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貝格立文章發表後的學界反應

貝格立的觀點後為復旦大學陳淳教授所引用，用以批評二里頭研究中存在的傾向性預設。[2]陳淳教授的文章發表不久，沈長雲[3]、張國碩[4]等學者很快發文對「周人杜撰夏代說」進行批評。但有趣的是，在沈、張二人的批評文章中，均沒有提到貝格立的文章及三星堆文化；這種情況表明，沈、張二位學者可能是在並不了解「周人杜撰夏代說」提出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批評。

張國碩先生認為，「周人杜撰夏代說」存在「對夏否定的預設立場」。[5] 但如上文所說，貝格立的「周人杜撰夏代說」乃是一種假設性推理，故張國碩先生所說並無依據。事實上，貝格立在文中也有如下之強調：無論周人有關夏王朝的口述是否完全虛構，「應當承認周人所利用的夏王朝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的杜撰」，「假設在二里頭的某個 地層 出土了刻有司馬遷所記載的夏王世系相同的銘文」，「這一發現也不可能使我們真正面對孟子或司馬遷筆下的同一個夏王朝。通過三星堆遺址可知，商王無權獨享我們在習慣上賦予他們的高度文明，我也應該謹慎地假設夏王的狀況」。[1]

三星堆爬形龍（三星堆博物館藏）

實際上，認為三星堆文化可與殷墟媲美觀點的學者並非僅有貝格立一人。2021年3月，隨著大量媒體對三星堆六個祭祀坑發掘的報道，三星堆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為此，《參考消息》採訪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羅泰及波士頓大學教授慕容傑等學者。其中，報道援引羅泰教授的話說：[6]

三星堆在許多重要方面都獨一無二，某些出土文物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和東亞都前所未有。這表明，當時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和習俗儀式。……三星堆的（發現）表明，在中華文明早期，有幾個中心在同一時期運作，並且彼此之間，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存在著聯繫。例如，三星堆的青銅製造，技術上與同時期中國北方青銅製造密切相關，有很多技術細節相似。在三星堆發現的許多玉器來自新石器時代，而中國各地都有新石器時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點還超越了當今中國的邊界。

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館藏）

慕容傑也認為， 三星堆的發現表明，成都地區是中國古代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國家級社會」文明中心。過去，多數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國青銅時代早期華北平原即中原地區的「三代文化」，華北平原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搖籃」。三星堆的發現改變了這一局面。三星堆青銅器製造的質量和數量都十分壯觀，是一個複雜社會早期發展的重要中心，與商朝文化旗鼓相當。

三、張光直談三星堆等南方文化：用「三國」模式看夏商周三代

在研究中國文明形成的這個問題中，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張光直教授的觀點不容忽視。1994年，張光直在接受陳星燦訪談時說到：

三星堆和大洋洲等南方的發現很重要，它們把中國上古的歷史又作了很大的修改。過去的上古史沒有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地位，因為傳統上認為那個地區是蠻夷之地。這兩處出土的器物都有比殷墟早的，與殷墟處在同等的發展水平上。說同等當然是主觀的判斷，不過我們可以想辦法建立客觀的標準，相信結論也不會差得太遠，它們大約還是勢均力敵。……這兩處的發現，把我們對傳統歷史滿足的心情破滅了，意義非常重大。[7]

張光直教授和蘇秉琦教授（圖/搜狐）

同年初，在台北舉行的「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國際研討會」上，張光直在其宣讀的論文中更明確地指出，傳統中國史中的先秦史部分已經失去權威性，「中國先秦史需要一個新的結構」。他說：

過去中國古史講文明起源，注意力集中在黃河流域，而且採取一個一條線的看法，即夏為首，商繼夏，周再繼商。今天的看法是從龍山時代開始，中國的各個區域都發展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競爭、彼此交流的王國。……到了夏商周三代，中國各區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家；在黃河流域有夏商周，在長江流域也有規模相似，勢均力敵的方國，如最近發現的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所代表的政治勢力。這些國家經過兩千年征戰吞併的結果，到了東周只剩下十幾個大國，到公元前221年，完全為秦所滅，中國首次形成一個大帝國。[8]

張光直致郭沫若信

張光直先生晚年頗受疾病困擾，不幸於2001年1月去世。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張光直先生最晚的一篇學術談話來自其學生李永迪教授的訪談。該訪談錄於2001年6月發表在台北史語所主編的《古今論衡》期刊上。在這篇訪談錄中，張光直先生再次強調「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個文明線性的連續發展」，而應該用「萬邦考古」的觀念來處理。他進一步解釋道：

我想我們是可以用「三國」、「五代十國」的模式去理解夏商周。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考古學文化的相承關係，不過夏商周不應當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孤島。……「三國」、「五代十國」強調的是在某一段時間裡，幾個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其中有縱向的傳承，也有橫向的互動。……我們現在對夏商周的理解仍然偏重於「唐、宋、元、明、清」式的思考模式，我認為即使到了周代，周王室對與他同時的其他政治實體仍不能做到完全統領的地步。若然，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三國」、「五代十國」的模式來研究三代？我們是不是應該多注意政治實體間橫向互動的關係，即使這些政治實體並不一定留下了任何文字記錄？我認為透過這樣的角度我們應當能更進一步了解中國上古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9]

可以看出，張光直先生的研究，終其一生，是以其「相互作用圈」思想為核心的[10]。這個學術思想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可以容納進不斷加入的新考古資料。在這個學術思想中，處於「相互作用圈」中的成員數量和強弱可以動態調整，但這都不影響與秦帝國完成大一統的時代相銜接。

【版權提示】：文中所用圖片多來自網絡，若有侵權，請聯繫作者刪除，謝謝。

參考文獻：

[1] 貝格立（Robert W. Bagley）：《長江流域的銅器與商朝的考古》（Changjiang Bronze and Shang Archaelogy），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台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6月初版，第209~257頁。又收入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主編：《奇異的凸目：西方學者看三星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第123~154頁。

[2] 陳淳，龔辛：《二里頭、夏與中國早期國家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83頁。

[3] 沈長云：《夏代是杜撰的嗎——與陳淳先生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89-96頁。

[4] 張國碩：《「周代杜撰夏王朝說」考辨》，《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46~49頁。

[5] 張國碩：《「周代杜撰夏王朝說」考辨》，《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48頁。

[6] 徐劍梅：《美國知名考古學家談三星堆新發現：「考古史上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參考消息》5月6日。

[7] 陳星燦：《通識·契合·敞天·放鬆——張光直先生訪談錄》，《讀書》1994年第12期，第78頁。

[8] 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見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31-44頁。

[9] 李永迪：《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原刊《古今論衡》第6期，台灣中研究院史語所編，2001年6月。又收入三聯書店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5月，第186-187頁。

[10]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譯自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 1968,Rev.ed.)第五章，譯文原載《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收入《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151~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