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的主要報紙里，法律和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譬如，美國的《紐約時報》有專人報道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且提出分析和評論。英國的《電訊報》（Telegraph），每周四有特別版面，報道上一周各級法院的重要決定；五到七則的報道里，有案情摘要，官司爭議所在、判決、主要理由和雙方訴訟代表姓名等等。
這些材料，除了是陳述事實的「新聞」之外，其實還有很重要的社會功能。透過這些報道，讀者了解社會百態、各種糾紛所在以及法院的立場。讀者可以體會到法律的曲折和行為的界限所在，可以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相形之下，華人社會裡，至少在21 世紀初，類似的報道，還不是報紙的正常內容。和法律有關的材料，大部分是出現於社會版（食人魔）或政治版。法律，似乎和一般人的生活無關。造成這種現象，有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一般民眾覺得法律遙不可及，涉及專業術語和專門知識。
在這裡，希望由比較平實的角度闡釋「法律」；接著提出六個問題，再自問自答，希望能烘托出法律和法學的身影。題目中的問號，呼應讀者可能的質疑——這些是「法學」問題嗎？驚嘆號，表示答案是肯定的——這些確是「法學」問題。
魯濱孫是誠實的嗎？
在魯濱孫一個人的世界裡，他自然而然地發展出很多情緒，以面對環境。這些不同的情緒，對於他的生存和福祉，都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當他進入森林，追捕鳥獸，因為不小心，踩進泥沼，驚動了獵物，自己也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脫身。一身狼狽，兩手空空，他覺得很懊惱。「懊惱」的情懷，發揮了兩種功能：自己犯了錯，嘗到苦果，懊惱是一種反應；是對自己當時處境的總結，也是對自己的處置——懲罰。更重要的，是這一次的懊惱，將會是下一次的提醒；未來再面對類似的情境時，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因此，懊惱不但處理了已經發生的事，也對未來的行為產生影響。在重複賽局裡，這種情懷發揮了某種功能（function）；長遠看來，顯然有助於魯濱孫的生存和福祉。而且，不只懊惱具有這種特質，其他的諸多情緒，也都是如此。既然發揮了某種功能，這些情緒就好像是「工具」（tool-like arrangements）。不過，這些工具，只和魯濱孫個人有關；當星期五出現之後，在兩個人的世界裡，他們會發展出一些其他的工具——誠實，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小說，魯濱孫救了星期五，並且成了他的主人；主人和僕人，符合英國社會裡主人和管家（butler）的階級制度，是當時「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情節。主僕從屬的相對關係，當然和平等共存的情況不同。平等和不平等的內涵、雕鑿的過程，也很值得琢磨。不過，關於兩人之間的互動，焦點暫時可以放在「誠實」這個特質上。
如果兩人約好，魯濱孫在茅屋附近種果菜，星期五外出狩獵；結果，日落西山時，星期五空手而回。魯濱孫問他：「在外面一整天，你是隨處遊蕩，還是認真打獵？」星期五回答：「一整天都全力以赴。」星期五知道自己有沒有賣力，魯濱孫卻不知道；兩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這時候，面對星期五的回答，魯濱孫該怎麼解讀這個訊息呢？圖1-1，就呈現了這種微妙的情境：
面對星期五的回答，魯濱孫要設法解讀；如果過去相處的經驗里，星期五一向說話算話，魯濱孫就接受他的說法。如果他過去說話不太實在，魯濱孫就可能有所保留。因此，根據星期五「誠實與否」的特性，魯濱孫解讀他面對的訊息。圖1-1右邊表示，誠實與否的特性，就像是一個解碼簿；魯濱孫利用這個解碼簿，解讀星期五提供的訊息。
由此可見，就像懊惱等情懷，誠實也像是一種工具，有功能性的內涵。依此類推，人際相處時的信任、猜忌、交情、敵視，都發揮了某種作用，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用。
本文摘自《完美的正義》
為什麼我要知道你的心？
誠實，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特質，可能是後天環境所造成，也可能同時受先天和後天的影響。無論形成的原因如何，這種特質有助於處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問題的焦點，似乎由「誠實」不知不覺地移轉到「信息」。那麼，信息為什麼重要呢？特別是對法律而言？
在某些方面，司法體系似乎有意地貶抑信息。譬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意味著在衡量曲直時，不應該考慮當事人的身份背景、智愚賢不肖；司法女神的雕像，有一匹布覆蓋著眼睛，原因在此。不過，雖然在某些方面，司法體系刻意過濾掉信息；在其他方面，司法運作上，信息其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兩個例子，可以約略反映其餘。
首先，一旦刑案發生，如果嫌犯自首，各國法律通常減輕刑責。主要的考慮，是嫌犯自首，警方無須再耗用人力物力，也免除了波及無辜的可能。因此，自首之後，可以大幅節約司法資源；為了提供自首的誘因，減輕刑責是最直接的方式。自首，就是把犯案的信息，主動提供給警方。此外，有些刑案，是當事人衝動盛怒之下，一時失手。平靜之後，對於自己的行徑，往往後悔不已。這一類的刑事犯，被處罰（出獄）之後，再犯的可能性很低。因此，為了避免這些人在案發後一錯再錯、小錯變大錯，就以減輕刑責鼓勵自首。其次，是犯罪動機。經濟活動里，通常只注意行為（act），而不考慮動機（motive）。買電視，不管是要看體育節目、影片、綜藝節目；或出遠門時放大聲音，假裝有人在家、防賊；或讓小朋友看電視玩遊戲機，免得在外遊蕩或上網吧；無論理由（動機）如何，電視機的售價相同。然而，在司法體系里，卻不是如此；動機如何，非常重要。
臨時起意、順手牽羊的小偷和以此為業的慣竊，待遇不同；失手殺人和預謀殺人，刑罰也不同。主要的考慮有兩點：第一，如果是預謀，犯案經過計劃，安排掩護、偽裝和脫逃路線等，通常比較難緝捕；相反，如果只是一時衝動，考慮不周，容易留下線索，緝捕成本比較低。因此，對於預謀的犯行（planned crime），值得以較重的懲罰遏阻。第二，預謀犯難逮，因此可能長期犯案，造成重大的影響，耗用可觀的司法成本。美國的「炸彈客」（unabomber），犯案前後達17 年；20 次郵包炸彈，造成5 人死亡，31 人受傷。近20 年的歲月里，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投入調查的人力物力，非常可觀。還有，2001 年在紐約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當然不是臨時起意；除了兩棟摩天大樓倒塌、財產損失之外，包括消防隊員在內，約有3000 人死亡。這是預謀，而計劃的首腦，幾年之後才被擊斃。因此，基於這兩種考慮，就值得對預謀犯加重刑罰。預謀與否，動機為何，顯然是一個重要的「信息」。
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初犯和累犯的差別待遇。在「審訊」階段，累犯的記錄，可不可以呈堂參考？還是一旦認定有罪，只能在「量刑」時斟酌？當事人是否為累犯的這個信息，顯然很微妙；因為涉及的考慮很多，暫且放下不論。
為什麼原始部落的人，講話文縐縐？
魯濱孫和星期五的兩人世界，以及以遊牧或狩獵為主的部落，自然不同。不同，是指面對的問題不同，而發展出處理問題的工具也不同。兩個具體的事例，可以參考。
19 世紀時，到蠻荒或極區探險，是歐美社會眾所矚目的新聞事件。當時，成為登上北極的第一人，是令人垂涎的大獎。歐美的探險家，由政府或私人資助，組成船隊，投入競賽。因為極地環境險惡，加上設備和科技的限制，經常有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是英國法蘭克林（John Franklin）所率領的探險隊。1800 年出發時，全隊有119 人；後來船隻被堅冰所困，探險隊棄船而行。一路折損，最後全軍覆沒。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大規模、大陣仗式的做法，不適合冰天雪地的極區。愛斯基摩人，通常以三到五人的小團體，在極區活動；設備簡便，行動靈活。
另外一件史實，是人類學家發現，某些原始部落里，一般人遣詞用字都很典雅婉轉。部落的居民住在茅草屋裡，使用原始的器具，穿著簡陋的服裝。然而，他們的語言，卻很溫和，不太涉及別人的隱私，不太批評別人。為什麼？
語言，是一種工具，也隱含某種「遊戲規則」。工具和規則，都會受到相關條件的影響。原始部落里，大家住茅草屋，雞犬之聲相聞，幾乎沒有隱私。一旦言談之間傷及鄰居，很可能鄰居就會登門問罪。因此，言辭溫和，有以致之。現代社會，一般人住鋼骨大廈，水泥鋼板為牆；隱私性增加，談話不容易得罪人，遣詞用字自然比較率性而直接。
無論是愛斯基摩人或原始部落，都面對許多問題。大自然的考驗以及彼此之間如何相處，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存、福祉和繁衍。因此，經過長期的演化、嘗試和錯誤（trial and error），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些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受演化過程中各種力量（evolutionary forces）的雕塑，和大自然，和蟲魚鳥獸，和人類自己，都有明顯的互動關係；和道德論述，和哲學家，和警察軍隊，和國家機關，都沒有明顯的關聯。
思索人類社會的遊戲規則，以原始社會為基礎，往往是好的開始，也是好的參考坐標。
為什麼禁二手煙、不禁二手香水？
二手煙和二手香水的差別，似乎簡單明了。二手煙對別人造成傷害，違法；二手香水，賞心悅目，沒有違法。然而，無論是香水或香煙，問題都未必像表面上那麼簡單。
2002 年，台灣南部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糾紛。相鄰兩戶人家，為了「夜來香」而起了爭執。一方表示，街坊鄰居長年相處，本來相安無事；後來，鄰居在後院裡種了一株夜來香。兩三年之間，長成3 米高、2 米寬的大樹。一年裡有九個月，夜半開花，香味濃郁，四處飄散。剛好家中長輩對香味敏感，又有高血壓；夜來香開花時節，不但無法入睡，而且血壓高升，全家惶惶不可終日。同時，也已經取得診斷證明，證實夜來香和症狀之間的關聯。另一方表示，雙方過去確實相處和睦，自己也多次修剪枝葉，希望減少花香。不過，花是種在自己的後院，而且一般人都覺得花香怡人；鄰居一再抗議，他不知道自己何錯之有。雖然夜來香種在自己的院子裡，但是香味卻隨空氣飄散；如果主人只管「花」而不管「香味」，那麼，豬圈排放的臭味，或化工原料散發的異味，都可以有推托之詞。
「二手香水」的例子，當然不限於台灣。2005 年5 月，美國地方法院判決，在新聞台工作的資深主持人艾琳·韋伯（Erin Weber）勝訴：另一位女主播，使用香味特濃的化妝品；在狹小的空間裡，她無處可避，長期忍受，精神和肉體都受損。電台對她的抗議置之不理，她控告要求賠償。顯然，對一般人而言是香水，未必對特定（可能是極少數）的人也是「香水」。
相形之下，二手煙的情形，看起來簡單，其實未必。煙和酒，歷史悠久，和人類文明息息相關。禁二手煙，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而且只有在所得水平比較高的國度里。禁二手煙的主要理由，是醫學研究證明，一般人吸二手煙，會對身體造成傷害；醫學研究也證明，對吸煙者本身，長期而言也有損健康。不過，即使最積極的國家，目前也只是採取雙軌制：禁止二手煙，以保障其他人；提高香煙價格，加上限制吸煙區域，間接地增加吸煙的成本，以抑制吸煙。然而，法令上並沒有直接規定不准吸煙。
也就是，目前先進社會的做法，是具體地處理了二手煙的問題；但是，只局部、間接地處理了吸煙者本身的問題。吸煙者本身健康的損害，以及透過社會保險或全民健保，對其他人增加的負擔，卻並不直接處理；重要原因，是直接處理的成本太高。即使是間接處理，一旦香煙價格繼續上升，黑市會出現，進而猖獗，就像毒品一樣。因此，煙和酒類似，只能抑制和管理到某一個程度；否則，可能會引發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二手香水（和夜來香等），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大問題；一旦真的發生問題，只針對個案處理。其實，二手煙和二手香水在性質上相同，都是個人行為對其他人造成（不利）的影響。主要的差別，只是負作用的大小而已。
兩個石頭孰輕孰重？
學期開始，第一堂課，老師走進教室之後，從口袋裡掏出兩個石頭；形狀不一，大小相近。老師問學生：這兩塊石塊，哪一個輕，哪一個重，怎麼決定？教室里冒出一句：找個秤，稱一下，不就行了嗎？全班哄堂大笑，只有老師微微一笑。有秤，當然簡單，如果沒有秤呢？在魯濱孫的世界裡，他怎麼決定輕重？在魯濱孫和星期五的世界裡，兩人又怎麼決定？
21 世紀初，現代化的社會裡，度量衡隨處可見；連小學生都知道，1000 克等於1 公斤，1000 公斤等於1 噸。可是，手上的一塊豬肉或一顆蘋果，到底重量是多少呢？傳統市場裡，可能還有少數小販，用長長的手吊秤；超級市場裡，大都用彈簧秤或電子秤。彈簧秤和電子秤比手吊秤准，准多少呢？往前推一步，彈簧秤和電子秤，本身也是工廠的產品；經過質量管理，再出廠上市。工廠所依據的，又是什麼呢？制秤工廠里，有一些砝碼，放在防塵防濕櫃里；利用這些砝碼，可以測試各種秤的準確度。制秤工廠的砝碼，準不準呢？為求精確，各國都有特設單位，提供重量的基準。因此，特設單位有的基準，比民間的更精確，也保護得更周密。一路往上推，設在巴黎的國際計量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Measures）里，保存著最後的基準，是一個鉑（platinum）和銥（iridium）合金的圓柱，鉑和銥的比例是90% 和10%，重1 公斤。這是自1889 年起，世界各國依賴的標準，公認精密度最高。
這個追本溯源的故事，至少有兩點啟示：重量，是度量衡里重要的一環；人們利用大自然的材料，作為比較輕重的基準。但是，國際計量局的權威，是來自各國專家的「公認」；也就是，專家們接受國際計量局所保存的標準，再以這個標準作為其他標準的基礎。另一方面，一般社會大眾相信磅秤，其實和專家會接受國際計量局一樣；只要「沒有異議」，磅秤就能發揮量度的功能。因此，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客觀的作為，其實是立基於人們主觀上的判斷——願意接受、沒有異議。
度量衡，可以幫助處理輕重長短大小的問題。因此，度量衡是一種「媒介」（medium）、一種工具，有助於溝通、傳遞訊息，有助於解決紛爭，也有助於促成交易。然而，在許許多多的地方，度量衡不是關鍵所在；問題的焦點，是如何闡釋度量衡。英國一位婦人的兩名嬰兒，分別是11 個半月大和4 個月大，先後猝死；婦人被控以謀殺。初審時，醫學專家提出證詞：同一個家庭里，兩名嬰兒連續猝死的幾率，非常非常小（incredibly long odds）。經過討論，陪審團認定婦人有罪。上訴時，辯護律師主張：對於統計數字，專家之間還有爭議；而且，案件所涉及的，不是統計數字本身，而是對幾率的推斷，以此作為定罪的基準，並不可靠。上訴法院的法官們，同意這個論點。2005 年4 月，英國上訴法院同意被告的上訴，作出「發回重審」的判決。
顯然，對於輕重大小長短，度量衡是有效的利器。在其他範圍里，則必須發展出其他的「尺度」（measure）；享受尺度的功能，也承擔尺度本身的局限或缺失。
世界大賽里，投手要打擊嗎？
兩個石頭，孰輕孰重，容易比較；兩幅畫，哪一張漂亮，不容易比較。兩車相撞，誰對誰錯，可能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輕重、美醜、是非，都涉及價值的排序（ordering）；要決定適當的排序，難易程度不同。由簡單到困難，可以想像成一道光譜（a spectrum）；光譜上有很多點，代表不同性質的排序。
一旦需要排次序，顯然就隱含採取了某種量尺（measure）；度量衡可以決定長短輕重大小，但是是非和美醜等排序，卻必須依賴其他的量尺。奧運會裡的裁判，是一個好的參考坐標（reference framework）。對拳擊賽的裁判而言，重點是放在兩人的差異上；對花式溜冰等的裁判而言，雕鑿自己心中的量尺，更為重要。
世界大賽（World Series），不能顧名思義；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這是指限於美國和加拿大球隊參加的職業棒球冠軍賽。1903 年起，球季里美國聯盟（American League）和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先產生各自的冠軍，然後進行一場七戰四勝的冠軍爭霸賽，稱為世界大賽。
美國職棒的掌故，當然點點滴滴，幾乎是「罄竹難書」。譬如，兩個聯盟的差別之一，是美國聯盟自1973 年起已經採用投手代打：投手不上場打擊，而由另一位打擊擔任代打（designated hitter）。在國家聯盟里，投手還是要輪流上場打擊。根據專業分工，投手是靈魂人物，投得好比打得好重要得多。因此，在國家聯盟，投手的打擊率通常很低，而且大多被排在最弱的第九棒。一旦輪到投手打擊，大家都期望他會三振出局，攻擊火力暫歇。各隊都是如此，所以也就相安無事。
兩個聯盟規則不同，教練調度的策略和球員的結構有差別，也就不在話下。不過，一旦世界大賽開打，球隊來自兩個聯盟，投手要不要上場打擊呢？經過協議，目前的做法是，在國家聯盟的球場比賽，投手要打；在美國聯盟的球場比賽，投手不打。也就是，入境隨俗，在羅馬照羅馬人舉止（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美國聯盟的投手，正常球季里從來不拿球棒，世界大賽里偶爾不得不上場揮棒，動作往往誇張可笑（目前，正常球季里，美國聯盟的球隊需要跨聯盟，和國家聯盟的球隊碰面。所以，美國聯盟投手，上場打擊的機會增加）。此外，投手打擊之外，世界大賽由哪一個主場先開打呢？抽籤、比兩隊當年勝率、以上年世界大賽冠軍所屬的聯盟為準，顯然都是可能的遊戲規則。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世界大賽里投手打擊與否，涉及兩個不同的聯盟，各有各的遊戲規則，各有各的歷史傳承、價值體系。一旦出現「跨領域」（over the boundary）的問題，如何妥善處理，是很微妙的問題。因為，在棒球場之外，輸贏不再是遊戲，而是人生。
譬如，日本旅客在法國租車自助旅行，因為不諳交通規則和當地習俗，撞壞了民宅和花園。處理這個糾紛，是用日本的法律還是法國的法律呢？如果兩個泰國觀光客，在英國發生鬥毆，彼此造成傷害，當地警方介入。一旦打官司，適用英國法律還是泰國法律？還有，一艘巴拿馬註冊的貨輪，在公海發生火警；拖到新加坡的船塢修補。船主無力償還費用，船塢扣留貨物，貨主提出告訴。由哪一個國家的法庭處理比較好呢？為什麼比較好？
這些案例，還有許許多多類似與不類似的例子，本質上就是國家聯盟和美國聯盟問題的翻版和擴充。美國職棒在考慮遊戲規則時，可能要斟酌不同的因素：使球賽更公平，使球賽最能吸引觀眾，使球員受傷幾率低，使球團賺錢更多。這些因素（價值）之間，有的互補，有的衝突。處理旅客和商船等官司時，同樣是面對「遊戲規則」的問題；許多因素，都自然而然地牽涉其中：國家之間有沒有邦交、有沒有法律協約、找出真相成本的高低、善後和執行的難易等等。
這麼看來，「入境隨俗」到底是一個傳統智慧，還是一個法律觀念，或者是兩者的某種糅合呢？
由魯濱孫到世界大賽，到底啟示為何？
由魯濱孫開始，到星期五加入，轉折到誠實；然後，轉移到兩個石頭的輕重，最後是奧運競賽的裁判，以及美國職業棒球冠軍爭奪賽。這一章涵蓋了很多「故事」，也試著通過自問自答，直接間接地處理一些問題。經歷過這許多故事之後，似乎值得做一總結，把前面的各種斟酌，綱舉目張地處理歸納。其實，故事很簡單，道理也很簡單。
首先，由生活經驗里，魯濱孫發展出的規則，職業棒球的遊戲規則，以及其他的規則，內容雖然不同，性質上卻是一致——都是「工具」；以這些規則為工具，可以發揮某些作用，達到某些目的。其次，雖然都是工具，都希望發揮作用，以達到目的；可是，目的本身卻可能南轅北轍。魯濱孫所萃取出的叢林法則，適之則生、逆之則亡；攸關生死，不是兒戲。另一方面，拳擊賽的規則，可能是讓各個量級（重量級、輕量級等）里，最強悍的人獲勝；花式溜冰的規則，可能希望兼顧技巧與藝術成分。職業棒球的規則，看似處理棒球，其實著眼於娛樂；長遠來看，愈能提供娛樂，愈能吸引觀眾（和籃球、足球、冰上曲棍球競爭），當然愈好。
再次，操作各種（遊戲）規則的方式，也不盡相同。魯濱孫的世界裡，由他自己提供獎懲；星期五出現之後，兩個人同時是球員，也同時是裁判。奧運會和美國職棒，關係重大（地位、名譽和商業利益），所以由第三者，甚至是職業裁判來執法。職業裁判（professional referees），就像全職法官（full time judges）一樣，以擔任裁判為業。
球賽裁判和法官，有共同之處，而且都享受到社會大眾的禮遇和尊敬；但是，法官得到的尊重，一般而言要高一些。原因之一，是裁判只管職業球員，法官卻可能管得到社會大眾。另外的原因，是職業競技的裁判所操作的規則，和道德無
關（除了運動道德）；法官所操作的規則是法律，而法律通常和道德密不可分。一般社會大眾，日常生活和道德戒律息息相關；受道德影響的程度，可能甚於受法律的節制。因此，法官透過法律和道德的關聯，間接地擴充法律的影響層面，也因而提升了本身的地位。
此外，球賽裁判和法官之間，還有一點微妙的差別。各項球賽和運動的裁判，通常只專精一項；英式足球的裁判，不太可能同時為美式足球執法。法官則不然，大陸法系的國家裡，案件大致上分為民事和刑事；無論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包羅萬象。法官要在民事和刑事的屋頂下，嫻熟很多項目的曲折。還好，和球賽裁判們相比，法官們也有特別的資源：參考過去的判例、引述各種法學論述、利用比較長的時間來思考——棒球賽里，剛進壘的是好球還是壞球，裁判必須馬上作出決定！
最後，借著魯濱孫到世界大賽一連串的故事，烘托出規則平實無奇的一面。規則，是一個大集合；法律，是集合的一部分，是子集合。利用各種生活化的「故事」，可以具體而清晰地感受到，規則的意義，操作時的曲折，以及闡釋時的微妙。以「故事」來襯托法律，使法律更真實、更貼近生活、更具體明確。
引述了許多故事，真實和虛幻兼而有之。借著這些故事，討論了相關的一些問題。當然，故事引出的線頭，還可以編織成其他的圖像和世界；這篇文章里所觸及的，最多只能算是起個頭而已。不過，由這些故事和渲染里，也呼應了本文的題目。前面所討論的，是六個「法學」問題嗎？答案是：雖然只是微言小義，不過確實是六個「法學」問題——畢竟，法學這兩個字加上了引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