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期間，為什麼要兩次去豐臺長辛店？

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31號的第三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月薪八元。」李大釗對毛澤東說。　　

「謝謝李主任。」毛澤東感激地說。這對於來自湖南農村的毛澤東來說，已是很大的滿足了。　　

其實，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四百元；一般教授，月薪起碼二百元。可當時毛澤東認為他八元的月薪，已是不低了。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了這段時期的情形。　　

那時，毛澤東的職位低微，只是一個登錄來圖書館讀報人的姓名，大家都不理他。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他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毛澤東對他們極有興趣，並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聽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但是，毛澤東並不灰心。他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裡，他遇到了別的學生，如陳公博、譚平山，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他幫助很大。邵飄萍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研究會於1918年10月成立，邵飄萍應邀兼任研究會導師。當時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的毛澤東對新聞學很有興趣，報名參加了研究會，聽課半年，並獲得了結業證書。　　

邵飄萍思想進步，富有新聞經驗，言談瀟洒，深受學員歡迎。他強調，報紙要為平民執言，平社會之不平。新聞記者要儘自己的天職，「苟見有強凌弱、眾暴寡之行為，必毅然伸張人道，而為弱者吐不平之氣，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於輿論之制裁。」他尤其重視新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要求聽者注意對社會政治、經濟、勞工等問題的調查，並展示採訪調查的方法。這些思想與方法，對毛澤東後來的新聞活動很有影響。　　

參加新聞學研究會期間，毛澤東還多次到邵飄萍的住處拜訪。邵飄萍不僅與毛澤東一道探討救國之道，據說還曾慷慨解囊，向每月只有8塊錢薪水的毛澤東提供經濟援助。　　

北京一別，兩人再沒有機緣會面。1920年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這時，邵飄萍被北洋政府通緝而亡命日本。邵飄萍回國後，毛澤東在上海曾寫信給新聞學研究會的同學羅章龍，詢問邵飄萍的情況，說邵飄萍是他所關心的人。

1926年，邵飄萍被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的罪名殺害，一代報人喋血京華。北平解放後，毛澤東親自批准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一天，毛澤東見到了新文化運動的頭號名人胡適，大起膽子向他提了一個問題。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位，當得知只是一個沒有註冊的學生時，這位王牌教授竟傲慢地拒絕與他交談。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一次會見新聞界人士時說：胡適在台灣吹牛，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但是，李大釗卻有一雙火眼金睛。他發現了毛澤東的重要性！　　

每當毛澤東工作之餘，或李大釗在閱覽室翻閱的時候，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長談。李大釗發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宣傳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澤東更是仔細閱讀，認真研究。　　

毛澤東透露出來的非凡抱負和才幹，深得李大釗的讚許，認為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領袖」。在李大釗的啟蒙和引導下，毛澤東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後來在1949年3月23日曾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

青年毛澤東為什麼兩次去長辛店！

要回答這個問題，咱們得先來說說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怎麼一回事。100多年前的1919年初到1920年底，近2000名中國進步青年遠赴法國，「勤於做工、儉以求學」，胸懷救國夢的中國青年遠渡重洋，一邊做工，一邊學習新知識、新思想。他們在這裡研究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並從這裡起步，走上革命道路，開始振興中華的偉大曆程。他們當中有些對新中國成立居功至偉，比如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陳毅、聶榮臻等；有些成為新中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的傑出人才，比如錢三強、嚴濟慈、童第周、徐悲鴻、林風眠等，對中國的社會革命與發展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作用。

1919年到1920年間，先後共20批近2000人到達法國。他們來自全國18個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為最多。1918年春，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組織了革命團體——新民學會，經常組織會員討論中國的出路問題。恰在這時，原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書，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給毛澤東同志來信，告知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於是，新民學會專門討論了組織會員和湖南青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的問題。他們認為通過留法勤工儉學，可以直接研究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技術，正是『向外發展』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毛澤東、蔡和森等同志便著手積極組織，進行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軍事教育家何長工同志，1918年畢業於湖南長沙甲種工業學校，曾經在北京長辛店法文專修館半工半讀，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能夠成為赴法勤工儉學中的一員，就和青年毛澤東的組織和準備不無關係。

那在何長工的這篇文章中，還有下面這些記載，記錄了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到長辛店的很多細節，他在文章中寫道：毛澤東同志親自組織領導了湖南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記得我們來到北京以後，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新民學會的蔡和森同志便給毛澤東同志寫信，請他來北京解決問題。後來，毛澤東同志和李維漢、蕭子升(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和毛澤東是同學，後來到國民黨政府做官去了)、蕭子暲（蕭子升的弟弟，即蕭三同志〉等二十多人就來到北京。毛澤東同志來了以後，很快解決了問題，預備班就開學了。

毛澤東同志很關心我們長辛店這個班，也很關心長辛店的鐵路工人。他不斷到長辛店來。我知道的就有兩次。第一次是1918年冬(毛澤東同志第一次來北京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4月28日)。毛澤東同志先到工廠調查了解情況，和廠方商量能否增加點預備班的學生，然後到我們的教室看了一下，晚上就住在我們宿舍里。他和我們坐在土炕上，問我們學習和生活的情況，還詢問我們有什麼困難。記得他特別問我們湖南人學法文會不會髮捲舌頭的「嘟嚕」音，並教我們怎樣發這個音。他讓我們學點音韻學，學《康熙字典》上反切拼音。他是師範的，師範學生都懂音樂，會唱歌。他還用唱歌的音韻教我們怎樣髮捲舌音。

毛澤東同志特彆強調要我們聯絡工人，注意工人運動，了解工人生活、工作情況，幫助啟發工人的救國心。他還鼓勵我們要堅定信心，只要千方百計地做好準備，就一定能夠出國。

我記得毛澤東同志第二次來長辛店，是他在送第一批出國學生去上海以前，那是1919年4月。他和前一次一樣先到工廠里和工人攀談，然後到我們宿舍，和我們縱談天下大事，談怎樣喚起工人，學習蘇俄，指出這是救中國的路。他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大啟發和鼓舞，我們都很佩服。

毛澤東同志1919年4月從北京去上海，然後回湖南，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主編出版影響很大的革命期刊《湘江評論》。1919年底，他為了搞「驅張」(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第二次來北京（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那時我已經出國了。我在長辛店學習期間，也有一段時間回湖南。可能是在我回湖南期間，也可能是我出國以後，毛澤東同志又來過長辛店。

我在長辛店學習時名字叫何坤，「何長工」這個名字是後來毛澤東同志給改的。這裡還有段改名的故事:我從國外回來以後，在湖南搞革命活動，擔任華南(洞庭湖西區的南縣、華容)地委委員兼軍工部長，是這個地區的農民赤衛軍總指揮。我們鎮壓了二百多土豪劣紳。反動軍閥許克祥去長沙搞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以後，白色恐怖籠罩湖南。這時毛澤東同志在武漢暫時代理湖南省委書記，覺得我的目標很大，讓我改個名字。他說:「你在長辛店學過工，就叫何長工吧!」我的名字就是這樣改的。

青年毛澤東為什麼沒有赴法勤工儉學！

1919年3月12日，青年毛澤東因母親病重返回湖南。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的部分湖南青年結束了半年預備班學習，準備啟程出洋。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送別他們。

毛澤東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自己卻沒走出國門。個中緣由，他曾跟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說起：「看譯本比原本快迅得多」；「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應「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顯而易見，青年毛澤東的想法是紮根「『中國』這個地盤」，他也是這麼做的。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曾兩次去長辛店機車廠搞調查研究。當然，毛澤東也不排斥留學，在這之前他曾想過留學日本，之後還想去蘇俄留學，只是限於種種現實原因未能實現。

內容來源：BRTV徐徐道來話北京

編輯：蓋蓋

值班主編：車水

監製：趙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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