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憶嵐
編輯/李佳蕾
責編/杜思夢
《萬里歸途》並不是一部讓人迸發民族主義熱情的爽片，它沉穩、細膩，甚至故作冗長，直至全片結束，也未見大開大合，未見高歌猛進，未見剛強果毅。如果冷鋒是少林拳，是健身房裡明星般的擼鐵猛男，那麼宗大偉就是八段錦，是日常出沒於地壇公園的那種骨正筋柔的養生中年。
張譯演繹下的宗大偉，可以說塑造了近年來大銀幕上 最具當代代表性的體制內男性形象：斯斯文文，重點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工作上做出過些成績，眼界很高，有世故的本錢，但又為內心過高的底線所限，不屑於世故；對事業有著更加綿長務實的籌劃，不再糾結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更在乎平衡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房子車子票子都在經濟適用標準線上下，老婆孩子老人也都識大體顧大局。這樣一種形象，電視劇中屢見不鮮，但出現在電影里，幾乎是頭一次。這次，他不是警察，不是法官，不是紀委幹部，而是一名外交官。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周禮》記載，外交官這一職業最早被稱為「行人」，負責接待各方諸侯和四方使者，屬於主管禮儀的官員，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才以「動以利害、巧辭服人」的說服術見長於世。可見中國歷史傳統里的外交官，其人格特點，本來就不在「戰」，而在 「禮」（共識）與「說」（溝通）。
手無寸鐵的一介儒生，善言辭講禮義的外交文官，被放在飛機大炮坦克子彈亂飛的環境下，沒有護衛，不能使用武器，通訊都失聯，不由自主落入了充滿戲劇性的極端情境。對於創作者來說，這是令人興奮的好題材，對當事人而言，這是生死考驗。生死考驗在戰狼敘事中體現為真刀真槍硬橋硬馬，在儒士敘事中則草蛇灰線綿密細緻——無論是意識還是潛意識，都有不止一條動機推動人物，沒有單向度的人，只有複雜的，一直處於選擇中的人。
為了帶白嫿收養的努米亞小女孩回中國，宗大偉被迫和叛軍首領進行輪盤賭。對已犧牲了的老同事好哥們兒的感情，對白嫿母女的責任，都讓宗大偉義不容辭，但編劇又經人物之口說出了一段頗具神秘主義玄學意味的考量：上次僥倖逃命，身後的小女孩即中彈而死，回家之後孩子莫名其妙流產。這讓人不禁推測，宗大偉這次賭上性命也要救法提瑪，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在為妻子腹中孩子積德。在面對選擇與取捨時，他的行為不僅從道理上達到了 邏輯自洽（意識層面），而且從情感上達到了 內心自洽（潛意識層面）。
金觀濤在《中國思想史十講》中總結了中國文明道德體系的獨特性：「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法律是上帝或者真主意志的體現，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判斷對與錯的依據是外在的。而中國人講道德，背後的價值是善，每個人只要將心比心就能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道德。」「人類各大文明各有不同的法律和道德，大多數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為政治及社會制度正當性根據，唯有中華文明歷史上以道德作為政治制度和社會行動正當性的最終根據。這是中西方文化產生差異的源頭。」
叛軍首領穆夫塔，他只有在被攝影機和手機拍攝的時候，外在的壓力迫使他放下手槍。外交官宗大偉，在每一次選擇前，促使他轉變心意的關鍵，都非外在的壓力，而是來自內心「道德」的召喚，也就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共情到的一種「於心不忍」。當一件看起來高尚的舉動，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從個人情感出發，將心比心地認為自己也會那麼去做時，這就說明故事講成了，人物立住了，主題落地了。
當觀眾對這樣一個 儒士型的人物形成了共鳴時，我們民族性格中那種悠久綿長而有力的東西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和放大。比起勇猛精進畢其功於一役，行穩致遠、佩韋自緩、銜石填海，更堪成為當下大變局中的生存哲學。就像宗大偉在電影中那樣：要活著、要回家，要看到新生的孩子，要國泰民安、萬家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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