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老師如何擺脫論文壓力

完美的「鯨魚」有多遠

編者按

不久前，湖南大學教授文雙春在科學網發表了一篇博文。文章中，面對「大學老師如何擺脫論文壓力」這一併不算新鮮的話題，文雙春提出了「人在大學，但不屬於大學」的 「新鮮」思路。

他借用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話，將這種思路概括為「在鯨魚外生存」。這裡的「鯨魚」顯然指的是高校，而之所以要在「鯨魚」外生存，則是因為目前的「鯨魚」並不完美。

那麼，完美的「鯨魚」應該是什麼樣？我們距離完美的「鯨魚」還有多遠？針對該篇博文的觀點，以及上述兩個問題，本報特邀請三位高教界不同身份的人士發表他們的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大學老師如何擺脫論文壓力

作者 | 文雙春

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現代大學成了一種「焦慮機器」，學者們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其原因是不斷要求更多、更快產出論文。

對於今天學者們被鎖定在一場爭奪優勢和地位的激烈競爭中的狀況，美國心理科學協會主席巴瑞特用「軍備競賽」一詞來形容。

這種競爭不是用武器、物質財富或真理進行的，而是在論文上的戰鬥，也即是一種學術出版物「軍備競賽」。

著名社會學家比利格有過類似觀點。他說，學術界的大量出版是由「競爭對手發表的比我們多」的心理恐怖所驅動的，是地位焦慮。

由此可見，在國外，學者們如果身處大學又無法擺脫論文壓力，便難免成為「焦慮機器」的「產物」，而焦慮無疑影響幸福。

值得慶幸的是，筆者感覺周圍學者的焦慮現象或心理健康問題沒有前文說的那麼嚴重。

但是，經常吐槽因論文壓力妨礙自己做真正有價值研究，並因此痛心疾首的老師，特別是青年教師不在少數。

畢竟，論文壓力除了影響幸福，還阻礙科學成就。那麼，大學老師有沒有什麼辦法擺脫論文壓力，做有意義的研究呢？

筆者近來正在研讀科學史，其間覓到一條寶貴線索：牛頓和愛因斯坦兩位科學巨匠在取得各自最重要科學成就時，都有一個共同點——遠離大學。

牛頓1665年從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但由於瘟疫流行，劍橋大學不久便被迫關閉，牛頓回到了烏爾索普的老家。

直到1667年劍橋大學重新開放，他回校當教師。

據資料記載，在家中的兩年里，牛頓的科學創造能力爆發了，這應當是歷史記錄中最輝煌的一筆——他在3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做出了奠基性工作。

在數學領域，牛頓發明了二項式定理以及微分和積分計算法；在光學領域，他發現了光的顏色分解；他開始用重力理論統一天體力學，這最終促成了他的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

無獨有偶，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表了5篇劃時代的物理學論文，創造了科學史上的一大奇蹟，這個奇蹟是他大學畢業後在瑞士伯爾尼專利局當技術員時創造的。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去專利局工作純粹是由於生活所迫，他大學畢業後一心想在大學謀得一個教職。

不妨穿越並想像一下：牛頓當年如果不是因為天災而被迫宅在家裡兩年，愛因斯坦當年如果如願以償做了大學老師，他們能取得那麼偉大的科學成就麼？

沃爾特·艾薩克森著《愛因斯坦傳》回答了關於愛因斯坦的問題：「倘若愛因斯坦當初做了某個教授的助手，他也許就會發表一些中規中矩的文章，在挑戰傳統觀點方面畏首畏尾。

正如他後來所說，原創性和創造性對於學術地位的躍升並不是最主要的，尤其在德語世界，他將不得不去迎合其主顧的偏見或流行看法。」

愛因斯坦本人說過：專利局是一個「讓我構想出最美妙思想的世俗隱居之地」。

不知是否受到了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啟發，筆者注意到，國外真的有學者指出，在當今環境下，想要做出真正有意義的學術，離開大學是個好選擇。

然而必須承認，牛頓和愛因斯坦遠離大學的成功經歷，很難被今天的大學老師（至少絕大多數老師）複製。

一個重要原因是，今天的科學研究遠比牛頓和愛因斯坦時代更依賴於條件和團隊，這不是一般家庭和「專利局」所能提供的。

不過，不能複製並不意味著不能借鑑和改版。

前不久，英國卡迪夫大學高級講師馬里內托總結出一個在論文壓力下謀生存和發展的策略——人在大學但不屬於大學。

這樣的人，經濟上紮根大學，而精神上遠離大學。用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說就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吃大學的飯，但不為大學所迫。

不難判斷，這個策略本質上就是牛頓和愛因斯坦遠離大學的與時俱進升級版。

自稱「天生的搗亂者」的社會學家米爾斯就是「人在大學，但不屬於大學」的典型。

他喜歡「在鯨魚外」生存——這是一種精神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只接受自己的指令。

在馬里內托看來，米爾斯的方法有3個方面值得效仿。

首先，學者的職業重心應該放在掌握學術能力上，而不是通過在業績或產出上超越競爭對手來贏得同行敬仰。

第二，應該重視思考和學術的深度，而不是工具性的績效衡量，儘管這可能導致學術產出率低於平均水平。

第三，學術寫作需要有條不紊地實踐相關技能，而不是追求回報或目標。

「在鯨魚外」生存有什麼好處？

當那些仍留在鯨魚體內的人被壓力所吞噬，以滿足這種動物對出版物的無底胃口時，鯨魚體外的人可以自由潛水尋找珍珠。

綜上，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那樣物質上和精神上都遠離大學歷史上是條好途徑，尤其適合處在科研黃金時期的青年學者；對今天的絕大多數老師來說，更切實可行的策略是物質上紮根大學、精神上遠離大學。

這個策略作為一種狀態或境界，讓人不由自主產生豁然之感，不正是我國東晉詩人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在現代大學的具體應用麼？

如果實踐這種策略，陶淵明給出了「定心丸」，就可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不是發表論文只得到了論文。

這就更值得我等大學老師玩味了。

「理想大學」與「純粹學者」

作者 | 陳建新

「大學老師如何擺脫論文壓力？」這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首先必須認識到，一個優秀的大學教師要有一定壓力感。

尤其是在「雙一流」建設的大背景下，高校本身承載很大壓力，教師作為學校工作的直接參與者，必須努力完成教學、科研和其他任務。

否則，教師放任自流、缺乏對學校整體工作的責任感和協調互動，學校的「目標」成為一紙空談，教師自身也不可能很好地發展。

當然，對教師承受的壓力要有正確分析。這些壓力不僅有論文壓力，還包括經費壓力、項目壓力乃至於教學和行政壓力。

這種壓力應該是來自學校建設與發展的本質需要，而不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社會化」或高校間「軍備競賽」的附加任務。

這種壓力應有一個限度，學校為教師設定的目標不能超出教師的學術、生理和心理極限，要引導教師跳起來，而且「使勁跳一下就能摘到桃子」，如此才能激發教師潛力。

一旦高校教師承擔的壓力，以及需要履行的職責超出限度，必然會造成教師群體的過度壓力和焦慮，成為「焦慮機器」的「產物」，影響教師的幸福感。這是目前教師群體普遍頗有微詞的一種現象。

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可以引申出關於「理想的大學」與「純粹的學者」這一涉及大學本質問題的探討。

所謂「理想的大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無法將百年前的大學標準套用到當代大學上，不同時期「理想的大學」雖各有特點，但基礎、核心和本質的內涵卻是不變的。

在我看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理想的大學一定是能夠給予學者幸福感的大學，而非焦慮感。

必須承認，當前的大學教師普遍存在著一定焦慮感，這是壓力過度造成的。這種來自於並非大學自身發展需要的壓力，最終會導致大學的異化，不再是「理想的大學」。

與此相伴，學者本身也可能發生異化。

在討論理想的大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話題——「純粹的學者」又該是什麼樣子？

正如「理想大學」的標準古今不同，我們也不能一味按照過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學者。

但一位純粹的學者首先要熱愛學術，同時也一定要熱愛自己的大學！在我看來，文老師所描述的「遠離大學」，其實遠離的只是當今大學中某些「世俗」內容，從精神層面說，應該還是屬於大學的。

我身邊有很多活躍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的同仁，他們並不特別在意學校給予的某些壓力，以及某些考核指標，即使他們的身份僅僅只是講師或者副教授，也會利用學校內外的各種條件潛心學術，不僅在學術上取得突出的成就，學生也很願意聽他們的課。

換言之，一個純粹的學者，需要與某些附加在理想大學之外的「俗事」保持距離，但在精神層面，還是與所在的高校心心相印的。

不久前，我正好拜讀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先生的一篇文章。

文中強調建設科學文化和弘揚科學家精神，指出科學技術的進步源於科學家內外部動力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兩者之間，仍然需要更強調科學家自身的內部動力，也就是人類本身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我認為，一個純粹學者的本質內涵，就是始終保持對科學與學術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這也是一個純粹學者的初心。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蘇州科技大學教授，本報記者陳彬採訪整理）

「理想化」是一個過程

作者 | 勝勤

首先，我並不是很贊同所謂「在鯨魚外」的生存方式。因為至少從目前來看，不管是教育主管部門的評估考核還是國內外的各種排名，都還存在於某一個體系之內。

在這個體系中，我們的競爭還是合乎規範的，這也決定了這個體系不能輕易被打破。事實上，評估和排名所採集的指標也在不斷完善並與時俱進。

正因為如此，「經濟紮根大學，精神遠離大學」並不具備太多的可操作性，我們也難以想像哪個學者可以在深山老林中做出有影響力的研究。

一些高校已經對教師進行「KPI考核」，如果某老師在教學或科研上的確有成果，每年獲得的經費支持和收入待遇也會高於其他人。

換言之，目前在高校中，一些合理的考核是有必要的。當然，我也很反感所謂的「唯論文論」，但並不能因為一些高校對於教師不合理的論文壓力，就否定論文的價值。

至於我們所討論的「理想大學」，也需要首先明確一個概念，那就是「理想化」究竟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其實很難找到一個絕對意義上的「理想模式」，因為高等教育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創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不斷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而做適時調整。

因此，可以說，「理想大學」本身也沒有一個「固定值」。

比如從歷史上看，新中國的高等教育曾經模仿過蘇聯模式，也借鑑過美國模式，哪一種更加「理想」？從當今的世界範圍來看，德國某些高校的博士生畢業並不必須發表論文，只需要導師同意即可，這種模式如果放在中國的國情下，又是不是「最優」？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在我看來，在大學未來發展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必要糾結一個所謂的固定模式，還是應該在實踐中逐步摸索。

我們現在也處於這樣的摸索階段。

舉個例子，目前很多高校在實施的「非升即走」制度，當然是一種很「殘酷」的制度，但問題是，這種「殘酷」的制度的確激活了很多年輕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熱情，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學校整體「水平」得到了提升。

與此同時，某些已經評上教授職稱的教師，其自身的創新能力反而變小了，同時他們將大量時間用在了「跑會」等與科研、教學無關的事情上，這當然不是一個正常現象。

從考核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對這種資深教授也應該加大考核力度。如此才能使整個學校呈現一個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狀態。

事實上，國內一些頂尖高校已經開始進行類似的嘗試。這種嘗試本身，也就是我們在尋找高校「理想狀態」的一種探索。

（作者系國內某高校理工科教授，本報記者陳彬採訪整理）

大學仍是「最優解」

作者 | 劉志業

以各種指標體系為衡量標準的各類大學排行榜，使大學領導者倍感壓力。這種壓力又被學校以各種考核形式，傳遞給了教師，使很多老師因為論文、成果和教學工作量的數量考評，而異常焦慮、苦不堪言。

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對教師鬆綁，減輕對他們的量化考評，給予他們更多自由時間，進行更有成效的創造性活動。

有人甚至從教育史、科學史的考察中得出結論，認為從大學的體制中掙脫出來或者擺脫依附，會更有利於大學教師的個人發展。而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的產出，也是造福社會。

但是，這種想法不免過於理想化了。

從德國洪堡大學體制誕生以來的科學與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來看，大學這種組織機構，也許不是知識創造的最佳體制，但卻是最有生命力、社會成本最低、社會效益最高的最佳制度設計。

科學發展到今天，已不是一個人可以單打獨鬥，在斗室里憑藉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做出劃時代成果的年代了。

科學發展早就進入了「大科學」時代，科學信息的交流、試驗數據的獲得、課題團隊的合作，都是科學得以獲得重要進展的條件。

而大學以特定組織形式把研究人才集聚在一起，有制度性的學術交流渠道、有物質條件的保障，能確保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各種條件。

科學研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失敗往往比成功的幾率更大。

但學校卻有一個優勢，即不管成功還是失敗，其研究過程都可以作為教學案例，在教學中發揮正面作用。

一個教師即便在研究中遭遇挫折，至少還有學校這種組織制度確保其衣食無虞地繼續工作。

縱觀世界各國的科學研究組織體系，大規模的專有科學研究體制並非普遍存在。

雖然這些專門的科學研究體系，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做出了優異成就，但目前科學研究系統也在實現科研與教育結合的大規模製度性安排過渡，這本身就是教育與科學不可分離的重要體現。

所以，大學這種集教學、科研於一體的組織體系，雖有一些弊端，但確是促進文明發展的最優制度設計。

可以說，即便不是最優，也是一種最不壞的設計安排。

但現在的問題是，學校間的激烈競爭、各種排行榜帶來的壓力，以及轉嫁到教師身上各種沉重的指標考核，正在摧毀教師的創造性，且製造出了越來越多的學術泡沫。

具有原創性的重大研究成果，產出越來越困難。

這需要大學領導者，以及教育、科研管理部門深入研究科研規律，讓教師和研究人員擺脫短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心態，有充足的學術研究時間和心態，做出一流的科學成果。

當然，面對國際範圍的指標量化給大學帶來的巨大壓力，要處理好自由的創造與數量的考核之間的尖銳矛盾，確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不管怎樣，這都不是個小問題，而是事關民族復興、文明發展的大問題。

（作者系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編輯｜宗 華

排版｜蔣志海

《中國科學報》 (2020-1-14 第7版 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