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重情，宋詩重理，自古便有公論，唐人天真浪漫，生活中處處皆是景，由景生情，抒發性情，自然而由美。宋人當然也浪漫，但卻少了幾分唐人的天真，多了幾分理性，主要由於時代背景的變化，讓兩朝詩文也產生了根本上的不同。

比之於唐，宋人以哲理入詩，在對人生和世界的探索上，則更勝一籌，蘇軾和王安石，他們的身份不只是政治家、文學家，同時也都是哲學家，所以他們的詩中，往往都富有很強的哲理。

蘇軾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東坡先生這首詩寫廬山，是千古名篇，恰巧唐朝也有個詩人寫過廬山，也是千古名篇，那人叫李白。

李白和蘇軾，代表著唐宋詩的巔峰，又剛好都寫過廬山，把兩首詩對比起來讀就非常有趣，李白狂放而浪漫，全篇都是眼前所見，恣意揮灑。而蘇軾這首《題西林壁》，讓人讀完總會陷入深思。

前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雖是寫眼前所見實景，但卻寫出了廬山高低起伏的不同形態，作者所處於不同的位置，看到的廬山是完全不一樣的。

末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景中抽身出來，談談游山體會，這是典型的即景說理，蘇軾在遠近高低不同的地方看過廬山之景後，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看到的每一處景，都是實景，但眼前之實景，實際上是被廬山的峰巒所局限，只能看到一峰一嶺，而不能窺其全豹。

這就好比人生在世，哪怕你是皇帝，是整個帝國的掌控者，但你所知的天下事，又何嘗不是被朝中的重巒疊嶂局限住了。世間的人們，處於不同的身份地位，扮演者不一樣的社會角色，看待問題的出發點自然不同，那麼看到的結果也必然不同，要擺脫眼前的蒙蔽，才能看清全局，可這又談何容易，就如同你不可能飛到天上去俯瞰廬山一樣。

王安石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是一個改革家，也是個實幹家，作詩和做事一樣乾淨利落，起筆就說理，同樣是借景說理。

前兩句寫「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尋是古代的長度單位，約8尺為尋，詩中說千尋，可見此塔有多高，實際上是寫自己的立足點之高。站在這千尋之塔上，他看見了旭日東升的輝煌，此時的王安石初涉仕途，還很年輕，豈不正如初升的朝陽，蓬勃大氣，充滿信心。

後兩句說「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浮雲二字用典，西漢人喜歡把奸佞小人比作浮雲，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年輕的王安石站在最高層，自然能撥雲見日。這兩句詩作為名句，其精巧結構也讓人拍案，換作普通人恐怕就要寫成：只因身在最高層，不畏浮雲遮望眼。

蘇軾和王安石

這兩首詩，都是難得的說理佳作，蘇軾更側重於思考眼前所見，找出「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原因，王安石更有氣勢，「不畏浮雲遮望眼」體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理想和抱負。

多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在變法過程中，蘇軾透過現象看本質，對王安石新法中大多不合時宜的部分給予否定，而當王安石真正站在最高位的時候，過於激進的改革措施，終究還是讓他被浮雲遮住了雙眼。

這對本該聯手成就彼此的曠世奇才，也因此成為死對頭，讓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