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國經濟增長潛力研究
作者：祝寶良 中國發展50人智庫成員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
中長期內，可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由潛在經濟增長率決定的，並在需求因素的影響下圍繞潛在增長率波動。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在各種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速度。1978-2019年，在平均9.5%的經濟增長中，資本積累、勞動力總量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貢獻5.7、0.8和3.0個百分點。農村剩餘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效率更高的工業、服務業部門轉移、外向型發展戰略、教育水平改善、科技進步、規模經濟效應等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因素。由於儲蓄率回落、勞動人口下降、勞動力轉移效應和對外開放外溢效應降低、資源環境約束、產業結構向服務業演進等原因，「十三五」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6.5%左右，「十四五」時期為5.5%左右。
一、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測算方法
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以索洛等人提出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其基本觀點是需求變動不影響經濟的長期趨勢，因此主要關注宏觀經濟供給能力的長期變化。索洛增長模型建立在生產函數基礎之上，是當前最為常用的研究經濟增長的數量工具，其突出特點是對經濟增長源泉的識別和度量，能充分體現潛在供給方面的特徵，被廣泛應用於經濟的中長期趨勢分析。
1、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社會生產活動和經濟增長需要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一般把現存的全部資本資源稱為資本存量。但在經濟增長中，有一部分僅憑資本和勞動是無法解釋的，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將之歸結為科技進步的作用，即索洛余值。實際上索洛余值並不僅包括科技進步，還包括規模經濟、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改善，所以一般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
全要素生產率一般的含義為資源（資本、勞動力和土地，但一般分析時不考慮土地）開發利用的效率。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全要素生產率與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都貢獻於經濟的增長。在計算上它是除去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之後的「余值」，由於「余值」還包括未能識別的增長因素和度量上的誤差，它只能相對衡量效益改善和技術進步的程度。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由制度變革因素和技術因素等多因素構成的綜合體，為了進一步研究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本研究中將其進一步劃分為勞動力轉移、對外開放、人力資本的提升和科技水平提升等四個組成部分。
2、測算步驟
整個測算過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步，利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建立我國的生產函數，將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積累、勞動力供給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三部分，分別測算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將歷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分解為勞動力轉移、對外開放、人力資本的提升和科技水平提升等四個社會制度和科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三步，基於歷史上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研究，並結合對要素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趨勢判斷，測算經濟潛在增長率。
總的看來，整個測算過程是一個先分解再加總的過程，其優點是可以清晰的解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在哪裡，以便於制定相應的對策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3、測算方法
採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測算經濟增長潛力。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如下：
對於生產函數中參數α和β的估計，有經驗法、回歸法和份額法等三種方法。其中，回歸法由於較為貼近實際情況，並可以避免主觀隨意性而使用最多，本研究也使用回歸法估計生產函數的參數。
在估計出參數α和β之後，結合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據就可以得到資本和勞動著兩大投入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下來，使用產出增長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長貢獻後的殘值，便得到索洛余值。
4、測算結果
在勞動力存量的衡量上，選取了從業人員數代替勞動力存量。對我國資本存量，大部分學者均採用永續盤存法，其計算公式：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持續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1978-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2%，2010年起，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並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在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貢獻中，除了資本積累和勞動數量投入引起的經濟增長外，其他因素引發的經濟增長統稱為全要素生產率。數量分析表明，在平均9.5%的經濟增長中，資本積累、勞動力總量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貢獻5.7、0.8和3.0個百分點。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低於美、歐、日等主要已開發國家平均貢獻70%的水平，大體上與韓國、台灣、新加坡、印尼、泰國等東亞國家和經濟體水平比較接近。我國過去30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積累驅動的結果，帶有較為明顯的投資拉動特徵。
從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看，五大因素明顯提升了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是通過改革釋放經濟要素的活力，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效率更高的工業、服務業部門轉移，提高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二是通過外向型發展戰略，大規模利用外資和發展對外貿易，通過「干中學」提高了我國的經濟效益，提高經濟增長率0.9個百分點；三是因教育水平改善帶來的人力資本提高和研發投入帶來的科技進步，則大約分別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0.6和0.5個百分點；其他因素如規模經濟效應、管理水平改善等，大約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0.1個百分點。雖然我國研發和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逐年提高，但總體作用仍然較小。
我國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動力轉換。1978至2001年，是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多輪驅動」階段。通過增量改革和漸進改革，不斷擴大開放，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和人口紅利形成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二、三產業比重平穩上升，輕重工業較為協調，形成了資本積累速度較快、勞動力數量增加、勞動力轉移加快，對外開放效應顯現的局面。
2002至2008年，為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雙輪驅動」經濟增長階段。以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我國對外貿易飛速發展。居民消費在滿足了吃、穿、用等基本需求後開始向住、行等較高端需求轉變，重化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勞動力總量增速減慢，城市化進程加快。這一階段表現投資增長快，對外開放的外溢效應增強，科技進步速度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優勢提升。
2009至2018年，為資本貢獻上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階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嚴重的衰退，我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受到較大衝擊，對外經濟的溢出效應縮小。我國通過擴大內需主要是增加基礎社會建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行列，居民開始由吃、穿、住、行、用消費轉向高質量商品和旅遊、養老、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產品消費，產業結構調整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導致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新興產業發展滯後，規模效應減小，經濟效益下滑。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前期擴張政策消化期和結構調整陣痛期三期疊加階段，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時期。
三、我國經濟增長潛力會繼續下降
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0美元左右，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國際經驗和世界經濟史研究也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達到這一發展階段時，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都會發生重大變化，出現經濟增速「換擋」現象。目前，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和條件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儲蓄率回落。2010年以來我國人口撫養比回升，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居民儲蓄率隨之下降。要素價格和國企改革加快，長期以來，低工資、低利率、低資源產品價格、低環保成本帶來的「低價工業化」現象逐步消失，企業儲蓄率降低。財稅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相應降低國民儲蓄動機。2010年，我國儲蓄率達到51.5%的峰值後出現了下降趨勢，2018年下降到45.7%，到2020年預計降至45%左右，2025年降至43%左右。儲蓄率降低必然導致投資率相應下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隨之減弱。
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力數量、勞動時間、就業參與率等因素決定了實際可就業勞動力總規模。自2012年以來，我國16-59歲勞動力人數持續減少，2012年16-59歲勞動力人數為92403萬人，到2018年下降到89729萬人，年均減少382萬人，預計「十四五」期間年均降幅為0.3%左右，到2025年，16-59歲勞動力人數降至87500萬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閒暇的需求將穩步提升，勞動參與率總體呈下滑趨勢，個人勞動時間趨於減少。
勞動力轉移效應和對外開放外溢效應降低。隨著農產品和工業品、服務品相對價格的調整和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投入，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第二、第三產業的差距也在不斷減少，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將趨於縮小。初步預計，「十四五」時期由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降至0.5個百分點左右。我國與已開發國家技術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引進技術難度不斷加大。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美國為代表的守成大國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將逐步常態化，美國已經開始並會持續在貿易、投資、金融、科技、安全等多個領域加快採取措施以全方位圍堵遏制中國發展和快速追趕。「十四五」時期，對外開放的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降至0.5個百分點左右。
我國進入第三產業比重上升時期。服務業的資本邊際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總體上低於製造業，服務業比重上升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比較研究表明，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國家，在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後，工業產出比重出現下降而服務業產業比重上升，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速增長，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幅度在30-50%。我國人均GDP按購買力計算在2014年已經達到11000國際元。從我國當前產業結構變化特點和收入水平變化規律看，我國已經進入到中高速發展階段，這既在理論上符合國際上先發國家的發展規律，也為我國客觀現實情況所印證。
四、我國有條件保持較高增長速度
我國經濟發展仍有巨大潛力、巨大餘地和巨大韌性。經過40年多年的發展，我國物質技術基礎日益增強，產業體系完整，國民儲蓄率即便出現回落，但仍顯著高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水平的，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具有資金、勞動、科技等生產要素組合的綜合優勢。新型城鎮化作為我國現階段一個權重極高、綜合性極強、產業間關聯效應最為明顯、生產要素最為集中集聚發揮作用的城鎮化，已經成為「十四五」我國經濟最大的潛在所在。我國是一個城鄉之間和區域經濟之間差異、差距都比較大的發展中大國，在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和東中西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就會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區有可能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在農村和內地獲得新的優勢，進而使得一些產業、產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長，這種跨區域的產業梯度轉移和推進效應在大國就會產生新的生產力，我國經濟有巨大的迴旋餘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不斷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即應對過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應對過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宏觀調控能力和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明顯提高。中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抓住並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就能成功實現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綜合考慮上述主要影響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及其變化規律，2019和202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仍延續2009年以來的低水平狀態，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2.3左右。「十四五」時期，勞動力轉移和對外開放溢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降至0.5和0.5個百分點，人力資本增長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維持在0.7和0.8個百分點。預計2019年和2020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在6.6%和6.4%左右；「十四五」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5.7%左右。
五、推動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建議
確保我國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增長潛力能夠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既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生態環境保護規律，同時，也要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一）全面深化體制改革，提升資本配置效率
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推動企業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一是有效推進國企改革，國有資本要把投資重點放在不斷加強和鞏固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堅決打破行政性壟斷。強化企業破產重組制度，實現正常的優勝劣汰過程，確保社會資源持續地進入更有生產效率的企業組織，提高投資效率和效益。二是切實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全面推行投資事項的「負面清單制」，嚴格限定和定期修訂實行政府核准制的範圍；貫徹落實「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市場運營理念，賦予企業投資自主權；徹底改革政府主導型的資本配置制度，避免行政力量對資源配置的干預；加快財稅體制改革。三是適時有序改革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糾正要素市場價格扭曲，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十三五」期間基本完成資本、勞動、土地、資源、環境、匯率等廣義要素市場價格改革。通過市場機制完成「創造性破壞」過程，倒逼企業由低層次、低水平的重複生產轉向創新開發和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活動。四是力促金融體制創新和改革，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建立健全金融系統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市場為主體決定資金流向；加快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優化融資結構，拓寬融資渠道；健康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大幅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二）繼續挖掘人口紅利，強化開發人才紅利
挖掘人口紅利和開發人才紅利是新時期提高經濟增長潛力的主要途徑，也是克服我國人口紅利過早過多消失的基礎。一是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的支持，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繼續增加可挖掘的人口紅利。加快推進中西部地區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和人口聚集能力。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加大對義務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支持力度，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後地區更加重視培植人才紅利。二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使更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納入城鎮教育、實現異地升學，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穩步提高這些進城勞動力的就業參與率和就業質量。三是提升勞動者素質。繼續加大教育支出力度，努力改善各級學校特別是農村貧困、落後地區學校的教學條件，加快學校課程和專業設置改革步伐，積極推行素質教育，全面提升教育質量水平；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鼓勵企業積極開展職工在職培訓，將企業用於職工培訓的相關費用列入成本並給予相應稅收優惠。四是大力引進國外優秀人才。借鑑美國、歐洲等已開發國家經驗，加快推動《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的修訂工作，放寬永久居留權的工作年限等限制性條件；鼓勵高校積極參與國際生源競爭，進一步擴大國內高校的國際生源比例；鼓勵國內企業積極接納優秀國際畢業生，為優秀國際生源本土就業創造更加便捷的條件。五是深入挖掘人口潛力，確保勞動力供給總體穩定。加快推進農業生產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轉移潛力，加快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推動退休制度改革，逐步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擴大高素質高技能勞動力供給規模。
（三）切實轉換增長動力，全面推進創新驅動
科技創新是產業結構持續演進和優化升級的原動力，是提高經濟增長潛力的關鍵。一是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解決企業的創新動力問題。鼓勵企業設立研發機構，通過創新來提高競爭力；全面落實企業研發費用加計等普惠性措施，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完善設備加速折舊等政策；把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股權激勵、科技成果處置權、收益權等試點政策，擴大到所有科技園區和科教單位。二是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前沿研究、社會公益技術、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務平台，完善科技重大專項實施機制。三是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提高侵權成本，降低維權成本，降低企業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四是設立新興產業創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動通訊、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先進位造等技術研發以及推廣應用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優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科技服務業、金融業等與相關製造業融合發展。
（四）擴大更高層次對外開放，大力提升後發優勢
適應當前國際投資貿易機制、規則出現新的動向和變化趨勢，緊緊抓住機遇統籌國際國內發展，通過擴大制度要素投入來進一步釋放開放紅利，繼續提高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溢出效應。一是繼續擴大市場准入，更加重視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有序擴大包括金融保險、貿易、物流、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對外開放，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有機融合，有效推動我國加工製造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擴大醫療、教育、旅遊、養老等生活服務業對外開放，在繼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的同時，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輕型化、工藝流程的綠色化、生產和消費的低碳化。二是借鑑國際上許多國家投資促進機構的工作目標早已經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經驗，根據我國服務業發展需求出台針對性更強的投資促進政策。通過建立出口加工區特別是加快複製、推廣上海自由貿易區有效做法，促進跨國公司擴大對我國服務業投資。三是建立一批體制機制環境比較成熟的服務外包產業園區，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同時力爭擴大通信、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商貿等領域服務貿易規模和質量，大力促進電子商務跨境貿易。
（五）建立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保護生態環境
生態文明建設關係人民生活，關乎民族未來。一是強化制度保障。研究制定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法律法規、監管體制機制和政策性文件。全面推行生態補償機制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加快污染者付費和礦產資源開發補償制度定型化，探索生態環保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和生態紅線管控制度，全面實施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度。二是強力推進節能減排。落實全社會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和問責制，特別是要與企業誠信、獎懲機制相掛鉤，實行能源消費總量和能耗強度「雙控」考核制度。實施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加強工業、建築、交通和公共機構等重點領域節能減排和監管，加快重點用能單位能耗在線監測系統建設。三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落實循環經濟戰略及近期行動計劃。開展循環經濟示範城市（縣）建設，深化園區循環化改造，加快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產業化。繼續開展國家「城市礦產」示範基地、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推進糧棉主產區秸稈綜合利用。整頓礦業開發秩序，發展綠色礦業。開展海水淡化試點示範。四是狠抓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加大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力度，以細顆粒物（PM2.5）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治理為突破口加強區域聯防聯控，完善鼓勵脫硫、脫硝、除塵改造以及煉油企業升級改造的支持政策。繼續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制定實施清潔水行動計劃。加強土壤污染治理。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等工程建設。開展森林草原資源保護和建設，推進京津風沙源、岩溶石漠化、黃土高原、青藏高原等重點區域綜合治理。全面推行清潔生產。五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深入推進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低碳工業園區、低碳社區等試點示範，研究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研究制定和完善環境稅、燃油稅和碳稅等稅收，建立溫室氣體統計核算體系，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建設性參與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繼續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交流與務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