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瓊，來源：玉鑒瓊田。原題：賭博、上癮與人性。
5月26日，澳門一代賭王何鴻燊離世，享年98歲。
2020年5月26日澳門賭王何鴻燊逝世，我在的一個群里，有一番討論。有人認為一個開賭場的，肯定害得不少人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跟賣白粉的一個道理，還妻妾成群，更不符合現代文明國家的婚姻制度。有人說他做的是合法生意，至少是一個守法商人，利用賭業建設澳門，對大陸也有貢獻，被稱為「愛國資本家」當之無愧。有人說賭得傾家蕩產是賭徒的事，金融市場也有賭徒。看到有些寫何鴻燊的文章也分析了博彩業的影響等。
這是個有意思的話題。我想從 成癮性商品的角度作一些探討。
一、成癮性商品的界定
賭博業肯定不是什麼光彩的行業。在中國，除了大陸地區發行的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香港、澳門地區允許有博彩活動，其他博彩活動都被禁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賭博罪：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親朋好友之間打麻將、打牌，雖然也可能小涉金錢，但不以盈利為目的，不在此列。
在網上可以搜到太多和澳門賭場相關的文章，如有篇「澳門下注紀錄的保持者：記那些在澳門豪賭的山西煤老闆們」，寫某煤老闆在澳門曾贏了24億元，最後輸了35億元，「好多煤老闆僅僅幾次澳門之行，就落得煤礦易主、法人更名、輸光家產、背負巨債的悲慘結局。」
關於賭博，有無數文學作品中有描寫。茨威格《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寫得驚心動魄，淋漓盡致描摹賭徒的瘋狂和掙扎，最後沒有出路，無從救贖，唯有自殺。余華《活著》對福貴賭輸家產，則寫得帶點黑色幽默（福貴把家裡一百多畝地輸給了龍二，解放後龍二被劃為惡霸地主，敗家子倒是因禍得福）。
從道德的角度看，強烈成癮的「黃賭毒」產業帶有原罪。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席勒在合著的《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一書中寫道，「在現代美國，如果要問哪些產品最容易引誘消費者上鉤，則非以下四大癮品莫屬：煙草、酒、毒品和賭博。」人對這些刺激的上癮，從生理學、心理學角度有其必然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哪個國家可能都差不多。
每個人的天性也有差異，比如賭性大小，即風險偏好的不同，賭性大是風險偏好更進取，賭性小是風險偏好更保守。賭性不光體現在賭博上，投資、投機活動，企業家精神中，都有著賭性的影響。企業家一般是風險偏好更進取的人，這也使得一些企業家更容易愛上賭博的刺激。
從經濟學角度，這些產業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這些產業/商品的共同點是讓人上癮，當然 讓人上癮/成癮性的強弱程度差別很大，也決定了它們引起的後果、對它們的管理方式不同。一般的商品服從邊際效用遞減，消費第二個帶來的效用低於第一個（比如吃包子），所以人一般不會對一個商品消費個沒完，能比較均衡消費，喜歡多樣化（帶來的邊際效用更大）。而 成癮性商品，就是邊際效用不遞減，越消費還想消費。
仲偉民（2019）指出，部分成癮性消費品對人身體的確有害，比如鴉片、古柯鹼、煙草等，但也有不少成癮性消費品適量有益（過度可能有害），比如茶葉、咖啡、可可、糖、酒等，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此類成癮性消費品的特性是溫和的刺激性和愉悅性。戴維·考特萊特在《上癮五百年: 癮品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一書中，將這些成癮性消費品的流行稱之為「精神刺激革命」。它們在大航海後成為重要的世界商品，成為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貿易連結紐帶，是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因素。
這個分析很合理，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商品的溫和成癮性，需求也不會那麼強烈。 世界本來就是由人類的慾望驅動的。
一些商品是因為其化學成分（尼古丁、咖啡因等）本身讓人上癮，還有一些商品是商家、產品設計者的設計，就是要力圖讓用戶上癮，即反覆購買、使用。考特萊特說的「精神刺激革命」還限於實物商品。網際網路、電腦、手機的出現，帶來更大的「精神刺激革命」。電子產品更讓人上癮，它消除了時空界限，打造無遠弗屆的虛擬空間。前些年「網癮」曾經被關注，現在大家已習以為常。對手機上癮，從對微信、微博社交到網購、網遊、小視頻上癮都是普遍現象。手機所有APP的設計，都是奔著讓人花更多的時間停留去的。微信等各種APP的小紅點裡的數字，提示你有多少條未讀信息，讓你不去點開看就難受。抖音、B站等視頻網站，會不斷根據你的點擊推測你的愛好，推送類似的視頻，讓你沒完沒了刷下去。
更泛化而論，各種愛好，都有上癮性。運動對大多數人是需要毅力的苦差事，但也有人運動上癮，如跑馬拉松，據科學研究是跑步時體內會釋放一種讓人感到快感的物質——多巴胺，還有跳傘、衝浪、滑雪等運動，無不有強烈愛好者。讀書、收藏等看起來比較溫和的愛好，也都有人會到上癮的程度。對某種事物上癮，是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追求快感、刺激，有某種愛好，從中獲得精神享受，都是人的天性。「不做無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張岱雲，「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上癮之後的利弊呢?總是利弊兼有，利大還是弊大，既有商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個人。吸煙有害健康，可吸煙者認為能減輕壓力、提神、刺激靈感。使用手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娛樂，但可能有些時間被浪費，損害視力甚至身體。很多愛好，可能玩物喪志，也可能玩出門道，玩成專家、成為職業。
二、成癮性商品的管理
成癮性商品的管理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從國家層面看。毒品是成癮性最大、對人的身體傷害也最大的商品，所以在大多數國家都列為非法，但這樣也攔不住有人鋌而走險，有需求就有供給。
賭博，是可能造成極大的金錢財產損失的成癮性活動，在多數國家也有嚴格的限制性規定，通常是發放非常有限的牌照以限制這種活動。《釣愚》前言中舉的重要例子老虎機，就是一個利用人們的賭性讓人上癮的賭博機。「這種現代意義上具有賭博功能的老虎機第一次被報道是在1893年。老虎機毀掉了太多人的生活，就算不立法加以禁止，也至少要加以管制。同時，其他賭博類娛樂也受到了監管。10年前，在玩老虎機時，有不少人因心臟驟停而死亡。最後，賭場自己組建了受過專門訓練的急救隊。」
1962年何鴻燊獲得澳門賭業牌照的故事，富有戲劇性的精彩。美劇《億萬》中有個情節，對沖基金大佬了解到一個內幕信息，經濟狀況極差的某市將獲得賭場牌照，他就提前購入其市政債，而其對手為了使其虧損，運用政治手腕使此市未獲得賭場牌照。這也說明了賭場對一個地方經濟巨大的帶動效應。
英國索爾福德大學博彩研究中心Collin教授說：「世界上沒有任何產業部門像博彩業這樣，其賺錢發財主要取決於政府說什麼而不是取決於公眾要什麼。」正是由於不少國家政府禁止博彩業，才造成博彩業「供不應求」的局面。澳門與蒙特卡洛、拉斯韋加斯並稱為世界三大賭城。從人們千里迢迢飛去消費，就可以看到這種活動的誘惑力有多大。吉隆坡、雪梨等城市紛紛以賭場吸引遊客。各國管制的差異造成完全禁止賭博的國家陷於無法禁止居民到國外進行賭博活動、流失財富和稅收的不利境地。2014年到2018年，博彩業稅收占澳門財政收入的比重，在76%-85%之間，博彩業增加值占澳門GDP的比重，在42%-51%之間。那些中國富豪到澳門賭場一擲千金，總比飛到拉斯維加斯花錢好，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也非常不建議在中國其他地方再發放博彩牌照，香港和澳門已經夠了。
強成癮性商品需求彈性較小，利潤高，國家可以從中獲得大量的稅收，最典型的是 煙草，其負面作用不會立即顯現、嚴重到讓人無法承受的地步，消費者能夠比較持續地消費和貢獻稅收。但是為了國民健康，國家還是會對煙草行業也進行限制。20世紀4、50年代，科學家發現吸煙和肺癌之間的明顯關聯，而煙草公司則聘請另一些科學家為煙草業開脫。1964年，美國衛生總署報告給出了明顯的結論——吸煙有害健康。由於對吸煙有害健康的廣泛宣傳，美國現在煙民占比已比高峰期下降了50%。
2019年中國的煙草行業工商稅利總額為12056億元，上繳財政總額為11770億元。對比一下總被批評利潤太高的中國的商業銀行，2019年凈利潤為19932億元，煙草真是低調的巨頭。
人對成癮性商品的需求很多時候是國家禁止也不能消除的，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更多。一個著名的歷史案例就是美國1920-1933年的禁酒令時期。禁酒由婦女運動推動，認為酒是犯罪的根源，酗酒造成了很多家庭暴力問題，資本家認為工人飲酒影響勞動紀律和生產效率，基督教新教倫理也反對飲酒。國會於1919年頒布了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凡在合眾國及其管轄土地境內，酒類飲料的製造、售賣或轉運，均應禁止。其輸出或輸入於合眾國及其管轄的領地，亦應禁止。」這引起了酒品黑市的繁榮，非法釀造、出賣和走私酒類飲料的犯罪行為禁而不止，而聯邦及各州政府又需要以酒稅補充其財政收入，1933年國會廢止了禁酒令。電影《秋日傳奇》中，布拉德·皮特飾演的男主角在禁酒令時期靠走私酒來彌補家用，一次被警察發現，他的妻子被警察開槍打死。這也反映了禁酒令的負面後果。
從企業層面看。企業面臨如何平衡盈利需要和承擔社會責任，在何種程度上利用人性的弱點掙錢的問題。 谷歌提出的「不作惡」，看起來似乎是最低要求，但在新技術帶來很多新的科技倫理困境面前，才發現這其實是極高的道德自律要求，是寧可犧牲盈利也要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
很多網際網路公司的收入，靠廣告、靠遊戲。靠遊戲掙錢引發爭議。凱文∙凱利、董潔林等指出，過去的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是圍繞著提高生產力、效率，而到網絡經濟時代，基本物質需求的生產基本已經不是問題，大家也有了更多的閒暇，所以更多的創新用於交流和娛樂。遊戲公司雖然是適應了人們需求變化的潮流，給用戶帶來了快樂和其他效用（比如有人說能從中學到團隊合作精神，提高反應速度，學到某些技能等），但也產生很大負面影響（負外部性），是消耗時間的黑洞。特別是未成年人，將本該用於學習讀書的時間用在遊戲上，有的通宵達旦、廢寢忘食、神魂顛倒打遊戲，可能影響成績、影響前途命運。
對於企業生產導致污染這種負外部性，解決辦法是把污染成本內部化、讓生產企業承擔治污成本。但遊戲公司的遊戲做得越好玩、越吸引人、讓人沉溺，這種負外部性是和優秀的產品相伴的，無法將成本內部化。有的遊戲公司自己設定了玩遊戲時長限制等技術措施。但正如政協委員朱永新所指出的，大量案例表明，有的遊戲運營單位為追求利益，並不會主動採取技術措施，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或者即便採取，也很容易就被破解。不少「兩會」代表從不同的角度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提出了建議。
傑里米·西格爾在《投資者的未來》中計算了1957-2003年間美國股市回報率最高的20隻股票，排第一的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擁有萬寶路等品牌的煙草和食品公司）。這些生產成癮性商品的優秀公司，盈利可能很好也很穩定，不像科技公司潮起潮落變動不居，但可能很少人認為它對社會有多少積極推動作用。開賭場的公司，更是如此。不過是一種不得不允許它存在的「惡」。遊戲公司或者主要靠遊戲掙錢的公司能否成為一個「偉大」的公司?也許有不同的看法。
《釣愚》指出，市場競爭的壓力會改變企業的行為底線。「市場競爭一方面會極大地刺激並鼓勵企業進行對社會有利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缺乏良好監管的自由市場也會刺激企業選擇對社會不利的旁門左道，比如 利用消費者的心理弱點和信息不對稱獲取利潤。 在缺乏良好監管的市場中，那些道德底線更低的企業最終會戰勝那些有良知的企業。儘管基本的社會倫理規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種趨勢，但是最終也無法抵禦來自市場競爭的壓力。這是因為一旦存在欺騙獲利的機會，那些堅守底線的企業往往不得不隨波逐流，否則就難以保持市場競爭力，生存下去。」所以， 需要國家的良好監管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共同發揮作用，才不致於「劣幣驅除良幣」。
從個人層面看。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對真善美的追求，「求知、推理以及創造的渴望」，畢竟比單純追求感官刺激對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更有積極意義。過於追求短期、即時的刺激，可能放棄了長遠對人生更有價值的東西。毒品絕不能碰，毒品在生理上給予人過強的刺激，一旦沾上很難戒掉，非一般人毅力可以抗拒。賭博，雖然有人說「小賭怡情，大賭傷身」，但從小賭容易變為大賭，賭場還是不進為好。對難以避免的有一定上癮性的商品，人要保持理性的態度，控制自己過於沉迷，都殊為不易。
有些人沉迷於上癮性商品帶來的快感，從賭博到電子產品，另一些人則利用人性的弱點靠上癮性商品盈利。何鴻燊自己開賭場，卻一生遠離賭博，只坐莊不下場。「賭王」的這種理性和自制力，普通人特別需要學習。
參考文獻：
1. 張增帆，網絡博彩法律規制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社會福利（理論版）》2016年6月。
2. 仲偉民，全球化、成癮性消費品與近代世界的形成，《學術界》2019年3月。
3. 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席勒，《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4. 朱彩雲，青少年如何擺脫「網遊漩渦」，《中國青年報》202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