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志：福澤諭吉是如何「看貶」中國的？

1）前期的「中國觀」：批判中國

江戶時代的日本的統治階層和知識分子們，大多對中華文化懷有崇敬之情。比如德川幕府尊儒學為「官學」，並作為武士階層追求的「基本修養」得以廣泛傳播。

換言之，至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之前，絕大部分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將中國視為「文化發達、物質豐富」的強大國家。

江戶時代繁華的貿易景象

不過，清朝接連被西方列強擊敗的事實，讓越來越多的日本知識分子們，對過往尊崇並提倡的儒學思想產生了動搖，其中就包含了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在今天看來，他的「抵制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他認為，中國（清朝）之所以陷入落後挨打的不利局面，根本原因在於「

固守古人之言」，「盲目自大，不去努力學習和吸收外來的先進文明」。

在《唐人往來》（1864）中，他譏諷道：

「...（中國）不擅於變革之國，一千年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根本不知隨機應變，盲目自大之風強勁……此次禍端即起於視其國為天下最尊貴之物，甚至不知仿照他國改革國事，盲目自大之病而起。.....」

《南京條約》的簽訂，讓部分日本知識分子重新審視儒學

對於當時的世界局勢，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論》中指出，世界有「文明國家」和「野蠻國家」之分。其中，

「歐洲、美洲富強，亞洲、非洲積弱」。

尤其是中國（清朝）、鄂圖曼土耳其和印度，成為了其闡述論點的「反面教材」：

「中國（清朝）割地賠款，早沒有了「天朝上國」的威風；鄂圖曼土耳其被列強瓜分，政府名存實亡，百姓民不聊生；印度更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惟一可做之事」就是生產鴉片，毒殺中國人。」

福澤諭吉進一步指出，即便是「文明」，

也分為「外表的事物」和「內心的精神」。

其中，「外表的事物」容易學習，但「內心的精神」的學習很難。對於日本的未來，他認為

「（日本）要想邁入文明國家行列，必須先苦學其內心精神」。

《文明論機率》封面

2）後期的「中國觀」：對中國使用武力

19世紀70年代中期，福澤諭吉開始系統學習西方「進化論」，並將這一思想「轉嫁」到了國際關係問題上。

因此，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有著極為濃重的「優勝劣汰」思想。

比如在《通俗國權論（1878）》中，他如是寫道：

「親善條約也好，萬國公法也好，雖然好像極為美麗，但只是外表名目，交際之實只為貪權爭益。試看古今政界之事實。眾人皆知，鮮見貧弱無智之小國依賴條約和公法保全獨立….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

在他的認知中，世界是弱肉強食的舞台，「武力才能決定一切」。日本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偉大復興」，

就必須強化軍備，並在合適的時機「搶占亞洲」。

《通俗國權論》中文版封面

也就在這一時期，他對皇室和日本普通民眾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他不僅認為「智愚由遺傳決定」，甚至得出了「

與其讓民眾學習知識，不如向他們灌輸宗教更有效」

的「驚天暴論」。

從1882年起，他極力宣揚「官民調和論」和「天皇的盛德」思想。簡單地說，就是主張皇室應該成為「高尚學問之中心」，民眾在政治爭論環節「不能危及皇室的尊嚴和其神聖地位」。

明治維新，讓日本快速「起飛」

1883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外交論》。

在文章中，他將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概述為「禽獸相接相互吞食」。其中，吞噬其他國家的是「文明國家」，被吞噬的國家是「半開化國家」或「野蠻國家」。

顯而易見，日本的目標是成為「文明國家」。

1884年，福澤諭吉在得知中法戰爭中南洋水師慘敗的消息後，馬上發表了《東亞的波蘭》一文。在文中，他將中國（清朝）比喻為「第二個波蘭」，並認為「

中國（清朝）的亡國命運」已經不可避免」。

烏德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2為福澤諭吉

1885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

對於近鄰中國和朝鮮，他在文章中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

他認為，兩國是

「停滯於儒家思想，被專制主義和殘酷法律束縛的國家」，「（日本）不僅從兩國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數。」

他還指出，

「日本雖然在地理上與中國和朝鮮均同處東亞，但已經成長為一個文明國家」，「對於中朝兩國，根本不用什麼『特別照顧』，（日本）應追隨西方列強，共同占領中國和朝鮮。」

甲午戰爭浮世繪之雙方談判

甲午戰爭爆發後，他在專題文章中將這場戰爭「讚頌」為「神聖之戰爭」，還將日本戰勝的事實比喻為「夢想已久的勝利」。在中日兩國談判期間，他不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額賠款，並要求將旅順、威海衛、山東省和台灣等中國領土「必須收入囊中」，「胃口頗大」。

1901年2月，福澤諭吉因腦溢血復發去世。他去世後，

日本各大報刊雜誌「齊聲哀痛不已，眾議院也破例對諭吉發布悼詞，使他身後「備享哀榮」。

3）結語

面對19世紀日本所面臨的困境（

拓展閱讀：

從「脫亞入歐」到「普通國家」，小議日本「國家形象」的演變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脫困」的唯一方法就是「文明開化」。

站在日本的角度，他的「脫亞入歐」和「文明開化」等理論，不僅加深了日本普通民眾對民族危機的理解，也為「全面倒向西方」掃清了障礙。

「黑船事件」，讓日本開始反思

伴隨著「進化論」思潮的影響，「力量即正義」成為了他「文明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對此，日本學者遠山茂樹（1914—2011，主張按唯物史觀研究和解釋日本近代歷史）指出，

「福澤諭吉是主張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前驅者」。

在福澤諭吉的「理論指導」下，日本先後侵略了朝鮮、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他們的對外侵略，不僅深深地傷害到了亞洲各國人民，也讓自己陷入到了戰爭泥潭，併吞下了全面戰敗的苦果（

拓展閱讀：

東瀛志：「大東亞聖戰」陰影下的日本婦女，要不要為戰敗負責？

）

麥克阿瑟與裕仁

當然，當今的國際局勢

，已經與福澤諭吉所處的亂世有了本質上的不同。

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人們普遍的共識，

「日本已不再是過去的日本，中國也不再是過去的中國」。

因此，對於他宣揚的一系列「暴論」，我們沒有必要以「追責」的心態加以批判，

只需以平常心看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