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5月，胡適從海外歸來後不久，便接到一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意轉讓。來函云：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只存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1]
胡適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故未予理會。[2]但稍後，藏書的人就把書徑直送到新月書店（胡適與徐志摩等開辦）。胡適看後，深信這是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重價購藏。
此抄本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因書中有「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批語，故通稱「甲戌本」。不過，此本是一過錄本，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指它最初底本的年代，並非抄錄的年代。此本僅存16回（第1∽8回、13∽16回、25∽28回），原分裝八冊，後合併為四冊。半葉12行，行18字。由書上的「子重」等圖章和第28回後劉銓福等人跋語，知道此本曾歸劉銓福收藏。
胡適購藏「甲戌本」這一「孤本秘笈」之後，並未將其「珍藏密斂」，秘不示人，而是到處昭告。1927年8月12日，也就是他剛剛購買此本後不久，胡適即致函錢玄同，「遠道奉告」。[3]然後，又對其進行了初步研究；並把研究報告——《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發表在《新月》雜誌上。在這篇報告中，胡適詳述此本的重要性。他指出：甲戌本是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是最近於雪芹原稿的本子；此本的批語，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紅樓夢》最初稿本的狀態，可以考知《紅樓夢》後半部預定的結構等等。
是為胡適研究甲戌本的最初報告，也是《紅樓夢》版本學的奠基之作；它不僅是胡適研紅文獻的代表作之一，也在20世紀紅學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關於胡適對甲戌本的研究，容後文詳細討論。
胡適發表第一篇「甲戌本」的研究報告後，又請俞平伯先生寫跋語。俞先生的跋語題寫在「甲戌本」書後，落款是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胡適非常狼狽地離開上海回到北平，是在1930年11月底，從俞先生跋語的落款時間看，顯然是胡適在回到北平後不久，就讓俞平伯寫跋了。
1948年，胡適曾將「甲戌本」借給素未謀面的周汝昌。因「研紅」與胡適有一次信函往還[4]的周汝昌先生，於6月4日向胡適函借「甲戌本」。周函云：
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語，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須要檢索一番。這都是海內孤本，希世之寶，未知先生肯以道義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汝昌愛人書如己書，污損是絕不會的。[5]
據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適函，我們得知：周從胡適處借得了甲戌本。同時，周氏提出要以甲戌本等作底本，做版本校勘的工作，並希望得到胡適的幫助：
前造謁，蒙不棄款談，並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面陌生的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來的。……我已準備要寫一篇專文，敘論脂本的價值……[6]其次，……我決心要做這件事（按，指集本校勘）……我計劃以下面三本（按，指甲戌本、庚辰本、戚本）作主幹……
我們今天讀這封信，依然感受到周汝昌先生當時的感動、感激之情。50年過後，周先生寫回憶胡適的文章，情緒仍然不能平靜。[7]胡適收到周函後，在信上作了眉批：卅七，七，廿，回信，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8]周汝昌先生既借得了甲戌本，一面對此本進行了深入研究；[9]同時在未事先徵求胡適同意的情況下，就影抄了一個副本。事後（9月11日），汝昌先生才函告胡適：
……我們未曾徵求先生同意便錄出一個副本來。……我們太喜愛太需要這本子了；……原本過於珍貴……實實不忍看他經過翻弄而受損害……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時珍惜這本子，唯一的辦法便是錄副……我四兄在家……專人之力，一心不二用，整整兩月才完工……我們的冒昧是不待言的……現在特向先生聲明，或者能諒下衷而不怪責。這副本將來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請求先生審鑒題記，以志流傳授受，淵源蹤跡。如果先生不願意不同意我們的擅自錄副，也不要緊，我們也準備著把副本一併送給先生，反正先生的書也肯借我用的。……[5]
胡適接到周函後，立即復函汝昌表示：副本歸周所有，並允為之作一題記。有9月19日周致胡函為證：
十五日接到先生一信，承你慨然許諾副本為我所有，並允為作題記，真使我萬分高興！……我覺得學者們的學問見識固然重要，而其襟懷風度也同樣要緊，我既欽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後者！……[5]
又據10月29日周汝昌復胡適函，我們得知，甲戌本被周汝昌借閱期間，胡適又允燕京大學的孫楷第先生借看：
孫子書先生昨天特別親過敝屋，把先生的來信已給他看過了，我預備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給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歸還，但因先生提議給孫子書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併奉還吧。……[5]
周汝昌先生向胡適歸還甲戌本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但從1948年12月1日胡適在甲戌本上寫題記來看，當在汝昌還書後不久。也就是說，甲戌本在周汝昌先生手中保存了5個月左右！而從周先生歸還到胡適帶著它匆匆逃離北平，還不到1個月。此時的北平城，早已被解放軍團團包圍。蔣介石擔心胡適被俘，於15日特派專機來平，接胡適南下。由於走的極為匆忙，胡適不得不捨棄他的大量藏書（共102箱）和檔案，[10]僅帶走甲戌本，以「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
1948年12月1日，胡適在甲戌本上寫的「題記」中說：我盼望這個殘本將來能有影印流傳的機會。事實是，此本未經影印時，既已流傳。首先，周汝昌先生在其成名作《紅樓夢新證》中不僅有專章討論脂硯齋，而且在其它章節中多次引用脂批。[11]1949年，周先生又將他們的錄副本借給陶洙，陶洙便用藍筆將甲戌本上的全部批語和「凡例」過錄在己卯本上。之後，甲戌本上的批語又被俞平伯先生收入《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12月出版）。
1950年1月22日的胡適日記記道：下午去看王際真夫婦，取回我的《脂硯齋批本石頭記》。由此，我們知道：此前，胡適曾將甲戌本借給王際真研究。同一天，胡適又在此本上寫下「題記」一則：
王際真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紅樓夢辨》里已引餘姚《戚氏家譜》說蓼生是三十四年進士，與《題名錄》相合。
顯然，這是胡適在取回原書後寫下的。1951年，胡適授權哥倫比亞大學為甲戌本做了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送給王際真先生，一套由胡適自己保存（後來送給林語堂先生）。
1960年12月17日，胡適在錢思亮為其舉行的七十壽宴上，對參加宴會的中央印鑄局的人表示：想請他們翻印甲戌本。在座的中央印鑄局的秘書張祖詒，當下即慨允。為影印甲戌本，胡適於1961年2月寫了《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文中說：三十年來，許多朋友勸我把這個本子影印流傳。我也顧慮到這個人間孤本在我手裡，我有保存流傳的責任。[12]1961年5月，胡適以朱墨二色套版影印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終於面世了。此後，台灣、內地和香港均據此翻印。[13]甲戌本的原本，則保存在胡適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圖書館裡。
筆者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地詳述1927∽1961年這34年間甲戌本被胡適收藏後之情形，一方面是想讓讀者明了胡適收藏、流布、刊印該本的經過；另一方面也想藉此來說明：胡適並未象有的研究者說的那樣將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
周汝昌先生在1975年說：「他（按，指胡適）不但不想早將甲戌本公之於世，讓大家可以進行研究，卻讓亞東圖書館把他的程乙本重印……」。[14]1986年，周先生又說，胡適「根本沒有打算使之（按，指甲戌本）流布以供研閱」。[15]王毓林則說：胡適壟斷甲戌本，秘不示人。[15]進入1990年代以來，歐陽健先生多次申說這樣一個觀點：甲戌本是有人為了迎合胡適而偽造出來的；胡適有意隱瞞了賣書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斷了進一步尋訪甲戌本流傳的線索，而胡適也不得不將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
事實是這樣嗎？
對此，有學者提出異議，[16]劉廣定先生還發表《胡適與〈甲戌本石頭記〉》一文，聲稱要為胡適「辯誣」。劉先生的理由有二：1、這種行為與胡適一向的治學態度是不符的；2、劉先生又列舉多個事例說明，胡適晚年記憶力漸差，以證明1961年胡適說的「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不是有意說假話。[17]筆者完全同意劉先生的理由。但單憑這兩條理由，還不足以推翻前引諸家的說法；因為，劉先生的兩條理由，儘管很有說服力，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胡適沒有說假話」的證據。胡適說，「如果一個假設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沒有旁證，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假設，但他終究是一個假設，不能成為真理。後來有了充分的旁證，這個假設便升上去變成一個真理了。」[18]此之謂也。
這裡，我要為劉先生補充幾條證據。除了前文詳述的事實以外，我要列出以下理由：
一、影印圖書，在清季民初即已盛行，而以上海為最盛。但1932年一·二八戰事期間，上海的出版公司（如中華、商務）多遭日寇炮火轟炸，此業遂受重創。其後10餘年間，幾呈一蹶不振之勢。這是當年基本的大背景，不可不察也。
二、影印圖書，總須出版商家與圖書主人合作才可。若一家出版公司為影印一部書，要賠上很多錢，那他們一般是不會做的，古今皆然（哪怕是極有價值的學術專著！今日寫書的人恐怕都有切身體會吧？）。翻一翻中國出版史，有多少窮書生辛辛苦苦（有的是傾畢生心血）寫出書來，卻因「無資」而不得刊刻、刷印！所以，有書不能出版，不可以單怪書的主人的。
三、胡適的甲戌本得自胡星垣，胡星垣得自何人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此本有更早的藏主劉銓福。劉銓福、胡星垣在收藏此書時，均未加以影印，是否劉、胡二人也象某些人說的那樣：想把甲戌本居為奇貨、加以壟斷而不示人？
四、劉廣定先生說，秘藏甲戌本而不示人的行為，與胡適一向的治學態度是不符的。我再為劉先生的說法舉一條例證。大學問家劉文典恰有將珍稀材料居為奇貨、不願示人的習氣。胡適曾頗為嚴厲地諍勸老友：「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說，你有許多材料，非有重價，不肯拿出來。我後來曾婉辭勸過你，但我心裡實在有點不好過：我覺得你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儈自待，未免教我難勘。校一書而酬千金，在今日不為低價；在歷史上則為創舉；而你猶要玩一個把戲，留一部分為奇貨。我在這種介紹上，只圖救人之急，成人之名，絲毫不想及自身，並且還賠工夫寫信作序，究竟所為何來？為的是要替國家開一條生路，如是而已。」[19]試想，胡適如此勸諫朋友，他自己還能做那「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儈自待」的事嗎？
五、我們再來分析這34年胡適的情況。胡適得甲戌本，是1927年，在上海。在滬居住的3年多時間裡，胡適擔任過中國公學的校長，而其最重要的閃光點，我以為還是他無畏地向國民黨當局發起了一次次「爭人權」的鬥爭。最終，是惹惱了當局，被迫離開上海，所以我在前文說他「非常狼狽地離開」。[20]在這種情形下，胡適還有多少心思去印一部殘缺不全的舊抄本呢？胡適回到北平後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立即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此時的胡適，與一班朋友辦《獨立評論》，討論時局，已很難全身心的投入到學術事業中去了。1937年，抗戰軍興，胡適接受政府的徵調，先是去歐美開展國民外交，爾後又擔任駐美大使四年之久。而任大使的四年，「從沒有寫過一篇中國文字」。[21]
卸任大使後，胡適仍居住美國，先後長達9年之久。此時的胡適，又迷戀上了水經注研究，其後很多年都在搞這個事情。在胡適的紅學研究生涯中，1934到1947年，幾乎是空白。如果不是胡適因周汝昌發現了《懋齋詩抄》而主動寫信給周，進而引發了胡、周之間的一系列通信，那麼胡適在這十幾年間的紅學史上，實在是太沉寂了——他幾乎忘記了由他開創的「新紅學」研究事業。加之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1946-1948年）的期間，國內也戰火四起，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誰還想的起（除了周汝昌先生這樣的專門研究者）胡適手裡有一部甲戌本呢？1949年4月，胡適又去了美國，開始了他一生最黯淡的歲月，他在紐約幾乎過著一種近乎流亡的寓公生活，甚至為了生計，他為了謀得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一個東方圖書部的負責人職位，都得不到絲毫的優待。在此種情況下，他又有什麼能力來主持翻印甲戌本呢？但是，處境的艱難，絲毫沒有減損他對保存史料和典籍的熱心。[22]因此，當1958年4月，胡適回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他就把包括影印甲戌本在內的很多大計劃都付諸實施了。
難道這些事實還不足以推翻那些所謂「胡適壟斷甲戌本，秘不示人」、「胡適說了假話」這些說法嗎？
二
胡適多次說過：「甲戌本在《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什麼劃時代的貢獻呢？最重要的，就是：「自從此本發現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什麼樣子（按，即後來說的「可以考見寫定之前的稿本狀況」）；自從此本發現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23]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探訪雪芹原書的真貌。
所謂「『原本』的標準」，也是胡適在研究了甲戌本以後定出來的。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中說：「《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註的。」1933年，胡適又指出：「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24]
自從《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之後，研紅學人才知道搜求《紅樓夢》舊抄本的重要，才知道按照胡適提出的上述「標準」搜求舊抄本。[25]1961年2月12日，胡適列出了已知道的各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子清單：
（一）乾隆甲戌（1754）脂硯齋鈔閱再評本（甲戌本），凡十六回。
（二）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己卯本），凡38回，是鈔配的。
（三）乾隆庚辰（1760）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庚辰本），凡77回有零。
（四）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戚本），凡80回。
（五）乾隆甲辰（1784）菊月夢覺主人序本（甲辰本），凡80回。[23]
胡適特別指出，上述前3種，「皆在雪芹生前」，後2種，則「在雪芹死後」。近年來，有研究者提出，真正意義上的「脂硯齋評本」，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3種。此種觀點，筆者頗認同。不過，所有的抄本，對研考紅書的成書過程、雪芹原書真貌，均有價值。這些抄本的發現，為人們研究《紅樓夢》的創作過程和版本源流，提供了物質基礎。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就對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到辛亥、壬子（一七九一、一七九二）的版本簡史做了梳理。然後，胡適說：
這是《紅樓夢》小說從十六回的如果沒有三十多年的甲戌本的出現，如果我們沒有認識《紅樓夢》原本或最早寫本的標準，如果沒有這三十多年陸續發現的各種「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紅樓夢》本子演變的真相這樣清楚吧？[23]
胡適逝世之後，又出現了許多新抄本：
（六）列寧格勒藏抄本，凡80回。
（七）南京圖書館藏戚序本，凡80回。
（八）舒元煒序本，存1至40回。
（九）鄭振鐸藏本，殘存23、24兩回。
（十）蒙古王府本，存120回。
（十一）夢稿本，存120回。
（十二）北師大藏本，凡80回。
另有所謂「靖本」，但此本已迷失，故不錄。1961年，胡適說：「在這二十多年裡，先後有出現了幾部『脂硯齋評本』，我的假設大致已得到證實了。」我們這裡能充分高感受到胡適在假設被證實後的喜悅。倘胡適泉下有知，在他身後又有那麼多抄本被發現，不知道又多高興呢？
三
下面，我將對「胡適的甲戌本研究」，加以平議。
本文第一部分，曾對胡適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給予高度評價。在這篇長達一萬七八千字的報告中，胡適根據「甲戌殘本」這一「新材料」（主要是此本上的脂批），提出了如下新觀點：
關於《紅樓夢》的著作時代，胡適據脂批提出「雪芹作此書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
關於曹雪芹去世的年月日，胡適據脂批提出「雪芹死於壬午除夕」。
關於脂硯齋，胡適提出：「評者脂硯齋是曹雪芹很親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記寧國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也許是曹 或曹頎的兒子。松齋似是他的表字，脂硯齋是他的別號。」
「脂本的文字勝於各本」。對此，胡適舉多例來說明。此外，胡適據脂批提出：秦可卿之死是「淫喪天香樓」；她的死與瑞珠有關係；天香樓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此段是脂硯齋勸雪芹刪去的。
胡適還首次研究了「甲戌本」獨有（其他本子皆無）的「凡例」，刻意強調三點：1、此書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系石頭所記之往來」。2、此書「只是著意於閨中」，「並非怨世罵時之書」。3、關於此書所記地點問題：雪芹寫的是北京，而他心裡要寫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實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學的背景。……賈妃本無其人，省親也無其事，大觀園也不過是雪芹的「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很顯然，胡適的這三條，依然是緊緊圍繞他和他的學生們提出、討論的「新紅學」的主要論點、論題。
胡適將「甲戌本」與「戚本」加以對校研究，提出：「脂本與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於一個有評的原本，但脂本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間接傳抄本」；「《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註的；最初的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餘或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的」；「高鶚的底本也出於那有評註的原本而已」；「脂本與戚本同出於一個有評註的原本，而戚本傳抄在後。但因為戚本傳抄在後，《紅樓夢》的底本已經過不少的修改了，故戚本有些地方與脂本不同。」由此，我們知道：早在1920年代，胡適就自覺地把不同的抄本（當時僅有的2種）聯繫起來加以研究了；1933年，胡適研究庚辰本時，又拿甲戌本與之對勘。而這種研究最有助於揭示不同抄本之間的內在聯繫。
最後，胡適據脂批，推測了雪芹未完之書的情節，實開後來所謂「紅樓夢探佚學」之先河。順便說一句，周汝昌先生提出「紅學」包括四大分支：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此說，頗遭詬病。這裡，我不想討論周說的是非得失，只想指出一點：周先生提出的這「四學」，都能從胡適那裡找到源頭。換言之，周氏之分法，正是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的產物。
是為胡適研究「甲戌本」的最初報告，有很多結論早已為學界所公認而成為定論。當然，也有的結論有待商榷，甚至胡適本人也在此後做了不少修正（如對「脂硯齋」是誰的問題）。
胡適較早研究「甲戌本」的文獻，除本篇外，還有一份。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中，有1頁文稿，題名「脂硯齋評本石頭記 四冊」，卷宗號147，分號3。看其內容，實系上文第一部分之梗概，故不再贅引。但因該檔案乃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及其它胡適文獻書從未公開發表者，故在此特意點出。
我們仔細研究這篇《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可以得到以下認識：
（一）胡適對甲戌本的研究，使「新紅學」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不僅表現在胡適根據脂批，提出了很多新觀點，如「雪芹作書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雪芹死於壬午除夕」等等；還表現在胡適對該本的研究，是緊緊圍繞「新紅學」的幾塊陣地（作者、版本、自敘說、雪芹原書真貌等）而展開的。如果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真存在一個「體系」的話（胡適在其治學生涯中，一直反對建立「體系」），應該說，通過對甲戌本的研究，這個「體系」更加完密了。
（二）胡適對甲戌本的研究，開所謂「脂學」之先河。自從胡適發現了甲戌本並對其加以研究之後，紅學研究就進展到重視脂本並重視運用脂評的時代，「新紅學」也因此發生了一次飛躍。此點早已為前輩紅學家所指出。這裡，我要想說的是，在「脂學」研究方面，胡適又一次扮演了「開山祖師」的角色。時下圍繞脂硯齋、脂批的研究，幾乎所有的論題，均已在胡適的這篇最初的報告里提出來了。如「脂硯齋是誰」，根據脂批推論曹雪芹的卒年、《紅樓夢》的成書過程等等。綜觀今日的「脂學」研究，又有哪些問題不是胡適提出來的呢？因此，研究「脂學」，無論如何是無法繞過胡適的。
（三）胡適對甲戌本的研究，再一次體現了胡適在開創「新紅學」之先，就反覆表白的要用「科學的治學方法」研究《紅樓夢》這一基本訴求。從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說，胡適讀《紅樓夢》及其他舊小說的考證，都不過是他提倡的「科學的治學方法」的舉例而已。「科學的治學方法」要求，凡立一說，須遵循「尋找證據、尊重證據、並由證據導出結論」這樣的步驟；當有新證據出現證明自己提出的假設不成立時，要勇於糾正。胡適的「雪芹作書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的結論，是依脂批「至甲戌鈔閱再評，仍用《石頭記》」這條新證據提出來的。而「雪芹死於壬午除夕」的結論，則是根據「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這條新證據，對他自己先前考出的「雪芹死於乾隆甲申」說法的修正。當然，令胡適欣喜異常的是，甲戌本也為他先前提出的一些觀點提供了新證據。如，涉及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脂批，就為其《紅樓夢》是「作者自敘」、「寫曹家事」的觀點提供了新旁證，而使他進一步認為：「自敘說」更是「顛撲不破的了」。正因為「新紅學」具有「無徵不信」的科學品質，因而在其後的近百年時間裡不停地散發出無窮的魅力，引領著眾多的研究者亦步亦趨地跟著胡適走，至今仍不絕如縷。
1928年以後，胡適對甲戌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60年前後。他反覆強調以下幾個觀點：
（一）甲戌本在《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亦即本文第二部分所論述者。
（二）甲戌本是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
（三）曹雪芹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樣子。這就修改了他在1928年研究報告里說的「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只有四十回」這一觀點。
對於胡適晚年的觀點，筆者是頗認同的。當然，也有不同意見，如有的研究者不同意「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的說法。這裡，不想再展開申論了，只強調一點，不管你是否同意胡適的觀點，你都不能否認：胡適推動了甲戌本和《紅樓夢》版本學的研究。
注釋：
[1]此函現存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中，卷號1530，分號1.
[2]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載《新月》1928年第1期。
[3]《魯迅研究資料》1984年第9輯。
[4]按，胡致周函在1947年12月7日，周復胡函在1948年3月18日。
[5]耿雲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6]7月25日，周汝昌復函胡適：「隨函附呈拙文《跋脂本》一小冊，原是為給趙萬里先生寫的，預備在《民國日報·圖書》刊上發表後，再寄給先生。昨接斐雲先生書（與大札同時到），謂該刊即將停出，故無法刊登。我現在直接寄給先生，請求指正，並希設法介紹他報刊登。……」10月23日，周汝昌又致函胡適：「……跋脂本文經先生提議去累贅而存異文，原來覺得一些意見因此被刪，不免有姑惜之意，現在想來，那些意見主要我是寫給先生看的，先生既經過眼而大致同意了，所以存不存毫無關係。先生前信所說欲費些工夫替我刪為一短潔可看的小文，先生若有此空閒，有此興致時，千祈仍照原函所說一作，至幸至盼！……」（據耿雲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M].合肥：黃山書社，1994.）
[7]周汝昌先生在《平生一面舊城東》一文中說：
這部書，今日人人皆知，乃是連城之璧、無價之珍，(1980年美國的紅學大會上才公開露面，大家驚為奇珍異寶；聽說攜至會上的保險費即高達數萬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見之珍本，我說了一句話，就慷慨地捎給了我--而且，從此以後，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個不深知的青年學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還有第二例。
[8]由此，我們知道：7月20日，胡適曾致函周汝昌。按，1948年胡、周信函往還頗多。周致胡函共9通，除3月18日函在天津《民國日報》發表外，其餘8通均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胡致周函共6通，現存周汝昌先生先生處，迄今仍未發表。因此，胡適在給周函中說了什麼，我們仍不得而知。
[9]研究成果主要有二：將對脂硯齋及其批語的研究寫進了奠定周先生紅學地位的《紅樓夢新證》一書，又在《燕京學報》上發表專題論文一篇。
[10]據耿雲志先生統計，這批檔案中有胡適文稿958件，他人文稿1898件，胡適書信約600通。其家屬的信件亦近600通，他人致胡適的書信，約10，000餘通。胡適日記，包括記事錄，來往書信登錄簿等計43冊。公私文件近1000件，總共所藏資料15，000餘件。
[11]胡適看了《紅樓夢新證》後，除了高度讚揚該書外，多次說過這麼一段話：
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里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你試看他的《新證》頁三——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我的敦誠《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裡。他雖不明說向我道謝，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硯齋》本是我借給他的，由他兄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間止存我的原本和他們兄弟的影抄本，這個影抄本，他在書里從不敢提起，大概沒有別人見過或用過。
[12]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13]按，此影印本於次年即重版；1975年胡適紀念館三版。此本還有多種翻版本，1962年6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台灣1961年5月版複製（線裝，一函，四冊），書後有俞平伯寫的《後記》；197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據中華版再翻（線裝，一函，四冊），書名、版框、開本、裝禎，都沒有改動。惟書前多一「出版說明」，書後刪卻俞平伯的《後記》。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平裝本。
附記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複製版「說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本，通稱乾隆甲戌脂評本，是研究紅樓夢的重要資料。其原鈔本於解放前為胡適所竊據，去年五月，台灣據以影印出版。因此書局為我國學術界研究所需，我所特加以複製，去盡胡適塗抹痕跡，個別缺字，間加移補，按原裝分為四冊，俾恢復其本來面目。
按，在1950年代的大陸學界，類似於上述「說明」中提到的「為胡適所竊據」等有意的或無意的歪曲，是司空見慣的。如一粟編《紅樓夢書錄》在著錄甲戌本時，這樣寫道：「此本劉銓福舊藏。……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胡適在《跋紅樓夢書錄》一文中予以更正道：「這是無意的誤解或有心的歪曲我說的『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一句話。」（胡適：《胡適手稿》（第9集中冊），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年。）
[14]周汝昌：《〈紅樓夢〉版本常談》，載南京師院中文系編：《紅樓夢版本論叢》，1976年。
[15]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16]張國光：《論胡適考證紅樓夢並創立「自敘傳」說的歷史性貢獻》，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17]《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3期。
[18]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載《胡適文存》（1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226頁。
[20]按，胡適本來不想離開上海。1929年8月，周作人曾致函胡適，苦勸其離滬赴平；因為此時胡適在上海的處境已很艱難。但胡適復函稱，不想回平，原因有三：怕「搬窮」；習慣了上海物質設備較高的生活；不想連累北大。但最終，胡適還是於次年被迫離開上海。胡適離滬返平之黯淡情形，可參考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98-102頁。
[21]胡適：《胡適的日記》(第8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96頁。
[22]可參考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69-397頁。
[23]《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61年。
[24]胡適：《胡適選集》（考據分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
[25]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說：
這八冊抄本（按，指庚辰本）是徐星署先生的舊藏書，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這部書。後來因為我宣傳了脂硯齋甲戌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一類的抄本。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叔魯就向我談及他的一位親戚家裡有一部脂硯齋評本《紅樓夢》。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我才見到那八冊書。
此文最初發表於《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又收入拙著《胡適與紅學》（中國書店，2006年）