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刻銘石牌，被學界看作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魏武王」字樣，成為判定墓主身份的依據之一。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在「遺令」之後，明確記載：「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對於「魏武王」稱謂的歷史真實性，其實不應有所懷疑。然而有人以為，「曹操死後，對他的稱呼只能是『武王』，絕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簡單，『魏王』是生前爵號，是顯名，武王是死後諡號，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違制。」（林奎成：《曹操「魏武王」諡號存疑》，《光明日報》2010年8月24日）范子燁先生已經就「魏武王」石刻作為曹操高陵可靠證據的意義，發表了肯定性的意見，並列舉《太平御覽》卷三七八引晉孫盛《魏氏春秋》、《華陽國志》卷六、《宋書·五行志》、《水經注》卷九等使用「魏武王」稱謂的實例（范子燁：《「魏武王」：曹操高陵的鐵證》，《光明日報》2010年8月30日）。《中華讀書報》2010年9月22日又發表未署名文章《「魏武王」難成曹操高陵鐵證》，以為范子燁文中舉例，「援引的典籍屬於晉唐期間的」，不足以說明漢末情形，又再次強調自己所理解的「漢代禮制和諡法」：「魏公、魏王是曹操的爵名，顯名，生時所用；武王是曹操死後的諡號，冥名，死後所用。有了冥名，顯名就不再用。二者混用，稱『魏武王』是對死者的大不敬，違反禮制。」論者所謂「顯名」、「冥名」區分以及二者不能「混用」之說，我們不知道知識淵源來自哪裡。
方北辰教授說，「遍查漢魏兩晉六朝的所有傳世史籍文獻，在這一特定時期之中，真正兼有『魏』字的實有封地國號，也就是封地的範圍是魏郡，以及『武王』二字的正式諡號者，除了曹操，沒有第二人。因此，刻石文字中的『魏武王』的稱謂，應當是專指曹操而非他人。」然而在《曹操墓認定的禮制性誤判》一文中，則舉《晉書·司馬孚傳》關於「魏明悼後崩，議書銘旌」事的記載，總結了司馬孚的意見：第一，按照儒家經典的正當義理，國號和姓氏，都不應當出現在帝、後的銘旌之上；第二，帝、後的國號，其作用僅在於與以往朝代的國號相區別，而非增添本朝的美好光輝；第三，「皇帝」和「皇后」，已經是等同於皇天、后土的最偉大稱號，至尊無上，獨一無二，普天之下盡人皆知，無須再加上國號和姓氏來表現和彰顯自己。司馬孚的原話是：
「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
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後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
《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雲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于姓乎？
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後，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
有學者就此明白指出，「在曹魏篡漢後的第二代皇帝魏明帝曹叡時期，尚有廷議討論是否在被賜死的皇后銘旌上加書國號、姓氏之事，恰恰是此前有在送葬物品上加書『魏』字國號之事的明證。」「曹操下葬時尚是漢家臣子，爵魏王，即司馬孚所謂『同於往古列國之君』，而非君臨天下的皇帝。」「『稱國號以自表』，恰與曹操的諸侯王身份相符。」（王冰：《「稱國號以自表」與曹操身份相符》，《中國文物報》2010年9月10日）。雖然就銘旌書寫方式而言，司馬孚的意見得到贊同，朝廷「遂從孚議」，然而《晉書》相關記載中，已經明稱「魏明悼後」，可知即使對於「天皇之後」，所謂「顯名」「冥名」不可合用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其實，《史記》中《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也都是諡號前「稱國號」。可見史家傳統確實並不以這種「二者混用」的稱謂方式用於身份有異於「天皇之尊」的諸侯王為不合理。
《漢書》中《高五王傳》之齊悼惠王劉肥、趙隱王劉如意、趙幽王劉友、趙共王劉恢、燕靈王劉建，《文三王傳》之梁孝王劉武、代孝王劉參、梁懷王劉揖，《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之淮南厲王劉長、濟北貞王劉勃，《景十三王傳》之河間獻王劉德、臨江哀王劉閼、臨江閔王劉榮、魯恭王劉余、江都易王劉非、膠西於王劉端、趙敬肅王劉彭祖、中山靖王劉勝、長沙定王劉發、廣川惠王劉越、膠東康王劉寄、清河哀王劉乘、常山憲王劉舜，《武五子傳》之齊懷王劉閎、燕剌王劉旦、廣陵厲王劉胥、昌邑哀王劉髆，《宣元六王傳》之淮陽憲王劉欽、楚孝王劉囂、東平思王劉宇、中山哀王劉竟、定陶共王劉康、中山孝王劉興，這三十多位諸侯王事跡的記述，傳主名號都是「國號」和「諡號」連用，使用著與「魏武王」類似的稱謂，沒有什麼根據可以說這是「對死者的大不敬」，這是「違反禮制」。上舉諡號中「惠」、「共」、「厲」、「憲」等字重複用。可以看到「孝王」有4位，「哀王」有5位，如果不「稱國號」，怎樣明確識別？有的諸侯王，如河間獻王劉德，其實傳文中是充滿著歷史記述者的敬意的。《漢書》的執筆者寫道：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記述：劉德「立二十六年薨」，以「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的生平表現，因「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於是「諡曰獻王」。《漢書·敘傳下》又稱頌道：「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為漢宗英。」可知「河間獻王」稱謂既不「違反禮制」，也沒有表現什麼「對死者的大不敬」。看來，在班彪、班固的時代，人們所理解的「漢代禮制和諡法」是不存在什麼「生前爵號，是顯名」，「死後諡號，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違制」的情形的。《後漢書》中的《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可見四位諸侯王傳主諡號前「稱國號」。同樣情形，又有《光武十王列傳》十例，《孝明八王列傳》八例，《章帝八王傳》八例。可見東漢制度禮俗，也並不以為這種情形「違制」。
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史書所見情形，是否會與喪葬用器或如前引有的學者所謂「送葬物品」上使用的文字有所不同呢？《晉書·司馬孚傳》關於「魏明悼後崩，議書銘旌」事的記錄所見司馬孚言論，在就「銘旌」文字「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進行討論時，謂「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引述的正是《春秋》。這部被看作「經典」的儒學名著，其實原本就是史書。可知歷史記述的文本，無疑體現著當時的制度，其書寫方式與所謂「送葬物品」的文字形式，應當也是一致的。對於諸侯等級，尤其不應有異。而曹操入葬時，地位雖然說已經「赫赫無二」，但是畢竟還沒有「尊稱皇帝」。
來源 ：《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