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到陝北時7000餘人，與紅十五軍團會師後，合編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是彭德懷，政治委員是毛主席，參謀長是葉劍英，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下設兩個軍團：一個是紅一軍團，由原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而成，軍團長是林彪，政治委員是聶榮臻；一個是紅十五軍團，由從鄂豫皖根據地到陝北的紅二十五軍、陝北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而成，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是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是劉志丹。兩個軍團一共13000餘人。

當時，陝北根據地只有三四萬平方公里，就這麼小個地方，還被敵人切成陝甘、陝北兩塊，除瓦窯堡這個鎮子以外，大小城鎮都被敵人占領著。還有地瘠民貧，群眾連穿衣吃飯都成問題，有的地方連人畜吃水都無法滿足，根本無法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根據地的東側是黃河，北面靠沙漠，西面一片荒涼，人煙稀少，南面有唯一一條通往西安的公路，早已經被敵人切斷封鎖。

中央紅軍到陝北前，蔣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共」總司令部，自己親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職務，統一指揮陝西、甘肅、寧夏、青海4省國民黨軍作戰。

根據地周圍一共有多少國民黨軍呢？南面和西南方向，是張學良東北軍約16萬人，還有楊虎城十七路軍6萬餘人；東面，是閻錫山的晉綏軍超過20萬人（山西8萬人），其中4個旅在陝西一側，部署在根據地東北方向吳堡一帶；西北面，是馬鴻逵的部隊約4萬人；北面，有「榆林王」井岳秀八十六師，還有高桂滋八十四師一兩萬部隊；蔣介石的中央軍，陳誠在洛陽以西控制著3個軍放在機動位置上，有兩個師已經調入陝西，虎視眈眈。[1]

蔣介石在這個地區的總兵力約50萬人，這是國民黨軍的大概數量（不同的資料數量有些差別），直接用於「圍剿」陝北根據地的兵力10餘萬人，[2]敵我兵力對比非常懸殊，而且已經對陝北根據地形成合圍之勢。

在這樣的險惡處境下決策，領導層有些什麼不同意見呢？

首先提出不同意見的是紅一軍團長林彪，他的主張是離開陝北，到陝南另謀生路。林彪對陝北到處都是荒涼衰敗的景象很悲觀，瓦窯堡會議召開前徵求軍團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時，林彪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帶領部隊到比較富裕的陝南，依託秦嶺打游擊，認為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首先能解決吃飯問題。

他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幾乎把紅一軍團主要幹部盡數調出，由他率領南下，甚至說寧願受處分也要離開陝北。瓦窯堡會議後，他還在電報里與毛主席軟磨硬爭，要求中央批准他去。

軍團政委聶榮臻曾是他在黃埔軍校的教員，推心置腹地勸他：你不要看目前這幾個破窯洞，去陝南搞不好連破窯洞也找不到，但他聽不進去。[3]按照他的說法，人的上帝是自己，只要有信心，就會勝利。[4]還有的看不到局勢的變化，認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因此應當南下。[5]

再一個是遵義會議從黨中央負總責崗位上下來，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博古，還有領導層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的主張是首先確保陝北根據地，然後再向西發展。理由就是，在長征中吃盡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好不容易有了陝北這樣一塊立足之地，決不可輕易喪失，陝北蘇區四面受敵，紅軍元氣還未恢復，不易與優勢的國民黨拼搏，而應當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並進一步向新疆發展。到寧夏後可通過外蒙接通蘇聯，以得到接濟援助。包括政治局委員、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認為向西發展更好。

政治局委員、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對紅軍東征山西也同意，但有兩個擔心：一是怕紅軍渡不過黃河，二是怕過了黃河後國民黨前阻後截回不了陝北。基於上述看法，在給毛主席的電報中提出，要絕對保證部隊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6]

他認為，黃河是陝西與山西的分界線，黃河以東是閻錫山的天下，他是那裡的土皇帝。蔣介石他都不讓進，曾與蔣大打出手，打得屍橫遍野，他能讓紅軍過去嗎？1935年冬，閻錫山聽說紅軍到了陝北，就沿黃河東岸10多個縣構築明碉暗堡，實行閭甲連坐制度，發誓不讓紅軍過黃河半步。還有，過河後如果保不住渡口，就回不來了，會連陝北根據地也丟掉。這個擔心是有道理的，但這還能下定決心東征嗎？

彭德懷後來回憶說，毛主席對此很不高興，見了後對他說：你去絕對保證吧，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東征準備期間，彭德懷又給中央領導發電報說，陝北蘇區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的可能時，都是不正確的。

他提出的意見是，戰略上向東佯攻，調回閻錫山在陝北的孫李部隊，求得肅清陝北殘敵，鞏固基本蘇區，與外蒙更加接近，這才是正確的。[7]他是東征總司令，他的主張是向北。可見統一意見很不容易。

還有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是原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遵義會議後他不再參與核心決策，到陝北後參加紅軍參謀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紅軍學校工作，他東征前給中央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東征是戰略進攻，應當估量力量對比。我們只有1.3萬人，其中1/2是新兵和3000新的俘虜兵，雖然情緒好，但技術條件低，而閻錫山有8萬人，在技術上、交通條件方面都比我們優越。

我們轉到戰略進攻是過早的，而且在將來行動區域的政治準備也不足，因而將進攻變退卻和逃跑的危險性是有的。他的意見是，力量不足，準備不足、進攻過早，先準備好了再說，在根據地鞏固後再求發展，就是東西南北中那個「中」。

另外，他還提出，在戰略計劃中取消從綏遠接近外蒙的條文，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8]周恩來副主席批評李德：他的整個的估計是從右傾出發，這是過去的錯誤根源未認識，對紅軍此次政治任務與軍事上進攻不認識，是保守主義。單純防禦會喪失進攻機會，引到失敗，必須批評之。[9]彭德懷也批評他：李德的意見是不對的，日蘇戰爭有爆發可能，但決不會因我們的口號而爆發。

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還有一些同志，反對林彪主張的離開陝北另謀出路，主張向西發展，通過寧夏向內蒙古和外蒙古推進，這條路可以與蘇聯取得聯繫和支持。[10]也可以立足陝北根據地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外蒙古靠攏，打通和蘇聯的聯繫。

但在瓦窯堡會議上，張聞天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認識到紅軍走了，敵人注意紅軍，根據地才能安全，同意先向山西發展，堅定地支持東征。據李德回憶說，後來熱心支持毛澤東意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曾在遵義會議上堅持反對毛主席的團中央書記凱豐，還有一個是剛從蘇聯回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11]

遵義會議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左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

我們今天研究這段歷史，對各種不同意見應當如何認識和理解呢？

首先，黨內對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和爭論是正常現象，是黨內民主的應有之義，應當是事業成敗出發來認識問題，不要只從個人關係出發認識問題，認為出現不同意見就是誰反對誰了。在重大會議和重大決策之前，我們黨都是要反覆徵求意見的，而且鼓勵發表不同意見，以求把問題想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確。

大家提出各種不同意見，說明對事業的認真負責，對事關前途命運和生死存亡的問題，都在思考最好的出路，希望能贏得勝利。當然，不排除其他原因導致不同意見，但總體上應在這個基本前提下考慮問題，然後再對各種意見做出判斷，最後把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認識上來。

當時，面對這些重量級人物的不同意見，你能分辨哪些可取，那些不可取嗎？都是言之有理，很難分辨。領導者往往會在多種選擇中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毛主席不但要準確分析利弊，在眾說紛紜基礎上做出正確決斷，還要抓住要害講清道理，說服大家統一思想。

除了林彪要離開根據地到陝南之外，大家的意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反對脫離現有根據地，反對冒進，要求先鞏固後發展，[12]怕主力出征後把現有的這個窩丟掉了。

毛主席對大家講的道理，主要有這樣一些要點：黃河流域以華北5省為戰場，其他為後方，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陝北地窮人窮兵員缺，方針必須是以發展求鞏固，而不是先鞏固後發展，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敵人「圍剿」來時則防禦，「圍剿」打破後則應當進攻。在戰略上必須採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採取謹慎的方針，在有利地形上實行以多勝少，力求減少錯誤。[13]

要以發展求鞏固，最好是向哪個方向發展呢？毛主席認為：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為什麼其他方向文章不好做？大概有以下理由：第一，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向林彪要求的到陝南進行游擊戰爭，顯然不能提到與陝北等處的游擊戰爭更重要的地位，往南是西安重鎮，靠近敵人大本營，敵人屯有重兵，會把蔣軍嫡系部隊引進陝北，那樣形勢對我們更不利。

另外，還把目標對準了我們的統戰對象張學良、楊虎城，當時我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第二，往西不行，因為我們長征是從那邊過來的，大都是一些沙漠戈壁，人煙稀少，而且師出無名，西面不是抗日前線。第三，向北也是沒有出路的，儘管那裡敵人力量相對薄弱，也是沙漠荒原，我們去幹什麼呢？不反對靠近外蒙和蘇聯，只是路線不能那樣走。

毛澤東在陝北

毛主席認為只能向東發展。為什麼？他多次闡述東征的道理，包括在東征過程中專門開會，說服不同意見，統一領導層認識，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因為東征的旗幟最鮮明，是到抗日前線去。[14]東征山西過程中，可以北進綏遠東進河北，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日運動新高潮，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東征就是為了抗日。

第二，可以避免同張學良、楊虎城對峙，有利於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

第三，威脅閻錫山老巢，迫使其把進入陝北進攻我根據地的部隊調回山西。當時閻錫山晉綏軍5個旅在根據地北面，紅軍打到他的老窩後，這些軍隊一定會回去，這樣，我們就可以藉機把陝北殘敵肅清，有利於我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後來實踐也證明了這一判斷正確，紅軍剛一渡河，閻錫山就把他的部隊從陝北調回去保老窩了。

第四，只要保證渡口在我手中，可以進退有據。

第五，山西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於紅軍擴大兵員，解決給養，建立抗日根據地。

東征過程中召開了一個晉西會議，毛主席在會上特彆強調：中央的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現在日本、美國、英國、國民黨、蘇維埃（共產黨）、蘇聯6個勢力的矛盾集中於華北，日本已經把噴火口爆發，我們到華北作戰不是跑得太遠，而是太慢。如果沒有勝利的把握而行動，不對，不相信戰役上以多勝少，戰略上以少勝多，不相信向華北發展，以為向華北發展會動搖了陝北，也是完全不對的。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15]他反覆強調，目前的形勢是正處在全國大變動的前夜，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發展，蘇區必須迅速向外發展，紅軍必須迅速得到擴大。

從毛主席分析的道理中，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特點，方方面面的因素他都想到了，想得非常深入和周全。但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拘泥於陝北根據地嚴峻的力量對比局面，而是從形勢處在全國大變動前夜這個判斷出發，把瓦窯堡會議認定的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考慮，把主要矛盾當作最根本依據的，緊緊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最要緊的是讓全中國人民一起抗日，包括想方設法逼迫國民黨反動派抗日這才是頭等大事。

紅軍集中主力東征山西，因為山西距離華北戰場最近，最容易走向抗日前線，最容易激發起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如果閻錫山阻攔，不讓紅軍借道山西去抗日，就名正言順的當賣國賊打他，這就叫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高舉抗日大旗，目的就是要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潮。其他方向離抗日戰場遠，難以達到這樣的深遠目的。

紅軍長征途經環縣場景甘肅網

所以，東西南北中，各個戰略方向，只有向東是對的。毛主席堅持紅軍主力東征山西，高屋建瓴，抓住了要害，因此成為扭轉歷史車輪的關鍵，也成為與蔣介石博弈的一個勝負手。

當然，問題還有另一面。主要戰略方向確定之後，對那些不同意見，難道就可以不屑一顧嗎？要知道，那些提出不同意見的領導同志，思維層次也是很高的，林彪、彭德懷等都是驍勇善戰、眼光獨到的高級將領，他們提出的是一些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他們的意見不能成為主要戰略方向，並不是他們考慮的那些問題不存在。

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堅持基本方向和路線的同時，儘量把大家意見、憂慮和智慧都照顧到，把好的意見都吸收進來，使戰略決策更全面、更科學、更正確，也更能形成領導層上下的統一意志。

在瓦窯堡會議做出東征決策後，毛主席要求進行40天準備。準備過程中，除了反覆統一大家的認識，打下堅實的思想意志基礎，再就是解除大家的後顧之憂。當時，大家最擔心的是丟掉根據地，在四面強敵包圍的環境下，幾乎是出動全部力量東征，的確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險棋。不能只想自己去打別人，而不想別人也會乘機端掉自己的老窩。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毛主席部署是：首先打擊南北兩面敵人，讓他們老實點。主力向南打，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甘泉本來就被紅軍圍困，那裡的東北軍坐以待斃，不久我們主動撤圍，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誠意，同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加緊聯絡，談判互不攻擊。[16]北面，以新組建的紅二十八軍和紅十五軍團一部，負責消滅正在進攻我們的井岳秀八十六師。

這些地方軍閥，你要是示弱，他就打你，你把他打痛了，蔣介石樂見其滅，也不會給他補充，他反而老實了，能不打就不打。陝北的另一股力量高桂滋挨過紅軍的打，不再出頭了，井岳秀很頑固，就重點打他，但在東征前不幾天，他因為自己的槍走火把自己打死了，這樣北部問題基本解決了。

二是在紅軍南征北討過程中，對東征嚴格保密，讓佯攻具有威懾性，同時麻痹閻錫山，保證渡河作戰的突然性和勝利。還有其他一些措施，如組織指揮員現場勘察渡河地點，周密制定作戰計劃等，通過一系列細緻的準備工作，保證主要戰略方向行動的成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

第一，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戰略方向，就是兵鋒所指，這是毫不動搖的。

第二，在歷史轉變期，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不被看似突出的問題迷惑，而是圍繞主要矛盾解決其他矛盾和問題，以全部主力聚焦主要戰略方向，通過強有力的戰略行動，贏得歷史主動，推動歷史轉變，引領歷史發展。

第三，每個人的意見都有道理，而且看起來都事關生死存亡，何去何從需要抓住本質和要害，需要有強大的決策定力。

毛主席在東征決策中，既堅持了主要矛盾規定的戰略方向，又重視吸取大家的意見，為最後成功提供了前提條件。

注釋：

1.《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頁。

2.《周恩來傳》上，第331頁。

3.《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239-240頁。

4.少華、游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9頁。

5.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頁。源自聶榮臻回憶文章《東征》。

6.少華、游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頁。

7.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頁。源自1936年1月26日15時彭德懷發給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的電報。

8.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1頁。源自1936年1月27日李德寫給中共中央的書面意見《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 。還有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0頁。

9.中共石樓縣委統戰部2023年編：《紅軍東征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資料彙編》，第21頁。

10.【德】奧托•布勞恩著：《中國記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11.【德】奧托•布勞恩著：《中國記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頁。

12.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源自1936年2月5日林彪、聶榮臻給李富春的電報。

13.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14.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5頁。源自楊成武回憶文章。

15.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頁。

16.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頁。源自賀晉年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