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邊敵之憂，內有蕭牆之亂。末期的明朝就像是一個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的滄桑老者，明明再也沒有能力接受任何的打擊和傷害，卻偏偏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之上，風雨飄搖。明朝末年，天災人禍接連而至，統治者和百姓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發生在明末天啟與崇禎年間乃至清初時期。
在明末時期，起義軍剛開始起義時並未得到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崇禎皇帝的足夠重視，他的關注點仍然牢牢地停留在對外的邊防問題上。我們回顧當時百姓的生活情況不難發現起義軍進行起義也只是為生活所迫。陝北土地一向比較貧瘠，生產也相對落後，而其徭役、賦稅卻很沉重，在接連遇上饑荒後，農民迫不得已率先起義。所以如果當時的政府意識到其的產生不過是因為農民無以為生的現實狀況，對農民加以賑濟，內亂未必會起。
一、迫於生計終起義
在當時明末起義軍隊並沒有出現的時候，陝西境內就已經暗暗有了一定的，潛藏起來的兵變勢力。該地本就是西北地區的軍事重地，是一道明朝抵禦外來者的一道屏障。但是由於政府的財力沒有辦法支持當時的軍餉發放，就給當時的明朝埋下了一個巨大的炸彈。而引爆之日也就近在眼前、迫在眉睫。
當時有官員上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飢兵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這就足以表明這個隱患之巨大或許會是壓垮明王朝的一根致命的稻草。
崇禎元年，起義之勢展露頭腳之時，主要是以饑民為主的。當時的自然災害頻發，饑民沒有辦法果腹，乃至到了易子而食的悲慘地步，無奈之下，百姓紛紛選擇起義只求在亂世中探尋出一條生的道路。試想，一些普通老百姓，他們未必在意到底是誰來統治他們。他們簡單的生活所盼望的或許只是餓了有飯可吃、冷了有衣可穿、有一個屋頂可以遮風避雨如此而已。而古語有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一個正確的王朝統治之下，當他們的正常生存需求被保證的時候，他們自然感恩戴德；而到了無以為生之時，他們也是不得不反。
崇禎二年之時，勤王兵嘩亂，聯合了饑民，占據山頭，起義漸漸有了主導的力量，飢餓的百姓或許沒有能力掀起狂風巨浪，但是有了勤王的力量可就不可同日而語。而同時我們不能忘了前面提到的因朝廷長期未能按時發放軍餉而叛變的兵士也自發加入了其中，起義軍逐漸有了一定的規模。
二、平定起義軍
（一）、無奈受命往陝西
同時也是在崇禎二年，明朝政府漸漸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正式採取手段，找尋合適的人選前往陝西，期望快速平定內亂。那麼，之前面對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百姓時沒有太大作為的崇禎皇帝在平定起義軍這件事情上，最初卻選擇持有以安撫為主的態度，目的究竟在於憐惜自己的百姓，還是考慮時局的審時度勢就值得人好好思考了。
作為最高統治者，崇禎皇帝自然不會親自製定具體的措施，他定然會需要一個合適的代理人。第一位崇禎皇帝的代理人楊鶴是被「趕鴨子上架」任命為陝西三邊總督，當時的陝西境內，流寇猖獗，政治、軍事、文化都亂了套。「因陝西流寇猖獗，又兼固鎮兵嘩，訛傳前任武總督服毒自縊，京師哄然。懸缺數月，無人敢往，吏部會推到鶴。蒙聖上昭對平台，面賜簡用。鶴恐跡涉規避，不敢固辭。」足以可見，楊鶴著實是在危局之下沒有人願意前往陝西，而被迫接下這樣的「燙手山芋」無奈的選擇。
（二）、觀局勢度帝心選安撫
楊鶴文官出身，對平寇平亂之事自然不會有太多的經驗，甚至可以直接說是沒有經驗，當時崇禎皇帝平台對之時，問其平寇方略，楊鶴甚至並沒有能夠提出具體的策略，所以他對於此事也只能慢慢摸索。而又正因為他的文官出身，對當時的局勢的分析，自然而然的是文人的視角。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元氣已傷，如今的當務之急是重新培養元氣。試想一個年過古稀的老者，郎中會開出猛藥渴望他一瞬就好，還是給予補藥慢慢溫補。
歷史證明，楊鶴選擇了後者，他希望尋求一種更為平和的方式，來平定起義軍帶來的禍亂。「謂救亂之道，必為百年之計，後可保數年，為數年之計，後可保終歲」他認為，當今之世，為救亂之世，而救亂必不能圖一時之快。這時候，他和崇禎皇帝的矛盾也就漸漸浮出水面了。崇禎帝只求「速圖殄滅，永圖寧謐」的本意而楊鶴縱觀當時明朝的局面，認為不可操之過急。
當時在陝西起義軍已經有了足夠的規模，楊鶴的兒子也曾經提出：「臣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而又因京師戒嚴，陝西各邊兵奉詔勤王，使得四鎮缺額遍布。而朝廷並沒有及時補缺。楊鶴可能是清楚地意識到，面對已經有了規模的起義軍他沒有信心可以以足夠的能力憑藉兵力鎮壓，這樣的客觀因素導致他對於起義軍以安撫為主的心理在不斷地堅定。
崇禎三年五月，楊鶴上疏請求：「今陝西三邊大將盡赴勤王，四鎮無處不缺。」當時的外患已導致當局政府沒有了足夠的兵力來對起義軍進行圍剿，這從很大的程度上堅定了楊鶴主安撫的決心。而當時崇禎皇帝也對其表示了極大的支持，這也在最大的程度上堅定了楊鶴的信心。楊鶴認為要以相對平和、和緩的方式處理國家內政的想法符合了當時崇禎皇帝的心理。
回顧當時的局面，內憂外患都深深威脅著崇禎帝的統治，外有遼東虎視眈眈，內有農民揭竿而起，而同時國家內部，軍備廢弛，財政枯竭，內政混亂。如若起兵鎮壓，當時的朝廷未必有足夠的能力維持這樣的耗費。所以當時的崇禎皇帝比任何人都希望可以不用花費太多的兵力、財力就能夠徹底化解了這場農民所帶來的危機，但是我們都不能忘記他們兩者在耗費時間上的潛在矛盾。
楊鶴之所以敢於在陝西大力對於起義軍施行以安撫為主的手段是因為崇禎皇帝的大力支持，當時他聰明的發現自己的想法和崇禎皇帝的一些心思不謀而合。他的很多具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牢牢地小心翼翼揣度著聖意，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他不過是為崇禎皇帝具體踐行政治主張。
（三）、具體摸索撫百姓
楊鶴提出了一系列的各種嘗試，比如他認為陝西地區的流寇，多是因為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才不得已加入了起義軍，於是他提出招撫之後，讓陝西貧瘠地區的饑民去更加富庶的地方生活。可是，當時的各地官員怎麼會願意流寇來到自己的境內給自己的從政生涯帶來危機呢？他們懼怕於起義的勢力蔓延到自己管轄的區域，從而自己需要承擔巨大的危險。於是上書道:「欲設法解散饑民，曾有移民就食之說，乃秦中士庶恐引賊入室，未救延安之飢，先釀西風之亂，臣又不敢復言。」所以楊鶴的這個思路尚未得到實施進行嘗試就被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這個措施沒有辦法得以實施，楊鶴隨即又提出了利用蠲賑的辦法給予被招撫的饑民有牛種的機會。我們知道最初的崇禎皇帝是對於楊鶴表達了極大的支持的，他當時立即命令吳甡以十萬賑濟陝西，對那裡飢餓的百姓進行安撫。但是面對龐大的飢餓百姓時，十萬這個數目真的只是杯水車薪而已。藩王以下也很配合籌集了五萬金加上吳甡的十萬金，栗米二萬石所可以賑濟的人不過是極少的一部分如此而已。
「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豈可只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蠲不宜惜也。余時初等朝，李談及世事就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金變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填金錢，雖下手詔命耑使，所虧至此，如以杯水車薪。」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很明確地表明了到達崇禎四年的時候饑民已經遠遠超出了崇禎皇帝的預期，而面對三倍於初期的流寇，那點微博的賑濟金無疑是沒有太大的用處的，而反觀當時的明朝現狀，根本就沒有龐大的財力作為底氣來支撐這樣的安撫行為。
楊鶴卻仿若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嚴重的問題，不斷地上書請求崇禎皇帝的財力支持。而明朝廷遲遲沒有給他回應，以至於出現了失敗的端倪。其實並不是百姓不願意安心地在家務農，過簡單的生活，而是政府並沒有徹底地進行蠲賑政策，保證這些百姓的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如若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尚不能被滿足，那麼談何其他呢？
（四）、失帝心缺賑濟安撫終敗
而到了最後，楊鶴的招撫策略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崇禎皇帝的不再大力支持。崇禎皇帝自始至終的目的只是快速蕩平內亂，無論採用何種方式，當然也要應對當時的國家實際情況，盡量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平亂。所以楊鶴在最初的時候得到了崇禎帝很大的肯定，而他提出的安撫政策與崇禎帝的求快心理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崇禎皇帝在初期對楊鶴給予了相當大的信任，他並沒有意識到，以安撫為主的會帶來的承重代價。他當時認為解決問題並不會需要持續的財力和兵力的支持，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楊鶴一次次上書請求政府給予支援後，矛盾終於爆發了。
而在崇禎皇帝於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楊鶴，並大加指責其「大負委任」之時宣告著第一次安撫徹底的失敗。而楊鶴在後期也發出了感嘆表示：「自己在塘報中問剿撫兼行，本是仰遵明旨，相機行事，並未偏主撫，又因皇上有言，流賊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純以剿為事，因此認為仰窺聖意，認為崇禎帝不嗜殺人，並見崇禎帝發䋈金命吳甡賑濟，因此才會招撫神一魁是奉行崇禎之德意。」但是即使他後期怎麼為自己開脫，崇禎皇帝仍然覺得就是因為楊鶴選擇以安撫的手段導致了平定起義軍的失敗。
三、結語
對於崇禎皇帝來說，安撫只是一種手段，他的目的從來都不是因為「流賊原是中原赤子」而不忍下手，作為當時明朝最高統治者的他，目的一直都在於他的統治。
安撫手段僅僅只是他迫於無奈的權宜之計。而後崇禎皇帝面對陝西局勢不斷更換主事官，急於求成。在對於起義軍到底是以安撫還是剿滅的態度上，崇禎皇帝的態度一直是模稜兩可，沒有表示出明確的態度。他沒有堅定地站在以安撫為主或者以剿滅為主的陣營，所以這又從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位帝王的心理一直都是迫切地希望能夠快速地平定起義軍，具體是哪種手段，在於崇禎皇帝的心理並沒有那麼重要，甚至是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