說到底，這些孩子正在享受症狀，還沒有真正受到症狀的拖累和損害，也意識不到症狀最終會把他們的人生毀掉，因此並不痛苦，反而因病獲益。這益處包括，在跟父母的關係里竟然占據了優勢，可以沉溺網絡遊戲等。因為意識不到事情的嚴重性，他們也不肯接受心理諮詢讓自己有機會成長。他們大多處在「求病」的時期，還不大知道「求助」。或者說，他們求助意願很弱，求病動機卻很強，面對生活艱難（不管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如學業壓力，人際焦慮等），他們急於找到一個「病」躲起來。躲都來不及了，哪裡還想把「病」治好？

在這種現狀下，唯有父母先覺醒，不再夢裡造夢，不再用各種限制性的信念控制孩子自由的發展。而自我成長的第一步，就是接納現實，如實地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再寄希望於種種屠龍之技與奇蹟發生。

特別聲明，本文觀點屬於個人觀點。

後期，我會用一個系列的文章，進一步探討青少年抑鬱家庭如何一步步改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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