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立平觀察 孫立平社會觀察 今天
我們處在公元前後那樣的分水嶺？
在經歷了重大歷史事件之後，這個世界會變還是不變？這是很多人腦子裡的一個問題，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問題。
當今的疫情，就是一個這樣的事件。疫情還沒過去，人們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疫情過去之後，這個世界會不會發生一些大的變化？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最敢想的可能要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了。他在3月份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新冠肺炎是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新冠肺炎將成為「公元前和公元後」那樣的歷史分期的起點,。就是說，新冠前新冠後，將是如同公元前公元後一樣的兩個不同的時代。法國的張倫教授也認為，我們正在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 從此人類歷史會分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後」。
實際上，諸如新冠這樣的瘟疫或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上，確實不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的朋友還會記得，前一段時間，本公眾號曾轉載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丁學良教授的《幾次大瘟疫改變西方文明史》。還有一篇是資料性的，《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5次大瘟疫》。此外還有一篇，是我寫的讀書筆記，《為什麼是槍炮、病菌和鋼鐵？》。這些文章涉及的都是歷史上經常被人們遺忘的一個角落：病毒、細菌、傳染病在歷史上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而這些，對於我們理解人類歷史的變遷，理解人類文明的演進，都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角度。
在歷史上，瘟疫是如何影響歷史走向的？
但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主要是歷史學的研究，而歷史學的研究又主要是以事件的呈現和史實的考證為主，而缺乏抽象和概括。既然瘟疫或傳染病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那麼其起作用的模式有哪些？機制是什麼？儘管在這樣一篇短文中，我們不可能做深入的探討，但至少可以做一個粗略的類型學的梳理。
1、地緣政治格局甚至世界格局的改變。這其中最著名的是歐洲對美洲新大陸的征服。過去，一提到這個殖民的歷史，人們想到的就是堅船利炮。但實際上，瘟疫，尤其是天花，在這當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只要你看一下當時美洲最發達的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個帝國被征服的歷史，就可以明白這一點。這個影響，可以說是劃時代的。
2、顯赫帝國的沒落以及歷史進程的改變。回顧歷史，尤其是在傳統時代的歷史，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轉折，往往是與瘟疫分不開的。我們都知道歷史上盛極一時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其由盛轉衰的過程，都與瘟疫不無關係。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城邦爆發的瘟疫，是古希臘由盛轉衰的起點。羅馬帝國，兩次大的瘟疫將其折磨得虛弱不堪，外族一進攻，就垮了下來。強盛一時的東羅馬帝國也是被瘟疫折磨得元氣大傷。
3、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變化。我們都知道，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是印地安人，據估計人口在5千萬到1億之間。在歐洲殖民主義者對美洲擴張的過程中，大量的印第安土著消失了。在這當中，絕大部分其實是死於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霍亂、傷寒、鼠疫、流感、白喉等嚴重的傳染病。而14世紀席捲整個歐洲的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有專家認為，人口的銳減，勞動力的短缺，海外市場的發現，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歐洲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步入了工業化的時代。
4、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變化。瘟疫以及於此伴隨的死亡，對社會甚至人們內心精神世界的衝擊是巨大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會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所以，學者普遍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以及現代科學的發展，都是與黑死病這場巨大的瘟疫分不開的。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這場瘟疫成為「中世紀中期與晚期的分水嶺」、「標誌了中世紀的結束。」經歷了黑死病後，歐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
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課題
從上面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瘟疫對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影響的方式。那這一次的新冠疫情，會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影響當今的世界？老實說，看了弗里德曼自己的論述，我多少還是有點失望。他的分析很難支撐前面那樣一個大的判斷。反倒是他引用的另外一個分析框架，給人們以很大的啟發。
這個框架就是緊密型國家與鬆散型國家。提出這對概念的，是馬里蘭大學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她曾經寫過一本書，《規則制定者，規則破壞者：緊密和鬆散的文化如何連接我們的世界》。她將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緊密的」，另一類是「鬆散的」，分類的依據在於這些國家是更重視規則，還是更重視自由。諸如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之類的緊密型社會，存在許多規則以及懲罰措施，以規制社會行為。這些地方的民眾習慣於較高程度的監管，旨在強化良好的行為。而在美國、義大利和巴西等國，盛行的則是鬆散文化，通常規則更弱，氛圍更加寬鬆。
Gelfand教授指出，這種緊密和鬆散的差異形成，並非隨機的，「通常擁有嚴刑峻法的國家是那些在歷史上發生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大瘟疫的國家。這些災害頻仍的國家在數個世紀的鬥爭中，走出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嚴密的規則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與之對應，幾乎沒有受到災害威脅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國，還能享有保持鬆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的這對分析框架，對於認識不同國家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的表現出的差別，非常富有啟發。在這次疫情中，人們可以發現，中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表現出很高的效率，也做得更為成功。韓國雖然在開始的階段比較被動，但很快就轉轉了局面。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身處東亞，文化比較相近，可以歸類為Gelfand所稱的緊密型文化或國家。相反，在美國和歐洲，尤其是歐洲，流行的則是鬆散型文化，整個國家的架構也是按照這種原則設計的。儘管這種類型的文化和制度架構，可能有利於平時的創新，也有利於增強人們的幸福感，但當遇到瘟疫這種非常狀況的時候，其弊端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所以，Gelfand教授說，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的鬆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轉型。
不知弗里德曼在引述上述框架的時候，是否真正意識到他所討論問題的實質性。但在我看來，他引用的這個框架可能是疫後要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在疫情之前，兩種模式之爭就又一次浮出水面。而疫情的發生，尤其是不同國家對疫情的不同應對，將會使這個問題更進一步地凸顯出來。換句話來說，疫後可能會面臨著對體制優勢問題的再次爭論和評估。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什麼新的思想出來？如何權衡緊急狀態下與正常時期的選擇？這些反思對未來世界的走向會有什麼影響？可能都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
立平觀察
精選留言
關注徐老游
跟著老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