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濰坊】早期共產黨人宋國瑞

2020-05-24   濰坊晚報

原標題:【人文濰坊】早期共產黨人宋國瑞

宋國瑞,1905年出生於高密夏莊一個富裕之家。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中共高密縣委書記,是高密最早的一批黨員和縣委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一心想掙脫封建牢籠的束縛,少時便心懷救民救國的壯志。他痛斥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在青島和上海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他發動坊子鐵路工人罷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到曹家郭莊一帶發展貧民會會員,率領農民發動濰河秋收暴動。他拋家疏財資助革命,在東北播撒革命火種,先後任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滿洲省臨時委員會委員、共青團滿洲省委常委等職。宋國瑞的革命生涯雖然短暫,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風雲變幻、風雨如磐的時期,他短暫的生命奏出了最活躍、最宏大的樂章。

手捧證書淚沾襟 烈士乃是富家子

宋國瑞的祖父宋大木是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出生在這樣富足的家庭,他卻一心只想掙脫封建牢籠的束縛,想著讓窮苦人民過上好日子。他不聽祖父的勸阻,堅持求學,不斷接受新思想。

宋國瑞的革命烈士證明書。

位於高密夏莊鎮益民村的宋國瑞故居。

宋國瑞烈士證明書時隔多年送到家中

1984年8月的一天,高密夏莊鎮益民村的宋志崧從縣民政局一位領導的手裡,接過了期盼已久的「革命烈士證明書」。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上寫:「宋國瑞同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64歲的宋志崧戴著老花鏡,睜大眼睛盯著證書,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索著,竟至老淚縱橫。

這是一份遲到了的證明書。

宋志崧之父宋國瑞(1905-1933),原名宋振邦,號祥齋,又名宋琦(宋奇),化名宋士宣、王任恆、任懷良、王敏,高密市夏莊人。為高密最早的一批黨員和縣委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就學於高密縣立中學、濟南省立第一中學、濟南正誼中學、省立高級中學、上海東華高中、上海同濟大學、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等。曾任中共高密縣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滿洲省臨時委員會委員。關於他的犧牲,一種說法是他到北滿特委任書記時英勇抗日而獻身;一種說法是調往江西中央蘇區,長徵到了陝北,終為抗日而捐軀。但具體因何事犧牲於何時、何地,未有確切信息及證人。

宋國瑞的「革命烈士證明書」在「備註」欄中,寫有「補證」二字。

宋國瑞能以革命為畢生的追求,並為之犧牲,探究起來,與其身為大地主的祖父宋大木(也寫作「宋大謀」)有著密切的關係。

祖父最喜攢錢置地為高密東北鄉富豪

宋大木是高密東北鄉最富裕的地主之一,可謂「豪門名紳」。其在高密新莊(今新趙莊)有兩頃地(200老畝,當地1老畝頂現在約3.45畝),40間房子,1處油坊。清末,為防備土匪襲擾,他在有高大圍子牆和警察所庇護的夏莊街(今分為益民村和夏莊村)購得一處臨街的四合院,並遷回居住。宋大木好喝酒,但不捨得炒菜,就著鹹菜、燒熟的螞蚱就能喝暈乎,除非過年過節吃細糧,平常吃的則是高粱餅子。麥收時節,給雇的長工吃餅卷雞蛋,自己吃的還是高粱餅子。他還親自下地幹活。

據宋家後人說,老爺子宋大木最大的愛好,除了喝酒,就是置地,攢了錢就去買地。宋大木非常過日子,到了吝嗇的地步。傳說,宋大木有一次趕夏莊大集,中午快到家時,在大門口看到一地黃豆,一邊埋怨著「這是誰撒的」,一邊蹲下身,拿出隨身帶著的布袋往裡拾豆子。等他拾完豆子,進了屋,兒媳端出了早已準備好的高粱餅子。其實,這天家人趁他趕集,偷著包了頓餃子吃,怕被他回來撞見,太太就讓大兒子在家門口撒了些豆子。太太知道他過日子,看到後肯定先拾豆子,等聽到他回來時,好有時間消除與餃子有關的痕跡。等老爺子進了屋,剛好收拾完。

宋大木有一次差點兒被土匪綁了票。那天,他上河崖趕大集,中午在一好友家喝了酒,喝得暈乎乎的。回家時走到新莊村頭,忽然後面急匆匆趕來三個帶氈帽的漢子,其中一個衝著他喊:「爺們,你沒看著宋大木?」老爺子回頭一看,嚇得汗都出來了。好在是見過世面的人,就往後指了指:「他喝大了,吐了酒,這會兒還在後面呢。」於是,氈帽漢子調頭往回趕,其中一個還嘟囔:「那人明明說宋大木頭裡走了,看來沒說實話!」原來,他們是大澤山上的土匪,打聽到宋大木是大財主,這天趁他趕集回家,想在路上綁了他,弄一筆贖金。他們從後面趕上來,看到一個老頭兒戴一頂破葦笠,腰上扎一根草繩,背一個油漬麻花的口袋,覺著肯定不是大財主,就問了問,老頭兒說宋大木在後面,他們就信了。宋大木遂躲過一劫。

掙脫家族束縛執意返校讀書

宋大木不識字,但他深信耕讀傳家的古訓,就竭力供應兒子、孫子讀書。所以,其兒孫都是讀書人,孫子輩更是出了宋國瑞、宋振雲等大學生。他還為自家起了個堂號,稱「積善堂」。宋大木雖然過日子儉約,但在高密東北鄉河崖一帶有「善人」之稱。某年,因雨水過頻造成澇災,坡里糧食收成不好,佃戶把宋大木儲藏的糧食搶了,只剩下一堆高粱。有人鼓動宋大木到縣城告狀,懲辦搶糧食的「刁民」。宋大木卻說:「搶就搶了吧,要是他們有吃的,還去搶?」執意不告。

宋大木受封建主義的影響甚深,好擺家長、族長的譜,要面子。在家族裡,有一條不成文的「家法」,就是只要他發了話,就是「金口玉言」。宋國瑞小時候,有一次親眼看到父親因為什麼事惹著爺爺了,當著一家老老少少,跪在爺爺面前,任憑爺爺大聲叫罵,大氣也不敢出。但宋國瑞看不慣這樣的「家法」,看不起祖父的吝嗇行為。他上了新學堂,尤其是讀了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釗的《青春》和魯迅的《狂人日記》等文章,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薰陶以後,更將祖父視為封建主義在家庭中的總代表和頑固堡壘,盼其早日退出歷史舞台,讓家人都得到解放。

宋大木為了「拴」住這個不安分的長孫,讓宋國瑞規矩處世,早日繼承家業,在其13歲(虛歲)時就讓他成了家。在其上完高小後,不讓他再上中學,宋國瑞不聽,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結果不足一年,被祖父強行追回。

宋國瑞是有主見的人,尤其是在見識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後,他極力掙脫封建牢籠的束縛,一再抗爭,祖父不得不妥協了。宋國瑞遂又回到濟南讀中學,並在學校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宋大木萬萬想不到,自己最為鍾愛的、以期傳宗接代光耀門庭的長孫宋國瑞會走上革命的道路,而自己的若干言行,竟在不經意間成了宋國瑞背叛封建家庭、拼力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為國家和民族獻身的重要的反作用力。

少小好學立大志投筆從戎上軍校

宋國瑞喜歡閱讀,手不釋卷,不僅讀了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鑑》《國語》等,還訂閱了《新青年》《東方雜誌》等時興刊物,他還能閱讀英、德兩種外文書籍。他在青島和上海求學時,積極參加遊行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揭露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考入軍校後,參與了與叛軍的激戰,獲得了實戰經驗。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總教官惲代英。

自幼聰慧好學立志救民救國

宋國瑞聰慧好學。幼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上小學時課餘讀《資治通鑑》《國語》《戰國策》,還讀《吳越春秋》《九朝紀事本末》《子書三十六種》及章回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新文化運動興起,又訂閱了《新青年》《東方雜誌》《學生雜誌》等時興刊物。後至中學階段,按學制規定要讀六年,宋國瑞跳了兩級,四年就畢業了。

據其胞弟宋振雲回憶,宋家後院當時緊靠有區公所、警察所、稅務局等多家官方機構的胡同,人稱「官家胡同」,有更夫在此經年擊柝巡邏。宋國瑞經常三更天以後仍書聲琅琅,興至則常徹夜不眠,為更夫稱許:「這家的學生沒在三更前停過念書。」宋國瑞念高小(高級小學)時自學代數和英文,學期考試一貫名列前茅,曾在全縣高小生文藝觀摩會上獲得作文第一名。念初中時,將解析幾何自學完畢。念高中一年級時,將當時理科選修之微積分攻完。宋國瑞常手不釋卷,能閱讀英、德兩種外文書籍。在東北時,宋振雲曾見其持外文馬列主義書籍口譯,與幾位同志共研。

宋國瑞性剛直,嫉惡如仇,尤不滿時政及貪官污吏。在高小時,曾作文指斥時政,為學校當局不快,險些被勒令退學。宋國瑞還喜解人之危。一次,他由城裡去夏莊,途經三里橋一段泥濘路,見一販賣糧食的農人挽牛車艱難前行,即尾隨其後用力助推,直至牛車走上坦途。另一次,值雨天,他行走在縣城的壽星街,見一盲婦抱著孩子,即主動向前,撐著傘,扶持盲婦,送其到城隍廟街的盲人院。如此幫助販夫走卒之舉,這在當時的士大夫和青年學生看來,是有失身份、不屑為之的事情。

宋國瑞讀高密縣立中學(簡稱縣中)時,宋振雲讀小學。一個寒假的晚上,宋國瑞於昏暗的燈光下讀書,突然拿著書跑到宋振雲臥室,對正在溫書的弟弟背誦了南宋詞人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中「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的句子,解釋了「求田問舍」典故的意思,強調「求田問舍」就是買地置屋。他還把嘴向祖父的臥室努了努,壓低了嗓門,說「就像咱爺爺那樣」,並竊竊哂笑。他還說,當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大丈夫當志在天下,救民於水火,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積級參加遊行示威 街頭集市組織演講

1918年底的一天,宋國瑞從《新青年》上讀到李大釗的政論《庶民的勝利》,對其言論很是認同,對其詩一樣的宣示,感覺不啻春風拂柳、春雷動地,頓生為了「新紀元的創造」不避艱難、不惜犧牲的豪情。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後,高密縣立中學學生即成立聯合會予以響應。6月4日罷課,全縣各大集鎮的小學亦相繼罷課。宋國瑞積極參與遊行示威活動,散發傳單,喊著「還我青島」「嚴懲國賊」「收回山東權利」等口號,逢集就組織一些同學到集市上發表演講,揭露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堅決要求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號召國民共同努力,收回青島和膠濟鐵路主權。

1925年,繼發生青島慘案,上海又發生了五卅慘案。在上海積極參加抗爭活動、即將自上海東華高中畢業的宋國瑞,受黨組織委派,回到家鄉高密。在家鄉,他帶領縣中學生到街頭和集市上演講,說明滬青慘案真相,進行宣傳募捐,救濟罹難工人家屬,並打著旗子,拿著封條,查封英日貨物。宋國瑞的縣中同學孫敬堂回憶,1925年6月,兩人同在縣中參加「五卅」愛國運動,結成摯友。他說,宋國瑞演講時情緒激昂,有理有據,中人心坎。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捷報頻傳,萬眾矚目。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國瑞坐不住了,他報考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並順利考取。在此之前,他對祖父謊稱要去上海同濟大學繼續深造,爭取了一筆足夠的資金。

軍校與趙一曼同學 平叛作戰衝鋒在前

入武漢分校後,宋國瑞被編為黃埔軍校第六期,與趙一曼(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二團政委)是同學。

宋國瑞看到軍校刊物《革命生活》有這樣的話語:「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是準備來犧牲的,怕受苦的不要來!想做官的不要來!怕死的更不要來!」內心受到很大觸動,遂下定了為革命犧牲一切的決心。他在武漢分校開學典禮上,聽到軍校主要負責人之一、著名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說:「諸位好比革命的小兒剛產生,將來是要負著這個使命前進的!」不禁心潮澎湃,鬥志倍增。

武漢分校的政治總教官惲代英實際上是軍校的主要負責人,也是學生的精神領袖。戴著眼鏡、軍容整潔、口才極好的惲代英主持政治教育,他每周集合全體學員講一次話,進行時事分析,宣傳革命道理。他還請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陳潭秋等著名共產黨人來校演講。毛澤東同志作的演講,主要介紹「兩湖(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此前他剛剛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為宋國瑞回家鄉發動農民運動指明了方向。

在軍校,宋國瑞常常和同學們一起,採用講演、活報劇等形式,走上武漢街頭和店鋪前,向廣大市民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土豪劣紳。

1927年5月中旬,軍校編為中央獨立師。6月中旬,因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響應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領兵自宜昌進攻武漢,國民政府命令葉挺率領所轄的第24師及中央獨立師前往平叛。在紙坊一帶,革命軍與叛軍展開激戰,一舉將夏斗寅部打垮,有效保衛了武漢國民政府。宋國瑞作戰英勇,沖在前頭,獲得了實戰經驗,也經受住了血與火的考驗。不久,鑒於國共兩黨在武漢愈演愈烈的摩擦,軍校黨組織指示宋國瑞秘密返回山東開展革命工作。在濟南,宋國瑞與中共山東區委接上頭後,受命擔任高密地執委(不久即改為高密縣委)委員,分管軍事工作和組織工作。宋國瑞是高密早期縣委領導人中上過軍校、懂得軍事知識的為數甚少的志士之一。

風雨如磐革命路滿懷豪情為國家

北洋軍閥孫傳芳所屬12師師長陸殿臣率部退居高密時,宋國瑞經人介紹結識其參謀長,想通過參謀長鼓動陸殿臣率部起義,因陸率部離開高密而未果。濟南發生五三慘案後,宋國瑞到坊子火車站發動鐵路工人罷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誰知被內奸告密,宋國瑞和劉子恆被逮捕。

宋國瑞(右二)發動農民起義。高密市烈士陵園 供圖

策動陸殿臣起義因其赴濟未成功

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有「五省聯帥」之稱的北洋軍閥孫傳芳被北伐軍打得大敗,渡江北撤。1927年6月,其第12師師長陸殿臣率部退居高密,看到國民革命有風起雲湧之勢,為求自保,一度表現進步,擬與駐膠縣的陳以燊策劃膠高獨立,脫離北洋軍閥控制。此事為中共山東區委(不久改稱省委)特派員傅書堂(高密地執委首任書記,曾任山東省委常委、代理省委書記等)獲悉,與高密地執委(6月改為縣委)研究決定後,派出有軍事鬥爭經驗的宋國瑞先行打入陸殿臣部了解情況。

宋國瑞通過一熟人介紹,認識了第12師參謀長。兩人談論天下大勢,宋國瑞指出孫傳芳等北洋軍閥必敗,陸部能站在國民革命一邊,庶幾有救,說得參謀長頻頻點頭。參謀長也向宋國瑞介紹了陸殿臣師長鑒於前景黯淡,擬投向國民革命的心理。宋國瑞爭取參謀長下了決心,努力鼓動陸殿臣率部起義。隨後,宋國瑞向高密縣國共兩黨的主要負責人作了彙報。其時,在山東省包括高密縣在內的若干地方,國共合作尚未破裂。於是,在第12師參謀處,秘密成立了由高密縣國共兩黨負責人參加的起義指揮部。

宋國瑞受命率領共產黨員和火車站工會會員,以各種名義進入第12師,向士兵們宣傳國民革命的道理,鼓動他們起來打倒列強,打倒賣國的北洋軍閥,還送給了他們一些慰勞品。士兵們受到了感染,有的表示擁護國民革命,只要起義指揮部一聲令下,就調轉槍口,去打北洋軍閥。

起義指揮部4天開了7次會。第四天,宋國瑞和部分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帶領群眾,將縣城的五色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旗。他們盼著從12師師部發出起義的號令,然後舉行慶祝高密縣脫離北洋軍閥統治的大遊行。不料,12師官兵連夜坐上火車,趕往濟南布防,起義泡了湯。原來,因為蔣介石政變,屠殺和清除共產黨人,其所屬部隊戰鬥力大為下降,孫傳芳乃重整旗鼓,南下對蔣開戰,一時間占了上風。原想投機革命保存實力的陸殿臣聞此,又倒向了孫傳芳。孫令其堅守濟南穩定後方,陸遂率部離開高密。望著「隆隆」西去的滿載著兵士和武器的火車,宋國瑞將依然在飄動的青天白日旗扯下,恨恨地在手裡揉捏。

堯王山收編大刀會 不料該部被張宗昌剿滅

1927年8月,膠縣王台(今屬黃島區)等地農民因不滿封建剝削和壓迫,自發暴動,組織了有數千人參加的大刀會。10月,大刀會突襲紅石崖鹽務局,包圍王台鎮,處死了守軍營長,隨即轉移到膠縣與高密交界的堯王山一帶,占山為王。

11月初,宋國瑞受中共山東省委委派,偕同共產黨員管宗學,自高密步行趕往青州堯王山,找到大刀會大頭領談判,爭取所部改編為革命軍等事宜。宋國瑞和管宗學多次與大頭領深入談話,耐心做工作,雙方於6日達成協議:成立革命委員會,組織土地革命軍,確定部隊所用旗幟樣式,共產黨派軍事人才前來支援等。並且擬定了不准綁殺貧農及姦淫婦女,不還高利債務,耕田農有,反抗苛捐雜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張宗昌,擁護工農利益,反對屠殺工農之國民黨等12條綱領。

宋國瑞和管宗學下堯王山時,快言快語、一臉絡腮鬍子的大刀會大頭領緊緊地拽著宋國瑞的手,真誠地說:「俺是大老粗,您是文化人,聽您跟俺拉了幾次呱,俺真是佩服到家了!這次您去高密,速去速回,回來了做俺的軍師,我們這幾千人的隊伍都聽您的。」宋國瑞說:「大哥,您言重了,我們都聽共產黨的,我們好好跟著共產黨,為窮苦人打天下。」

幾天後,宋國瑞、管宗學帶著黨組織新的指示,帶著數名軍事人才,再次從高密到堯王山,但見這座山上空無一人,只有光禿禿的樹和飢餓的老鴉,山上有被戰火燒過的痕跡。他們走下山,找人打聽,才知大刀會數日前被軍閥張宗昌派來的部隊剿滅了,大頭領等頭目被抓,就地槍決,屍體讓村民悄悄埋了。宋國瑞和管宗學找到大頭領等人的墳頭,燒紙為祭,拱手作別,悵然北還。

發動工人罷工 內奸告密被抓

1928年,濟南發生了「五三慘案」,日軍藉口蔣介石軍隊進攻濟南,以「護僑」為名,派兵侵占濟南商埠,大肆屠殺中國軍民,中國外交人員蔡公時等17人被殘殺。宋國瑞與青島市委的一位同志到坊子火車站發動鐵路工人罷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宋國瑞等人與車隊長劉子恆組織工友在鐵路小學召開會議,會上,宋國瑞慷慨陳詞,痛斥日寇的罪惡行徑,號召鐵路工人決不讓敵人順利運兵屠殺中國人民,得到工友們的響應。

此事被內奸告密,宋國瑞被逮捕,青島市委的那位同志幸得脫身。劉子恆被鐵路當局開除,遣返江蘇老家,宋國瑞則被押往青島繼續審訊。高密縣委獲知後,立即派人趕到宋國瑞老家,動員其祖母出巨資,聯繫到在膠濟鐵路局高密站任行李司事的高密籍進步人士王玉,請王玉作保,用銀元打通關係,才將宋國瑞救出。

宋國瑞在高密待了不到一年,就進了一次監牢,讓家裡蒙受了巨大損失,祖母心疼不已,等宋國瑞回到家,就數落他:「咱家這些地,夠你們兄弟們吃的了。你安安穩穩過個日子,不好嗎?非得出去鬧事,能落個什麼好?還把家裡大人小孩嚇煞了!」宋國瑞要麼解釋一番,說:「大傢伙都應該過上好日子,將來的天下定準是窮人的天下。」要麼一言不發,任憑祖母嘮叨半天。

費盡心思籌經費秋收暴動遭鎮壓

宋國瑞任高密縣委書記期間,黨組織活動經費非常緊缺,他為籌錢煞費苦心,還曾自導自演了一出「綁票案」。1928年9月,宋國瑞等率領濰河沿岸高密、諸城、安丘三縣交界的農民舉行了暴動,並處死了聯莊會莊長,但終因敵強我弱,被鎮壓了下去。

在宋國瑞家開會時使用的馬燈。

在夏莊宋國瑞家開會傳達六大決議(畫像)。高密市烈士陵園 供圖

自導自演綁票案 籌到巨款救同志

因縣委書記尚魯民調離高密,宋國瑞接任高密縣委書記,兼管共青團工作。他任職期間,黨組織活動經費非常緊缺,他得空回夏莊老家,找藉口向祖母(祖父宋大木已去世)要錢,祖母有時不給,他就去找妻子要,只要籌到了款,就立馬交付縣委負責財務的同志。一次,一名重要黨員被敵人抓去,急需一筆巨款以疏通關係。怎麼才能弄到這錢呢?宋國瑞反覆思考,設計了一個「綁票案」。為了演得成功,他做通弟弟宋振雲的工作,讓宋振雲當了「幫凶」。

這日中午,在縣城做事的宋振雲返回了夏莊老家,剛進家門口,張嘴就哭嚎,把祖母嚇了一大跳,忙問什麼事兒。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不……不得了了,俺哥……叫土匪……綁去了……」宋振雲告訴祖母,一大早哥哥叫著他從城裡回老家,說好久沒回家了,很想回去看看。兩人到了城北五里橋,忽然從地里竄出一夥土匪,把他倆截住了,問他們是不是宋大木的孫子,他說「不是」,土匪上去翻他們的行李,翻出哥哥留的一本向佃戶要帳的本子,土匪就把哥哥綁了去,叫他回家拿錢贖人,還說不準報官,要是報了官,或者到期交不上錢就撕票。

祖母趕緊說:「咱不報官……咱交錢……」又問,要交多少錢。宋振雲說,要600塊現大洋,三天後交到杜家官莊村東的黑松林里。祖母面露難色,說:「咱雖是大戶人家,可三天要湊600塊現大洋,著實不好辦……」站在一旁、心疼丈夫的張洪芬一聽抽泣起來。

祖母咬咬牙,說:「孩子他娘,你也不用出樣兒了!老婆子我就是砸鍋賣鐵,不吃不喝,也要湊起錢來,把這個不省心的孩子贖出來……」

宋國瑞知道,這600塊現大洋對一向精打細算的祖母來說,雖不是個小數目,但不至於籌措不到。三天後,他安排縣委的人扮成土匪,到黑松林里把錢拿了回來,他也被安全「釋放」了,回家守著祖母和老婆孩子,安穩了一段時日。

建立貧民會組織暴動 因寡不敵眾最終失敗

趁軍閥張宗昌被北伐軍的威勢所逼,內部動搖,而蔣介石的反革命勢力尚未擴展到山東的有利形勢,在山東省委常委劉子久(原名劉俊才,山東廣饒人)的指導下,宋國瑞一方面大力發展黨員,壯大黨組織,一方面重點組織建立貧民會,準備時機成熟發動農民暴動。半年後,高密縣委在城郊和邊遠鄉村建立10多處貧民會,發展會員達到數百人。

1928年6月,劉子久到高密等地巡視工作,擬發動濰河秋收暴動。此時,宋國瑞即將啟程前往廣饒任縣委軍事部長。劉子久知道宋國瑞上過軍校,了解他的才幹,就命他先留在高密,並把他和傅書堂、田泗(高密大圈人,曾考入黃埔軍校學習)等人安排到曹家郭莊(也稱「南郭莊」)一帶,繼續發展貧民會會員,開展農民運動,為暴動做準備。

9月,根據省委指示,在劉子久和高密縣委、諸城特支的領導下,濰河沿岸高密、諸城、安丘三縣交界的農民舉行了暴動。宋國瑞等率領農民進攻曹家郭莊,攻入圍子門,打敗了聯莊會武裝,擊傷了聯莊會長,處死了民憤極大的莊長。宋國瑞等領導暴動農民,鮮明地提出了「成立游擊隊」「建立蘇維埃」等口號,在曹家郭莊、東西樓子等村,大張旗鼓地張貼標語,集會遊行,搶坡抗租。紅旗在濰河沿岸獵獵作響,革命的怒火烈焰升騰。濰河秋收暴動堅持了一個多月,土豪劣紳勾結國民黨地方武裝進行反撲,由於敵眾我寡,被鎮壓了下去。

雖迭遭失敗,但宋國瑞和高密縣委的大多數同志堅信土地革命一定會成功。他們沒有被困難壓倒,沒有被敵人的屠殺嚇倒,他們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骨幹分子夜聚他家 學習中共六大決議

1928年11月7日,亦為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吃過早飯,山東省委常委、巡視員劉子久一身商人打扮,坐火車來到高密,雇了一輛黃包車,急匆匆趕到夏莊。當晚,在宋國瑞家召開了一次黨的重要骨幹分子參加的會議,主要議題是由劉子久傳達中共六大決議,集體進行學習討論,並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

參加會議的人除劉子久、宋國瑞外,還有王全斌、王元盛、曹克明、田泗、耿梅村。王全斌等人提前接到了通知,在天黑前,先後趕到了宋家。離宋家不到200米處,就是警察所。劉子久等人將開會地點安排在宋家,可謂是一招險棋。宋國瑞曾跟劉子久和縣委的同志說,宋家是高密東北鄉的大地主,官府對宋家一般不會懷疑;再者,宋家有的是房子,住宿、吃飯都方便。於是,縣委的秘密會議多次在宋家召開,縣委的文件、宣傳品也常在宋家油印。宋振雲回憶,他曾多次幫助家兄刻版、油印有關材料。

宋國瑞的孫子宋群和孫女宋愛琴回憶,奶奶生前多次念叨過,這個會是在一間廂屋裡開的,外面關著門,裡面用棉被堵著窗,一盞馬燈和一盞洋油燈著了一後晌,地上一地香煙把子,早上起來,她從裡面拎出滿滿一尿罐尿。那天晚上,宋振雲被宋國瑞安排在門外,忍著寒涼站崗放哨。

到半夜,大家的肚子有些「咕咕」叫了。一個同志興奮地說:「差一點忘了,今天是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紀念日,沒想到我們在老宋家過十月革命節,真是太有意思了。」宋國瑞說:「省委領導能在俺家傳達六大決議,又恰逢過十月革命節,這是俺家莫大的榮幸!我這就跟媳婦說說,馬上讓她擀細麵餅,給同志們吃單餅卷雞蛋,好好犒勞犒勞!」昏暗的屋子裡,被燈煙和香煙等熏繞而有些黯淡的多雙眼睛,霎時亮了起來。

「吃夜宵嘍!」宋國瑞和媳婦把單餅雞蛋端了進來,還拿來了大蔥、豆瓣大醬,一人一碗夏莊小米粥。見上了夜宵,劉子久遂把文件一合,暫停了六大決議的傳達。

此時,八仙桌上熱氣騰騰,宋家的屋子裡瞬間生髮出濃濃的欣然的暖意。

山東省委遭浩劫岳父資助赴東北

因王復元兄弟相繼叛變,從1929年1月到1930年2月,山東省黨組織遭到空前嚴重破壞,宋國瑞為了躲避叛徒抓捕,藏在李仙莊村岳父家中。岳父賣地籌款,助其去往東北。在東北,宋國瑞把剩餘的錢全拿出來與同事們共用,豪氣不減。

宋國瑞在東北工作時的同事楊一辰。

宋國瑞使用過的皮箱。

躲避叛徒抓捕潛伏岳父家中

1928年底,在山東黨組織擔任過重要職務的王復元、王用章兄弟倆相繼叛變投敵。1929年1月中旬,王氏兄弟帶領國民黨特務,找到中共山東省委秘密機關住址,逮捕了中共一大代表、山東省委原書記鄧恩銘和省委秘書長何志深、省委巡視員孫秀峰、團省委代理書記宋耀亭、省委機關會計楊一辰等十幾人。他們組建了「捕共隊」,在濟南、淄博、青島、濰縣、高密等地搜捕中共黨員,使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空前嚴重的破壞。至1930年2月,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中共山東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壞。當時,真可謂黑雲壓城,恐怖氣氛籠罩了整個山東省。

1929年2月,中共中央為保護幹部,作出決定,凡是王復元、王用章認識及知情的黨員一律調離山東,除個別重要幹部到中央工作外,主要方向是去蘇聯學習或到東北做地下工作。

宋國瑞接到了秘密趕赴瀋陽的通知。那些日子,他潛伏在高密李仙莊村張金萼家,不敢有半點鬆懈。張金萼為其岳父,中過前清秀才,家境尚算殷實。岳父對宋國瑞平時從事的革命工作多少也知道一些。有時,跟宋國瑞聊起來,苦口婆心地勸誡他:「你老大不小的了,都有媳婦有孩子了,憑著安生日子不過,非得去做擔驚受怕的事兒,犯得著嗎?弄不好,要掉腦袋的!」宋國瑞就跟岳父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講「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道理,講將來老百姓當家作主的美好前景,講得這位老秀才搖頭嘆息,為給閨女找了這麼一個不要命的犟勁女婿而擔憂。

宋國瑞跟岳父說了王氏兄弟叛變的事情,告訴他官府正在捉拿共產黨,自己極可能上了黑名單,必須儘快離開高密,離開山東,到外省避避風頭。但身無分文,老家夏莊又不能回,宋國瑞就向岳父求助,希望借一些錢當盤纏,以後有了錢再還。岳父知道女婿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開這個口的,就說:「借什麼借?你這一趟出去,只要平平安安的,別忘了家裡有老的少的,回來了就安安穩穩過日子!」

只是,宋國瑞「借」的數目有點兒大,岳父沉吟起來。此時,一個鄰親來家裡閒拉呱,說什麼「捕共隊」已到了高密縣城,鐵路上有好幾個工人被抓去了。這下老爺子急了,當晚,就把半畝地賣給了村中一個姓孫的地主。次日天未露明,岳父就打發宋國瑞悄悄出了門。

坐上客船離家 從此再未回鄉

1929年3月,宋國瑞拿著岳父給的盤纏,坐上了開往東北的客船。初春帶著鹹味的海風,扑打在宋國瑞的臉上。宋國瑞這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因為確立了救國救民、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信仰,因為幾年來經歷了大風大浪磨鍊和嚴峻鬥爭的考驗,因為一個血性青年人特有的內心躁動,對即將投入到日本帝國主義魔爪下的東北地區的鬥爭生活充滿了憧憬和期待。

當然,他也許也遺憾,在遠走他鄉之前,沒能回家看望一下年邁的祖母,沒能與勤勞賢惠的妻子和活潑可愛的兒子告別。他可能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再也沒能歸鄉。而他沒帶走的那個黃褐色大皮箱,一直被他妻子保存著,放在臥室里,與其作伴了40多個春秋。

關於這個大皮箱,宋國瑞的孫女宋愛琴說她奶奶生前多次叨念:「那年,你爺爺戴白色禮帽,穿白色衣衫,像一個華僑,下了黃包車,提著一個黃褐色大皮箱,進了家門口。我問他上哪裡去了,他說從廣州上學回來。他還帶來了南方產的兩大串香蕉,一串給了家裡老人,剩下的一串,招待了來看他的鄰居。」

對宋愛琴的奶奶稱宋國瑞去廣州上學的說法,有黨史研究者並不認可,但宋國瑞的家人聲稱確有其事。

為人慷慨豪氣 擔負多人開支

宋國瑞胞弟宋振雲在1961年時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稱:「1929年春,家兄至瀋陽,我們居住在一起。去瀋陽是上級委派。據我接觸過的,尚知有下列數人,有魯南人丁×陽,綽號『丁胖子『,近視眼,系國民黨大員丁惟汾之親侄,往年肄業於南開大學。山東金鄉人,楊翼辰(實為楊一辰),字德廬,濟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北大預科肄業,系自濟南越獄至瀋陽。壽張縣(應為廣饒縣)張洛書,系被組織派赴蘇聯公幹後,返回東北。還有一個,只認人不知名的知識分子(似為王永慶,中共滿洲省委委員)。我給他們做過飯,給在菜園子做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送過信。

我與國瑞兄及楊、張同居一室三個月以上。他們在一定範圍內,是不避我的。因而我知道一些事情。有時給他們跑跑腿,觀觀風,他們都是在瀋陽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們常研讀一些印刷品,常談論史達林、布哈林、托洛斯基等。他們談論工作,不限瀋陽一城,其中更以丁某為領導(丁某實為丁君羊,山東日照人,山東早期黨員,曾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等,1930年被捕後脫黨)。

宋振雲還說:「家兄雖輕視積財,但自己從不浪費一文,購書不惜重資,與朋友交往肯慷慨解囊。在東北我等相處的半年中,數人的生活費用,全由我兄開支,之後家中也常寄相當款項。」

看來,初到東北,豪氣不衰的宋國瑞即投入了緊張的秘密工作中,而且把岳父賣地換來的錢,除去路上的花費外,全拿出來與同事們「共產」,而且後來沒少向高密老家要錢,其理由恐多半是在外地做「買賣」需要本錢,而真實用途他是不會、也不敢給家人說的。

意外被捕旋獲釋深入東滿播火種

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及所屬多個黨組織受到了嚴重破壞,滿洲省委30多人被捕,宋國瑞也在此期間入獄。被營救出後,他繼續奔赴東滿,在東滿擴大黨員隊伍,並參加了東滿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他任軍事部成員。他協助楊林制定了《東滿游擊隊工作大綱》《東滿赤衛隊工作大綱》等一系列文件。

廖如願的回憶文章部分截圖。

宋國瑞在東北工作時的領導廖如願。

商討成立臨時省委 陰差陽錯全部被抓

當過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的廖如願後來回憶稱,1928年下半年(應為1929年初春)從山東跑來瀋陽一部分同志,有楊一辰、宋奇(即宋國瑞)、王全武、張干民。這樣東北的黨的力量就充實一些。

1929年7月,宋國瑞被滿洲省委派作省委巡視員前往吉林東部活動,在琿春等地做了一段時間的秘密工作,積極發展黨員,壯大了黨組織。

1930年春,中共滿洲省委及所屬多個黨組織受到了嚴重破壞,宋國瑞也在此期間被捕。

廖如願回憶:「1930年,滿洲省委被破壞後,我們在瀋陽大東門外將軍墳處開會被捕,幾天後,組織用600元錢把我們救了出來。其中有郭隆真、宋國瑞、我等人。」

據《中共滿洲省委簡史》《遼寧黨史人物傳5》等記載:1930年春,廖如願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中央決定將其調離滿洲省委,另行安排工作。4月,滿洲省委遭敵大破壞,在瀋陽的省委書記李子芬(劉樹清)、團省委書記宋振華(饒漱石)、前任省委組織部長李祿森(丁君羊)、省委秘書長劉若雲(李玉山)、中央巡視員邱旭明(邱九)、脫產幹部趙尚志(趙子和,後來的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等30餘人被捕,在哈爾濱、撫順等地亦有多批同志入獄。省委委員只有王永慶逃過此劫。黨中央派駐瀋陽的特科人員張麻子(邱一純)得知滿洲省委被破壞的消息,立即報告了黨中央,黨中央決定派正在上海的廖如願返回瀋陽,恢復東北黨的組織。4月24日,省委委員王永慶和楊一辰、郭隆真、徐克峻、宋國瑞等五人組成了中共滿洲省臨時委員會,代行省委職權。臨時委員會派宋國瑞到上海向黨中央詳細彙報省委被破壞情況。

宋國瑞尚在為籌資去上海之際,4月28日廖如願自上海回到瀋陽,並於5月1日與瀋陽的我黨同志接上頭,宋國瑞遂終止出行。5月2日,為避開國民黨特務、警察的搜捕和注意,廖如願與王永慶、宋國瑞、郭隆真、王和淑(王鶴壽)、潘敬久等六人在瀋陽小南邊門外一個偏僻處召開重要會議,廖如願宣布撤銷先前五人組成的臨時委員會,另組織成立臨時省委。會議開了約一個半小時,即將結束時,因附近一財主家失盜報案,當地警察派人四處偵訊,發現此處多人聚集,疑其商議分贓,遂將廖如願等人逮捕。幸郭隆真等機智應對,沒有暴露身份,加上黨組織花錢打通關係,至5月6日,六人全部獲釋。

發展朝鮮族黨員 擴大抗日隊伍

1930年7月,宋國瑞隨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巡視員廖如願到東滿等地巡視指導工作,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於朝鮮共產主義者可以加入中共的有關規定的精神,在朝鮮族聚集的地區,協助廖如願審查、批准了一大批政治觀點明確、符合加入中共條件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共,使東滿等地的黨員隊伍迅速擴大。至1931年3月,全東北有中共黨員1190名,其中延邊的琿春、延吉、和龍、安圖、汪清五縣就有黨員636名,占東北黨員總數的54.1%,朝鮮族黨員則占這些黨員的96.5%。

1930年8月13日,在和龍縣平崗藥水洞上村召開了東滿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延(吉)和(龍)中心縣委,設立了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朝鮮族朴允瑞任軍事部長,宋國瑞任軍事部成員。10月,根據中共滿洲總行委(滿洲省委)意見,組建了以廖如願為書記的中共東滿特別委員會。為加強延邊地區的反日武裝鬥爭,隨即成立了東滿特委軍事委員會(軍委),由楊林、劉志遠、宋國瑞三人組成,楊林任書記。

東滿特委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宋國瑞根據上級指示,積極開展「黨員軍事化」和武裝工農群眾的工作。他認真總結工農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協助楊林(原名金勛,又名楊寧、畢士悌等,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制定了《東滿游擊隊工作大綱》《東滿赤衛隊工作大綱》等一系列文件。

1931年2月15日發布的《東滿游擊隊工作大綱》分9個部分,7500多字,對游擊隊的性質、任務、黨對游擊隊的領導、游擊隊的指揮系統、戰術等作了詳細闡述。該文件是東北抗日武裝鬥爭最早出現的一部黨的軍事文獻,也是我黨關於游擊戰爭的最早的專題軍事著作之一。《東滿游擊隊工作大綱》闡明了黨對游擊隊的絕對領導,指出「黨在游擊隊中要保持最高度的威信」,游擊隊的大隊要設黨委,中隊設黨支部,小隊里設黨小組;游擊隊要設立政治部,軍事首長和政委、指導員要明確工作分工;游擊隊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大綱》規定了游擊隊的戰術原則,如從實際情況出發,採取分散和集中相結合,不打硬仗,攻敵弱點,迫使敵人極度疲勞等。《大綱》的發布和實行,對東北地區組建和發展黨領導下的武裝游擊隊,開闢游擊根據地,有效地開展游擊戰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發動延邊農民抗爭 夜襲反動地主莊園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宋國瑞參與領導東滿的「秋收鬥爭」,以減租減息為突破口,發動延邊一帶的農民開展遊行示威,包圍地主莊園,打開糧倉,將地主囤積的糧食分給佃農;或者逼迫地主在減租書上簽字,按減租要求減收佃農上交的糧食。當時,琿春縣敬信區農民武裝在宋國瑞等的領導下夜襲反動地主高千田的莊園,沒收其糧食和財產,召開群眾大會,公開處決了高千田。「秋收鬥爭」衝破日偽軍警的阻撓和破壞,其浪潮擴展到延邊城鄉各地,其規模和成效前所未有。

宋振雲1961年在回憶文章中寫道:「1929年夏,我離開瀋陽。之後與家兄只有通信聯繫。1930年起,他常輾轉吉林、黑龍江兩省,以在琿春居留較長。1933年自東北去江西公幹,路過青島時,在碼頭寄我一信,自此音訊遂斷。我祖父死後,兄即禁止家人買地。在東北分手時囑我,家財儘量支援他在經濟上的所需,與我最後之信說:『我將至江西欣賞祖國秀麗的山河,捧戴著一輪紅日。祖母已故,如果宋門還須繼承香火,有你已足。你已自立,我行可無牽無掛。你前途無限,後會有期,好自為之。』又說:『我家每年收入,可作三份計。一份耗於降低地租,一份家用,余者候所備,以供不時之需。』內容不及妻兒,信不寫通訊地址。

宋國瑞於1932年10月調任共青團奉天特委書記。1933年4月調任共青團滿洲省委常委。在共青團領導崗位上,他動員青年起來反抗日偽的嚴酷統治,不辭辛勞,深入開展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壯志未酬身先死青山何處埋忠骨

宋振雲1933年收到的信是哥哥宋國瑞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此後再無聯繫。後來他與侄子多方查找宋國瑞的下落,仍不得而知。宋國瑞的上級廖如願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稱,宋國瑞在北滿當書記犧牲了,但是具體怎樣犧牲的至今仍是個謎。

中組部給宋國瑞之弟宋振雲的回信。

江西公幹再無音訊 犧牲原因仍然是謎

宋國瑞之名載入了中共滿洲、遼寧和延邊的鬥爭史,但可能因為中共六大提出要重用工農幹部和宋國瑞本人性格耿直的緣故,他在東北工作的大多數時間內,按其資歷和能力來說,並沒有得到重用,他只任過一個禮拜的滿洲省臨時委員,後任又東滿特委所轄的軍委委員約兩年時間,再擔負共青團工作(並非滿洲團省委主要負責人),其職位和成就並不顯眼。此乃遺憾之一。

宋國瑞後來犧牲了,民政部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明書》,但這個證明書遲到了30年,而且其犧牲的具體時間、地點、緣由,直到今天也沒有確切的結論。此乃遺憾之二,也可以說是烈士犧牲之謎。

宋振雲1933年收到宋國瑞的信,得知他去江西,之後再無宋國瑞的任何音訊。

據宋國瑞的同學孫敬堂1987年8月回憶,1933年,他在青島市地方自治委員會任視察,碰到在膠濟鐵路局任職的老熟人王玉。王玉說宋國瑞從東北南下,路過青島,特意找到他,對上次營救之事表示感謝。王玉還責備宋國瑞「太不小心」,告誡他「以後不要這樣了」。

後人多方查找無果 廖如願文章有提及

宋振雲1961年給中組部寫信,請求幫助調查宋國瑞的犧牲情況,中組部回信稱沒有宋國瑞的材料,不知他在何時何地犧牲。

宋振雲於是寫信給侄子宋志崧,並附上一條「尋人」線索:「自報端見現在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名楊易辰,疑或當年之楊翼辰。果是,則對我兄之事跡定知甚祥。」其實,他當年在瀋陽見到的楊翼辰為楊一辰,並非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楊易辰。

宋國瑞之子宋志崧、之孫宋群和高密黨史研究人員也多次查找過宋國瑞的犧牲地。宋群和鞠維積等曾去東北和江西瑞金,尋訪當地黨史研究部門及烈士陵園,想找到宋國瑞犧牲地,惜未有線索。宋群跟筆者提起,再上趟延安查查就好了,要讓烈士回家。因宋群大前年得過一次腦梗,家人不同意他再舟車勞頓,他只好打消了去延安的念頭。

據宋群說,1946年,從延安來了一封公函,發到了高密縣夏莊區,盧區長拆開一看,函稱宋國瑞對革命有功,土改時要保護其家屬,不要傷害他們。有人猜測這封信是宋國瑞自延安以官方名義寫來的。筆者認為,如果宋國瑞當時還活著,以他之前的所做所為,他會站穩立場,擁護黨在農村推行的「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的根本政策,不會擅自寫這樣一封信。如果要寫信,也只會寫給家屬,要求他們儘快把家裡的土地捐獻出來。筆者推測,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宋國瑞就已犧牲。

廖如願1960年8月在《1930年前後的滿洲省委》的回憶文章中明確指出,宋國瑞在北滿當書記犧牲。這個說法,曾被有的黨史研究者否定,理由是1931年11月下旬中共滿洲省委遭到大破壞,作為省委軍委書記的廖如願被捕判刑4年,新成立的滿洲省委不了解獄中情況,以為他叛變或自首,將他開除黨籍(1987年經中組部批准恢復了廖如願的黨籍),而宋國瑞犧牲時,廖如願尚在獄中,不可能知道宋的情況。實際情況是,廖如願1934年被特赦,後多次找黨組織要求恢復黨籍,未能如願。在這個時間段,廖如願自會打聽曾經共事的那些戰友,如果戰友們還活著,還在當地堅持做革命工作,他自會請求他們幫助恢復其黨籍。因此,宋國瑞犧牲的消息,作為與宋共事兩年多的戰友兼老上級,廖如願知道後,肯定會牢記在心。而且,廖如願建國後因歷史問題受到歧視,當時尚在申訴恢復黨籍,此時的他肯定出語謹慎,不會胡編亂造。所以,筆者在宋國瑞犧牲的問題上傾向於廖如願的說法。

妻子帶頭上交地契 積極擁護土地改革

宋國瑞曾托胞弟宋振雲轉告妻子張洪芬,以後要把家裡的地都捐出去。土改的時候,張洪芬帶頭獻地,把盛地契的木頭匣子拿出來抱在懷裡,挪動著小腳,大兒媳抱著尚在吃奶的孩子跟著,從夏莊來到河崖的新莊(當年這裡的農民有好多是宋家的佃戶),找到正在主持開會的鄉長,打開木頭匣子,要把所有的地契都交上去。有佃戶瞪大了眼睛,好意地問:「東家,你把地都獻出去了,自己吃什麼?」鄉長示意張洪芬再掂量掂量,畢竟其丈夫宋國瑞當過中共高密縣委書記。張洪芬說:「那就留下二畝吧。俺領著兒女們下力氣幹活兒,不會吃不上飯。」

1954年3月,52歲的張洪芬領到了高密縣夏莊鎮選舉委員會頒發的選民證。宋群說,祖母的成分是地主,她是以開明士紳的身份獲得這張選民證的,說明人民政府沒有對她另眼看待。

1962年,張洪芬開始享受烈士遺屬待遇,每月發4元錢補貼。1980年,張洪芬去世,享年78歲。

本期主要參考資料:宋振雲的回憶文章、鞠維積撰稿的《高密黨史人物第一輯》、廖如願的《1930年前後的滿洲省委》、孫敬堂的《憶宋國瑞烈士》以及《中共滿洲省委簡史》《延邊人民抗日鬥爭史》《遼寧黨史人物傳5》等,宋國瑞後人和趙徽、徐波、趙明修、儀敏對本文亦提供幫助。

本期圖片由邱昭山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撰稿:邱昭山

編輯:楊柳青

審核:李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